王跃文：只写自己爱写的小说， 不赶别的热闹
我家老宅门口是山间平地,尚算开阔；四周却是群峰耸峙，山高涧深。乡下人独自走山路，或在山间劳作，寂寞了，大喊几声，回声随山起落。此即喊山应。 我的文学写作，何尝不是喊山应呢？文学是寂寞的人做的寂寞的事。透过我的文字回声，或许能看出人世的模样。——王跃文
近日，作家王跃文最新作品随笔集《喊山应》由湖南文艺出版社推出。
文集内容呈现出作家文学之路与人生轨迹的交叠。在“我的文学原乡”这一部分中，王跃文由故乡溆浦的历史文化、风物人情及家族亲人故事着笔，力求探寻出其人生经历与文学创作之间的关系；“我的文学创作”则回顾了他多部作品的创作过程，以及他在作品创作、出版前后的心路历程；在“我的文学检讨”中，王跃文有针对性地阐释了自己对小说创作的理解，审视得失。
从长篇小说《国画》到《大清相国》，从《漫水》到《爱历元年》，31年来，王跃文不断走出创作的“舒适区”，题材横跨官场、历史、都市、乡村等不同领域。每到一个新的领域，就有人说王跃文在转型。王跃文则表示，他从来不承认自己有所谓的转型，“这只能说明我创作题材多样。但是，写作的过程，也是作家成长的过程。”
现实主义从来都是文学的主流
羊城晚报：《喊山应》中第一部分就是“我的文学原乡”。
王跃文：人是走不出自己的故乡和童年的。我自小生活在乡下，民间习俗、生活习惯、俚言俗语以及耳闻目睹的人和事，都深深刻在脑海里。童年记忆以及童年形成的观念，顽固地影响着我成年之后对世界的看法。我越往岁月深处走，越依恋自己的故乡。
但是，我小时候向往的却是外面的世界。溆水河从我们村子不远处流过，我望着顺河而下的帆船或木排，无比羡慕那些随着河水走向远方的人。现在则完全相反，我时刻想回到故乡去。
羊城晚报：您说《喊山应》是在“检讨文学与人生”，为什么会用“检讨”？
王跃文：“检讨”一词，往往只让人想到“检讨书”了。生活伤害了汉语的丰富性。我这里用的是“检讨”一词还具有的“总结分析和研究”的意思。
当然，书中也有对自己创作得失的思考和反省，算是人们通常讲的“检讨”吧。我从事文学创作三十多年，也该到“检讨”一下的时候了。这不是最后的总结，我仍在创作之中。
羊城晚报：有人将该书称为一位“顽固”的现实主义作家的自白，“顽固”该如何理解？
王跃文：所谓的“顽固”，大概是说我坚持现实主义创作理念不放弃吧。我关注现实，关注人生，不为假相所惑，不写虚假的文字。我的文学阅读和思考不排斥任何流派和思潮，但也从不在某些概念里打转转。我只写自己爱写的小说，不赶别的热闹。其实，我看到好多赶热闹的作家最后也选择了回归。
现实主义从来都是文学的主流，一万年以后都是如此。只不过，不同时代的现实主义有不同的变化。如果仅从学术层面谈论的话，任何现实都能被现实主义文学穿透。
生活只是素材，虚构提炼真实
羊城晚报：读您的作品一个很大的感受就是“好看”，让人欲罢不能。为何您会把故事放在文学创作的第一位？
王跃文：不论写什么样的文章，首先要写得好看。不好看，写它干什么呢？读它干什么呢？讲好故事是让小说好看的基本条件，所以我看重小说讲故事的水平。
当然，也有不怎么讲故事、或故事性不强的好小说，但它自有别的东西吸引读者。我的中篇小说《漫水》故事性就很不强，但喜欢这部小说的读者也很多，因为这部小说塑造的人物、营造的氛围以及小说语言，都有可取之处。
羊城晚报：现在网络类型文学也非常注重讲故事，用紧张的情节吸引读者，您“讲故事”的方式与网络文学有区别吗？
王跃文：我对网络文学不熟悉，无权评论。但是，不论小说或影视，仅仅依靠紧张的情节，甚至离奇的悬念吸引读者，不是高明的艺术手法。紧张的情节或悬念，只能让作品完成一次性消费。很多经典小说、经典电影，故事人人都知道，情节或悬念已基本不再起作用了，但为什么读者和观众会反复欣赏呢？因为经典作品有深沉和恒久的艺术力量。
羊城晚报：您为什么会不停尝试不同的题材，有什么力量推动您的书写？
王跃文：在不同的时候我所关注的、思考的问题不一样，这些观察和思考某一个点会触动我，就产生了写作的灵感，不是出于什么理性的规划。
像我写《大清相国》，其实是因为一个偶然的机会接触到历史人物——陈廷敬，通过对他的材料书籍的了解，包括一些研究，对这个中国传统意义上的知识分子非常敬重，也很认同读书人的那种人品、学养，为人、为官之道。
