炮制编剧：“别署我的名字”
作者：南方周末横店影视城内几位正在候场的演员。2011年之后，随着现象级古装剧的出现，古装剧开始受市场追捧，热度持续多年。 （视觉中国/图）
2015年，做了两年海报设计工作的高阳来到北京一家影视公司做编剧。最初两年，他从零开始学习写剧本。四年后，他已是参与过十几部网络电影的编剧，混出了“身价”——从最早只能接到200万左右投资的网络电影，逐渐上涨到500万，现在低于500万投资的网络电影已入不了他的眼。
在现在的他看来，出品人是比编剧更有诱惑力的身份——对于一部成本几百万元的网络电影来说，编剧仅能拿到成本1%的剧本费，但出品人的收益却是编剧的几倍。
高阳学会了评估项目的“卖相”：“如果现在有一部冒险和动作类的来找我，我会接，如果是武侠古装类，我就不接了，武侠的肯定不卖钱。”
也是2015年，当时33岁的职业编剧沙泽住进了北京上康城公寓，这是北京几个有名的剧组的建组基地之一，临近影视公司，为了便于交流与定时催稿，很多编剧都被安排住在那里。“也许你楼上住着张纪中，楼上的楼上是兰晓龙，邻居都是一些编剧，但也没有太多联系。”
沙泽在上康城一住就是两年，他认为这是人生最蹉跎的两年：项目搁浅、水平提升缓慢、制片人约束多——他们甚至会对剧本提出诸如“为什么先迈左腿，而不迈右腿”的质疑。从上康城公寓搬出三年后，2020年，署着他的名字的电视剧在央视上映。
但沙泽认为，剧本正变得越来越不受重视。“2013年-2016年，所谓的IP改编已经出来了，对编剧这行有一定的摧毁性。”那些没有经过真正训练的编剧没法真正提高创作技巧，“这样的编剧之后只能写行活，无法写一些比较大的东西，技术差、语言也差，也缺乏对生活的理解。”
“他们的东西就是接活，跟创作没有什么关系，稍微有中文表达能力的人受过训练都可以去做。”入行十年的樊城对南方周末记者说。
樊城长期为一些剧本提供修改意见。“我看过很多剧本，但没有看到过一部好的本子，最好的情况就是有几部可以拍出来的。”
樊城在当下编剧圈的所见所闻远超出他的预期。编剧们在一起聊的最多是：“谁认识我，哪个组的套路是什么样，哪个给我投资了，我手头现在有什么项目。聊这些还觉得很光荣。”
“编剧应该有不下于二流小说家的讲故事的能力，有把这种能力用视听化的方式编译阐述的能力。”樊城告诉南方周末记者，“编剧从业人数变多了，不好的方面更加普及化了，但是好的创作标准，除了某些工业流程以外，没有其他萌芽，还没有冒头。”
云合数据显示，2020年第一季度全网剧集有效播放1457亿，同比增长9%，网络剧有效播放达522亿，同比增长了58%。
樊城把当下的编剧市场形容为五年一次的汰旧换新：新人学会了所谓的“接活”，并不明白编剧行业的本质是什么，一些人被收割干净了才恍然大悟，下一波人继续带着憧憬进来。
2019年7月，两位95后演员正在拍摄网剧。 （视觉中国/图）
“这么多年怎么连一部代表作都没有？”
网剧编剧宋菲菲回忆，2015年-2016年是整个影视行情的高峰期。“那个时候立项目，只要拿一份几千字的大纲，甚至几百字的创意就可能立项了。甲方喜欢新手，不管你写没写过剧本，他们都愿意；你剧本多烂，都可能有人要。”
《2019中国网络视频精品报告》显示，2015年-2016年，网络电影的数量从680部增长到2463部，2018年下降至1526部，头部网络电影预算则从30万元一路涨至千万元；网络剧数量从2014年205部，上涨至2016年349部。网络视频市场在2015年之后，开始走上了快车道。
黄星从2014年开始给一些抗日神剧做编剧，他参与的电视剧项目基本都中途夭折，后来就转向了网剧，在接到一部玄幻剧之后，他逐渐有了名气。“那两年整个影视行业有非常多的热钱，钱可能比项目还要多。”
