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代新媒介文学，我们到底应不应该去肯定？
跨学科融合思维拓展第四弹！！随着学科边界的逐渐模糊，跨学科交叉研究越来越成为人文社科类学科研究问题的重要思路。所谓跨学科研究，即融合两个及两个以上的学科知识理论与研究方法构建一整个研究框架，来解决单一学科的理论与实践无法解决的问题。近年来国内新闻传播学学科体系发展逐渐成熟，多学科交汇融合已是大势所趋。
所以，平时看论文专著整理文献不要仅局限于一个领域，多在其他相关学科中寻找新的视角，会让你柳暗花明又一村哦~~
今天，让我们一起来讨论一下新媒介文学~~
引言
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的“新媒介”，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的“新文学”。
媒介之于文学，不仅是一种传播的载体，也是文学构成的一部分。文化思潮的演变均与媒介的变迁密切相关，传播媒介的物理性变化，改变了当代文学的创作格局、创作方式与传播路径，以及作家与读者的审美情感、文学作品的功能与作用等亦随之发生转变。由此构成了文学活动五要素：作家、世界、作品、媒介、读者。
经过这四十多年的努力，不可否认，中国当代文学取得了很大的进展，至少在诗歌、中篇小说、长篇小说、文学批评等方面的成就已不亚于现代文学，甚至超过了现代文学，这应该是不难判断的事实。
不过，中国当代文学与前面的古代文学，近现代文学相比，还是显得太过“年轻”，更何况发展至今仅有二十余载的“新媒介文学”。但凡没有经过较长时间淘洗、过滤的文化现象，共识总是很难形成，争议乃至价值分裂都是必然的。
中国自古以来就有“文德敬恕”的写作传统，不喜欢满口柴胡气、一开口就见到喉咙的刻薄文风，觉得那样少了敦厚温和之气，但这样的传统“五四”以后就被打破了。“五四”以来的许多文艺论争，都是用词极端、充满意气的，夹杂着人身攻击的论战也不在少数。很多人抱怨现在的文风要么过于温吞，要么戾气很大，各种不满意。其实让不同的人选择不同的说话方式，是再正常不过的文艺生态。试图让每一个人都怒目圆睁、见佛杀佛，或者让每一个人都细细思想、慢慢道来，都不现实。因此，要在如此混杂、喧闹的中国当代文学现场里做出清晰的判断，并不容易。
展开全文 所以，肯定当代文学，也需要勇气！
付费阅读与免费阅读：
算法技术下
中国网络文学场域的奠定与重塑
在新媒介带来的文学新变中，中国网络文学在近20余年高速成长，其生产机制、社区文化、文学样态、评价标准等皆自成一体。网络不仅是网络文学的传播渠道，更是其生产空间。因此，网络文学的起源其实简单明确：有网络的地方自然有网络文学，就像有水土的地方自然有植物。
从上期近代文学新闻业中我们可以发现，文学发展逐渐走向商业化实在不是什么新鲜的事情。中国网络文学亦是如此。在众多商业模式中，最后只有付费阅读制度成功了。在几家探索付费阅读制度的网站中，只有起点中文网的VIP付费阅读模式成功了。起点中文网不断丰富发展了这一模式，从而形成一套完整的生产机制 ：VIP付费阅读制度、网络职业作家体系、用户主导的作品推荐与激励机制，打造出了“起点模式”，奠定了中国网络文学的基本形态。
但是，自 2018 年起，免费阅读平台开始涌现。它以广告费为营利手段，以去中心为作品推介原则，呈现出与以往付费文学网站截然不同的技术理念和文学场逻辑。
免费阅读平台依靠广告营收而非读者付费获利，读者在此不必支付金钱，而是花费时间观看广告用以换取网文内容。在网络文学的生产与流通过程中，付费网站与免费平台都承担着内容分发的职能。只是付费网站的内容分发仰赖书库系统，特别是书库系统中的榜单功能，而免费阅读平台依靠的则是推荐算法。
算法是计算机领域术语，其实质是设问求解，运行的逻辑是一切事物均可赋值计算。近年来，推荐算法在人们的日常生活中越发普及，它与以往截然不同的内容分发逻辑屡屡得到关注与讨论，算法一词逐渐走出专业领域，开始进入大众视野。但这也使很多人将算法等同于推荐算法，以致于在许多场景中忽视了算法的存在。