我的小说不管是写现实生活，还是写历史题材，都不主张简单的暴露，我主要还是描述日常状态下某一个场域里面的人和事。
一切生活的真实的人和故事都只能是素材，作家应该注重虚构能力。虚构力不强的小说家，不是好小说家。虚构不等于虚假，虚构的真实有时候可能比客观还要真实，因为它是通过作家观察思考以后提炼出来的，更接近本质上的真实。
参悟生活，但不存在妥协
羊城晚报：您的很多作品都是围绕权力场展开的，这跟您的创作有什么关系？
王跃文：我写了大量反应现实生活的小说，同自己的工作和生活经历有关。我们生活在一个高度组织化的社会，任何形式的“组织”都同社会各个方面有着密切的关系，关乎所有人的生活。
羊城晚报：读您早期的作品会感到一点受压抑、格格不入的状态，这种状态现在还有吗，或者说随着年龄的增长逐渐融入甚至妥协了？
王跃文：这种内心描述是我三十多岁的时候，当时的工作环境同文学创作冲突很大。自四十多岁以后，我进入相对自由的职业写作阶段，身心都比较放松。我现在除了担负必要的职务责任，就是读书和写作。我的创作是有原则的，对生活的理解也许会随着年龄增长而有所改变，会有参悟、通达或圆融，但不存在妥协。
羊城晚报：您现在生活中是什么状态，会比较宅吗？
王跃文：其实我生活中也就是过着平凡日子的人，跟你家隔壁大爷一样。上班就早出晚归，不上班就喜欢待在家里，但跟朋友出去玩也很热闹。
我对自己的要求有两个，一个是永远不会去跳广场舞，另一个就是永远不会参加夕阳红的旅游团。当然我也很喜欢老朋友，但是我不太愿意长时间跟自己的同龄人待在一起，因为这种相互之间默契的影响太可怕了（笑）。
文学关乎理想，但功用不可过分高估
羊城晚报：您曾强调自己从未转型，一直在成长。在书写不同题材的时候，您是否有一以贯之的文学理念？
王跃文：写不同题材的作品，也许会在文字特色、叙事腔调等方面有不同的风格，这些都是进入创作状态之后自然生发的。像鲁迅先生说文艺是国民精神所发的火光，同时也是引导国民精神的前途的灯火，这是他对整个文艺的定义。在我看来，文学是人类观察和思考社会、生活、人生的一种方法，这就是我所讲的文学理念。
羊城晚报：您说文学创作关乎理想，但同时又说创作“最多只是出于作家的本能”，这是否矛盾？
王跃文：我的说法并不矛盾。文学关乎理想，但对文学的功用不可过分高估。正如《中庸》所言，“极高明而道中庸”，再高明的理想也是需要通过切合实际的路径去抵达。借由文学表达自我也是同样的道理，作家最忌满嘴宏旨却无像样的作品，作家到底要靠作品说话。
羊城晚报：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研究员李建军曾评价，王跃文的文化性格里颇有“楚狂”之遗风，但您作品中的主人公大多性格隐忍、内敛，似乎与“狂士”相去甚远。
王跃文：李建军先生是位学养和学风都极好的文学评论家，他的文章都是说真话的。我是个外柔内刚的人，同人相处很温和，但内心有原则和底限。说不上我小说中哪些人物有自己的影子，但从作品或人物身上体现出的价值观，则往往会流露作家自己的内心。
羊城晚报：可以展开谈谈关于创作得失的思考和反省吗？
王跃文：如果说“得”，那就是对文学保持虔诚、敬畏，然后真诚地写作，这既是一个写作态度，同时也是一种艺术上的要求，甚至可以说是一种方法。
我认为这就是我的最重要的“得”。还有就是吸取我们中国传统文学的养料，让我的作品充分展示中国文学之美、汉语言之美，在这个方面我是有追求的。
如果说要有什么是做得不够的话，那就是新的手法的探索方面，在这方面可能我还做得不够，接下来可能会尝试新的探索。
受访者简介：
王跃文
湖南溆浦人，1962年生，现任湖南省作家协会主席，著有长篇小说《国画》《大清相国》《苍黄》等。中篇小说《漫水》曾获鲁迅文学奖。2015年以《爱历元年》入选“花地文学榜”年度长篇小说。
来源：羊城晚报 | 孙磊张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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