黄星的老师毕业于中央戏剧学院，与很多知名编剧是同班同学，“那时候出来，我老师这样的都只能给人打打下手，因为能写剧本的只有王朔、刘震云这样的，全国一年就拍那么点东西，他们就够写了。现在各种类型的剧这么多，中文系出来的有文学修养的就够用了。”
委托创作是当下编剧最为常见的工作方式——接受投资方和制作方的委托，改编IP剧本或根据项目方要求撰写特定类型的剧本。
樊城认识的一位编剧公司老板，雇佣了近二十个95后，专门做编剧外包，给拍网络电影和网剧的公司写剧本。
高阳告诉南方周末记者：“现在的网剧编剧大部分都是90后年轻人。”
左飞毕业于河北一所高校的中文系，最初在北京一家网剧公司做文学策划，工作之一是筛选IP，评估哪些网络作品可以孵化，报备给公司后，再由公司买下、请员工编剧。这家公司有很多编剧工作室，承接各种类型的网剧编剧业务。
后来，左飞到一家小型编剧公司做坐班编剧。“你的老板可能是制片方，可能是大编剧，也有可能是一个完全不懂编剧的外行人。”左飞告诉南方周末记者，“80%的项目都会黄掉，40%的项目你连基本的维权都做不到。”
左飞常常在写完十几集剧本后，被老板告知项目不做了，必须转向另一个项目，他甚至从没见过剧本合同。
那些项目可能在任何阶段黄掉。“如果五个项目里能成一个，那就是很幸运的事情了。”黄星对南方周末记者说。
2019年4月，左飞认识了一位制片人，对方给他画了一张“大饼”，提出要与他合伙做一部剧。半年里，左飞三易大纲，写了十几集剧本，最终与对方不欢而散。“合同不签，定金不给，六个月一点收入也没有”。
“署名对甲方的老板来说其实不重要，给谁都是给，但是甲方一些没有参与编剧的人有时会要求署名，他们常常利用署名的作品再去外面忽悠别的公司接项目，再把这个项目转包给别人，做中间商赚钱。”宋菲菲对南方周末记者说。
网剧编剧蒋莎告诉南方周末记者，新人编剧没有太多主动权，总会抱着试一试的想法。“即使他可能是来套你的稿，也会去试一试，写一个分集，或者大纲，给他先看一下，但是大多数就没影了。”
“一些人没有办法理解，这么多年怎么连一部代表作都没有？他们去豆瓣搜你的东西，一个也没有搜到。”蒋莎对南方周末记者说，“大多数编剧做了很多年，根本就没有代表作。”
“这跟创作有什么关系？”
在蒋莎看来，市面上的网剧基本都在60分以下。“同样的60分，为什么找你来做？可能是因为你价格便宜，另外就是你有圈子资源。”
“编剧圈讲的最多的就是人脉。混圈子也很辛苦，各种吃吃喝喝，很辛苦。”樊城告诉南方周末记者。
科班出身的编剧更容易接触到项目，老师、师兄师姐等都可以为其介绍资源，代价是成为他们的“枪手”。
宋菲菲一开始就是给师兄师姐做“枪手”。“甲方愿意给或者师兄师姐愿意给署名，其实我可以要，但是如果他们说这是你的第一个项目，只给你钱就行了，有的人可能会去争，但是对我来说，给我机会就行”。
大四时，宋菲菲参加过一个剧本比赛，发现编剧圈不外乎北电、中戏、中传、上戏几所院校出来的人，后来她去其中一所读了研究生，算是进圈了。“科班毕业也不一定能让你做编剧，你要有独立接活的能力，可是谁给你介绍呢？那就是你的能力了。”
蒋莎之前在互联网公司工作，2019年，她到北京电影学院读了半年的全日制编剧进修班，算正式拜了北影的“码头”，开始接触北影的编剧资源。和她一起进修的同学，很多也准备转行做编剧，提前来拜码头。
在朋友的推荐下，蒋莎到业内一家较大的影视公司面试，第一眼就看到前台摆放着硕大的财神爷和供品。
一位师兄告诉蒋莎，他曾被通知参加一个剧本交流会，发现剧本交流会竟在一个满是制片方和美女的KTV中进行。“这跟创作有什么关系？”师兄最终转拍起了纪录片。