算法其实由来已久，互联网世界中所有能为人的感官所捕捉的信息，无论文字、图片、影像还是声音全都只是“表象”，它们都建立在算法之上。如果没有算法，它们也就无从存在，前文所提到的付费阅读网站及其书库系统当然也不例外。
而推荐算法只是算法的一种，它基于大量行为数据对人的偏好进行推算，继而将最有可能吸引用户的内容呈现其面前，比如许多网站与应用都包含的“猜你喜欢”功能，就是它在互联网世界表层较为常见的形态之一。
目前，推荐算法多是内容推荐和协同推荐的组合。基于内容的推荐，是从用户浏览过的内容出发，向其推送与此内容具有相似性的其他内容；基于协同的推荐，是为用户寻找与他浏览过相近内容的其他用户，向其推送这类用户感兴趣的其他内容。总而言之，推荐算法主导下的内容分发，是以充分满足用户需求为第一要义的。
让我们回到网络文学。在厘清什么是推荐算法之后，付费阅读网站与免费阅读平台在运转秩序上的差异就已非常明显了——这根本就是其各自算法逻辑间的差异。
书库系统建立的初衷，是为当时的网文爱好者们提供一个既能方便作者自由创作，也能帮助读者便利阅读的专属平台，也就是要借助网络媒介的即时性达成“零距离”的内容分发，这是书库系统算法背后价值观中网络性的一面。但在前网络时代的背景下，网文爱好者们进行文学活动的习惯和对于网站或应用在使用推荐算法为用户推送内容时对文学活动的想象，又都来自、并且也只有可能来自印刷文明笼罩下的文学场的模式。在他们的认知当中，当所有数据被程序收集要进行处理的时候，将它们汇总成榜单，成为公共的、绝对的序列完全是毋庸置疑的选择。
从付费文学网站到免费阅读平台，无论在网络文学的哪个时代，读者来此阅读生产，来此倾注自己的注意力与创造力，都在以爱欲劳动对抗着资本主义的异化逻辑。他们寻找着“更少的异化”，却也承受到“更多的剥削”。网络文学场域的奠定与重塑，正是作为资本的互联网和反资本的互联网不断拉锯的缩影与结果。
“赘婿文”与“多宝文”
网文中一对儿有意思的镜像关系
随着网络文学免费阅读模式兴起，一类被称为“赘婿文”的男频免费小说于 2020 年陡然火热。
赘婿文，也叫女婿文。一般来说，其主要内容是入赘豪门的“贫贱女婿”饱受冷眼，某日意外获得“金手指”后乍然发迹，一次又一次证明或展示自己的能力，让那些轻视他的人被“打脸”，让歧视他的娘家人颜面扫地，得以“重振雄风”。
追根溯源，将赘婿形象作为男主角的网络小说可以定位到 2011 年的历史穿越类作品《赘婿》（愤怒的香蕉，起点中文网）。男主角穿越到架空的武朝，发现自己成为一个叫宁毅的穷书生，按照长辈订立的婚约入赘到了富商苏家。作者愤怒的香蕉具有敏锐的类型自觉性，不仅最先在网络文学里设定了贫穷男主角入赘富家的开场情节，还直接给出“赘婿”一词作为概括定名，并由此奠定了其最重要的爽感来源：入赘的男主角在关键时刻决定或拯救娘家的命运。愤怒的香蕉的这部作品得到了很高的评价，被认为打通了“网络小说与中国古典小说和五四‘新文学’以来的现代小说之分野，堪称历史类网文的集大成”。确实，它与如今的赘婿文差距甚大。但从《赘婿》到赘婿文的演变过程中，老白文与小白文同出一源的贯通感还是得以呈现。
赘婿文确实使用了“传统网文”中少见的快感模式。升级模式的失效、“打脸”的实质化与爱恨交加的家庭叙事，使赘婿文在男频网络小说中兴盛一时，症候式地折射出其主要受众对家庭的纠结心态。此外，赘婿文的情节高度趋同，生产过程流水线化明显，数量庞大且单一文本可分析性低，把网络文学工业生产的特征推到极致。
“多宝文”，又称“一胎多宝文”，起源于“总裁文”，是在网络文学免费阅读模式下兴起的一类女频小说。小说中，女主角大多意外与男主角发生一夜情，独自生下多胞胎。数年后，多胞胎成长为多个天才儿童，为女主角排忧解难，并在其与男主角重逢后推动两人相爱。“多宝文”女主角诞下多胞胎的设定，在爱情故事外着重描写女主角作为母亲与孩子的互动。不同于一般文学叙事中的母子关系，“多宝文”强调的是孩子对母亲的宠爱。这种想象性的母子关系一方面反映了女频读者群体的变化，即大量中年已婚女性经由免费阅读成为网文读者；另一方面也反映出当前社会，女性对婚姻关系、爱情神话的普遍失望。