但一些新人编剧仍愿意以很低的待遇“窝”在知名编剧工作室里，通过放弃作品署名权来接触更为优质的项目资源。“有些制片人会直接问你，你想要钱还是想要名？”左飞向南方周末记者透露。
“只要认识人就能写，不管写成什么样，周期短、要求也不高。如果你再把它外包出去，只要找到下线，一年可以做10个项目。”黄星告诉南方周末记者。
2019年，积累了一定资源的高阳从公司离职成了自由编剧。一年里，高阳一半时间用来写剧本，一半时间用来聊合作、谈项目。
以往每年，高阳会接触七八个项目，最后选定两三个，但是今年只有两三个找来，没什么机会可以挑。“外人总觉得我们赚很多，实际上一年能稳定接两三个项目，拿十几万二十几万就已经不错了，除非你突然有一部能成名，但这个几率太低了。”
新人编剧的日子更为艰难。左飞写一集的价格在两万元左右，为了保证速度，一部二十多集的剧集由2-3个人承担。但随着影视项目缩减，从2019年年底开始，他每一集的价格降到了1.5万元，而现在已经变成了打包价——2万元写完所有的剧集。
左飞认识的一些老编剧也被迫开始转行。其中一位曾经写一集赚10万块的编剧，在发现自己的价格降到1万元仍然没有项目可接，只能无奈转去做电商带货。
“内容产品经理”
两年前，黄星接触过一部IP玄幻剧，原来的网文有接近六百万字，需要做成50集的网剧。“作者50万字写了一个套路，出现了一批人，再写50万字，人物没有成长，又换成了新一批人，大量功能性雷同的角色，能用的东西大概只有20万字，你删掉这些书粉又不满意，而且你要面临各种限制，自由度能有小说作者的十分之一就不错了。”
黄星告诉南方周末记者：“现在85%的剧本都是IP剧改编的。”如果不是由稍有名气的编剧改编，老板和制片方很可能同时找几个编剧研读原内容，然后货比三家，挑选最满意的一份。
黄星透露，80%导演根本没有看过原著。“他们没时间看小说，就看看剧本，听别人讲一下小说，在头脑中建立体系，这是武侠的一个变种，就用这个思想来指导整个玄幻的创作。”
高阳改编过一部盗墓题材的网文，出品人和监制一致对他说：“原来的IP作品很烂，你连看都不用看，重新写。”最终剧本只使用了网文中的角色名字，其他的故事情节都是重写的。
宋菲菲参与过的IP改编，几乎都会将原著小说的故事情节全部丢弃，只保留男女主角的名字。“IP是可以做数据的，这本小说发了，不管有多烂，我都可以做出数据来去给投资方看。”
一部网络电影的剧本通常在两万字左右，但是制片人最初的要求可能只有一两句话，剩下的便交给编剧。但是在剧本交付后，会有制片人看过之后，撂下一句：“不好看，需要改。”
左飞说：“不好看就是唯一的意见。但他们想象的东西实际上是写不出来的，各种美好的场景又没有钱来实现，怎么写？”还有人甚至提出诸如“五彩斑斓的黑”“友情、爱情、亲情都要杂糅在一起”的意见。左飞感到无奈：这到底让我写什么？
“制片人核心制、导演核心制、演员核心制，但你听说过编剧核心制吗？当然没有了。”樊城介绍，最惨的是跟组编剧，拍多少天就要跟多少天，一旦遇到问题，就被要求在一夜之间把剧本改出来。
黄星遇到过拍戏时，演员的戏服还没有制作出来，导演跑来问他：“就算演员不出现，能把台词也说完吗？”
黄星渐渐明白，编剧应该跟准每部剧有最大话语权的人，判断谁的话最有分量。但话语权并不固定，还会发生转移。
“比方说造一辆汽车，编剧可能是轮胎，轮胎和发动机哪个重要呢？谁掏的第一桶金，或者说谁能扎来钱，谁就是发动机。”樊城对南方周末记者说。
最初，黄星也难以接受，被要求多了，逐渐习惯了如今的规则：拍出成品是第一位，质量永远是第二位，即使再强调质量。“反正拍成这样也能卖掉，何必要把它做得那么细呢？”