这类小说语言浅白，情节单一，却依托免费阅读平台吸引了庞大的读者群。以《一胎六宝，爸比好厉害》为例，小说连载仅 29 万字时，平台详情页中已显示“83.6 万人正在阅读，32550 人点评”。多宝文短时间内井喷式生产，番茄小说“女生”频道下大量出现以“一胎多宝”命名的小说。不少文学网站直接重点征稿“多宝文”，如咪咕阅读发布的征稿通知中就写道：“男频主要方向：战神文，女婿文，医生文等；女频主要方向：多宝文，总裁文，马甲文等。”
免费阅读市场下的类型淘洗，将多宝文“淘”出了水面。这一讯息自然立即传入网文作者圈。“一胎多宝”的猎奇设定中隐含着以生育能力衡量女性价值的观念，并且有意或无意地忽视了生育对女性身体可能造成的伤害，因而毫不意外地迅速引起了一批较精英女作者的反感。以李歆批评多宝文“三观不正”的微博为起始，多宝文在一片骂声中进入大众视野。
网络作者李歆微博：
群里在讨论说现在女频流行“一胎 X 宝”文，把男频赘婿党都给踩下去了。其实我觉得两者结合的话，可以理解赘婿们为什么要那么拼命上进了，不努力都养不起这一胎胎的崽子。#三观是个什么东西#
有意味的是，在这场一边倒的骂战中，女频“多宝文”是与在男频免费阅读中大热的“赘婿文”并举的，男看赘婿，女看多宝，已然成为免费阅读模式的两大标签。将“多宝妈”和“上进赘婿”拼凑成一个家庭，无疑是批评者的戏谑之言，但两类小说确实存在某种镜像关系：一方面，多宝文与赘婿文都强调主人公的家庭身份，且多宝文中的母子关系、赘婿文中赘婿与丈母娘的关系，都是同一家庭中长辈与晚辈间的关系；另一方面，两类作品中的主角都是“攀高枝婚姻”中社会地位较低的一方。但两者仍有不同：赘婿文的读者群体是比较明确的。这类作品大多以上门女婿在岳母家的压抑生活作为故事起点，并在后文中反复书写这种压抑，这被认为是小说对现实生活的夸张再现，吸引了一批“进入婚姻中的”“沉默中年男性”读者。相反，多宝文的女主角少有“前史”，一出场便生下多胞胎 , 并凭此一路顺风顺水，小说中也很难找到与“现实”有强对应关系的情节。笼罩在“三观不正”责难下的多宝文受众也因此显得面目模糊。
中国文学的精神危机：
新媒介语境下作家身份异化
“作家”作为一种身份象征，一直以来都占据着思想和道德的高地，充当着人们精神的“启蒙者”和社会“代言人”的角色，具有极大的文化权威和影响力。
然而，资本和新媒介力量正逐步渗透到文学生产机制内部，构建了新的动态空间，呈现出不同于传统文学的场域特点。人们传统的价值体系、审美诉求和精神走向也发生了结构性变迁，当代作家表面上似乎拥有了更多自由选择的机会，他们的写作姿态呈现出一种异样的文化景观和叙事空间，作家这一身份也因此遭遇到前所未有的危机和普遍质疑。“文学的终结”“知识分子失语症”和“众生喧哗”之类的议论也成为学界热衷讨论的话题。在新媒介的强势话语下，传统精英性的“唯审美”开始向世俗庸常的“泛审美”偏离，前者关注审美与艺术的超验性内涵，以具有终极关怀意义和神性思考层面的经典文化为审美对象，后者强调审美的日常性和经验性。
作家在“唯审美”的高雅美学信仰和“泛审美”的大众文化表达之间左右为难，创作灵性被压抑和扭曲，最终成为被异化的存在。与此同时，当下更多个体可以用“作家”这一身份进行文学创作，“作家”似乎已经成为不再需要争取的身份。一些传统作家在电影、电视和网络游戏等的利益导向下开始寻求生存路径，进行“触电”写作。在视觉文化成为文学生存的基本语境下，人们的阅读习惯由“语言主导型”转向“图像主导型”。作家“触电”成为一道文学景观，产生了“影视同期书”现象( 即作家先创作剧本，再把剧本改写成小说，然后把小说和拍成的影视作品同时推向市场) ，他们按照影视文化模式进行小说创作，强行加入戏剧化的情节，以直观性和表意的浅白性娱乐大众。