从事喜剧编剧的刘茜茜在成长为“成熟”的编剧后，也分清了这其中的区别：“当合同越来越多，找你写的人越来越多，你得分辨哪一些是用来挣钱的，哪些是让自己有提升和跨越的，当然后面这种一般比较少。”
“编剧已经变成了内容产品经理。”黄星对南方周末记者感叹，“什么样的人适合当编剧？能在一个局里把所有关系都处得其乐融融的。我见到一些编剧，人家提了个意见，然后直接就甩脸子了，这样怎么行呢？”
“市场需要什么，我就写什么”
樊城告诉南方周末记者，“快”和“乐”的编剧是当下最受市场欢迎的。
他与网剧宣发公司的人打交道，公司负责宣发的人开玩笑说，网大（注：网络电影）的受众叫“三保人员”——保安、保姆、保洁。“所以它们的创作有固定的套路，我们讲故事是讲铺垫，讲一定规律的一定程度的起承转合，它们不是，它们就是爆，爆完了继续爆，全都爆就好了。”
在宋菲菲看来，传统电视剧的骨架很扎实，而网剧则完全依靠吸引人的片段，“比如忽略一点点的故事逻辑，但更需要细节。一集里面精华可能只有那么一两段，整体走向都可以忽略。”
成熟的网大编剧两个月就可以交付一个剧本，“商业片的剧本都是有固定结构的，结构定了，剩下的就是往里面填充东西，没有那么难。就像摄影师会开机和换镜头一样，所有的网络电影都是商业片。”高阳对南方周末记者说。
他对比过豆瓣上两部院线影片，一部评分9分，另一部只有3.1分。他认为它们的框架和网络电影是一样的。“商业片的节奏都很对，决定片子好不好的不是节奏，而是里面填充的内容。”
高阳告诉南方周末记者，迎合市场的网络电影的类型也在不断变化：“一开始是古装、奇幻和爱情，后来变成了怪兽、灾难片，跟着市场走，市场需要什么，我就写什么。编剧要把控这个剧本好不好卖钱、能不能卖钱。”
当下，网剧受众的主力是16-24岁的女性，甜宠剧正受到市场的青睐。左飞分析：“这类剧剧本要求不高，制作周期也非常短，两个月就能拍完整部剧。”
“甜宠剧的同质化程度很高，男主是霸道总裁，女主是傻白甜。由于当下观众喜欢更主动性的女性，傻白甜也随之变得更优秀、更叛逆。剧本有微创新就好，比如女主是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继承人。”左飞说。
宋菲菲接了五年的言情剧。她并不爱言情剧，为了工作，只能不停地看，刻意地往言情套路上靠拢。“言情剧的限制最小。你就知道这是为了撒糖而撒糖，我也能写这种桥段，反正就是为了糊弄。”
《2018中国网络视听发展研究报告》显示，2018年上线的1030部网络电影，96.2%的影片选择了独播，付费影片占比达到了78.4%。
黄星编剧的十几部网络电影都获得了几百万元到上千万元不等的收益。他如此解释网剧/网大编剧在产业中的角色：编剧是最初写菜谱的人；投资方是开饭店的人，可以决定是否把特级酱油换成二级酱油、新鲜肉换成过期肉，再把食材拿到导演手里；导演是厨师，负责做出这道菜。“作为写菜谱的编剧，他在交出菜谱那一刻，已经与其他任何事情无关了。”
在高阳看来，剧组开机时，编剧的使命也就完成了。“网大编剧没有任何话语权，电影最后呈现出来的能达到原剧本的一半效果就不错了，既然都没呈现我想的东西，我又怎么去计较最后的评分？”
“有时候，我都想给这些网剧打低分。”左飞对南方周末记者坦言。
宋菲菲的一些编剧朋友甚至会放弃署名。“别署我的名字，随便起一个名字就好。”
（应受访者要求，高阳、沙泽、樊城、宋菲菲、黄星、左飞、蒋莎、刘茜茜为化名）
南方周末记者 张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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