这种审时度势的影视转向进一步加剧了作家身份的异化，动摇了传统阅读中创造性和想象力这两个基石。作家身份外延的扩大以及作家身份符号的大面积膨胀可以说是被新媒介征服的结果，这对知识分子而言是一种背叛。他们的作品不再是人们关注的对象，形而上的价值追求被速食的、片段的大众文化取代。在这样一个被漠视的背景下，作家们身份的异化外显为“祛魅”过程，即“去精英化”过程，笼罩在这个神秘群体身上的光环渐渐失去艳丽的色彩。新媒介语境突破了传统媒介的话语壁垒，在新的叙事空间中确立了自己的话语霸权，强势夺取了作家的创作阵地。在新媒介与市场的融合中，文学商品化现象愈加严重，部分作家在“畅销”和“点击量”两根大棒的指挥下进行创作，助推了以受众为中心的文学场域。这种倾向“以利益化祛除了文学的本真的审美意蕴，通过炒作等商业手段完成了自身价值的增值，片面追求利益的最大化导致了作家主体性的衰退”。
此时，作家身份的异化实质上体现为作家身份的消解，作家身份这一范畴被逐步淡化、遮蔽、腐蚀，并以娱乐身份的姿态展现。文学作品作为一种讲故事的艺术逐渐衰退，商业炒作模式被运用到对文学事件的呈现中。可以说，“当代中国作家，正在总体性地非知识分子化，在非知识分子化的同时，是总体性地走向工匠化”。
这种重复性的工业化写作进一步溶蚀了作家身份，对文学性的摒弃、对市场的追逐以及肤浅的欲望化叙事等都加速了人文精神滑落的风险，这具体表现在作家精神格局上的局限性。随着文学语境的变化，写作不再是单纯的个人面对自我、内心和世界的勘探，各种热闹、喧嚣都在影响作家，也在重新塑造作家们的文学观念。而国内文学活动繁多，国际交流也越来越频密，以至于各种层面的交流被视为评价作品的重要参考。这些年，作家们过度强调文学交流、文学翻译之后，有所忽略文学的另一种本质——写作的非交流性。
事实上，许多伟大的文学作品，都不是交流的产物，恰恰相反，它们是在作家个体的沉思、冥想中产生的。曹雪芹写作《红楼梦》时，能和谁交流？日本《源氏物语》的诞生是交流的产物吗？很显然，这些作品的出现，并未受益于所谓的国际交流或多民族文化融合，它们表达的更多是作家个体的发现。正因为文学有不可交流的封闭性的一面，文学才有秘密，才迷人，才有内在的一面。这就是本雅明所说的，小说诞生于“孤独的个人”。“孤独的个人”是伟大作品的基础。现在一些中国作家的写作问题，不是交流不够，恰恰是因为缺乏“孤独的个人”，缺少有深度的内面。有些作家一年有好几个月在国外从事各种文学交流，作品却越写越不好，原因正是作品中不再有那个强大的“孤独的个人”。
其实在现实生活中，有一些重大问题急需作家用心灵来回答：关于活着的意义，关于生命的自由，关于人性的真相，关于生之喜悦与死之悲哀，关于人类的命运与出路，等等。但是在当下中国作家的笔下，很少看到有关这些问题的深度追索。许多人的写作，只是满足于对生活现象的表层抚摩，普遍缺乏和现实、存在深入辩论的能力。这可能是中国当代文学急需面对的精神危机。
文学本是灵魂的事业，应该执着于对人性复杂性、精神可能性的探讨，如果不在这些方面努力和跋涉，写作就很难说是真正意义上的精神事务。今日的中国文学，在新媒介语境下，重构作家身份与恢复文学精神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独特的写作姿态、精神意义上的写作雄心可能会把文学引向更为广阔的天地，文学也会焕发出更加异彩纷呈的生命力。
人工智能文学：
一场暂时脱离“商业逻辑”的文学实验
1961 年，沈从文在《抽象的抒情》中曾预见：“文学艺术创造的工艺过程，有它的一般性，能用社会强大力量控制，甚至于到另一时能用电子计算机产生”。果不其然，近年来，人工智能技术在文学领域的应用催生了“人工智能文学”，人工智能系统生产出量化的“作品榜单”。
时至今日，“人工智能文学”还只是一种试探性的实践形态。由人工智能生成的文本与人类文艺创作的产物还存在很大差异，其价值来源、判断标准乃至评价对象也不断变化。价值上的不明确使“人工智能文学”面临概念上的诸多争议，无法得到正名。对此，考察“人工智能文学”的实践特征与发展逻辑在理论探究面前显得尤为重要。
2018年，当微软互联网工程院推出话题性“诗集”《阳光失了玻璃窗》时，文学批评者即便破解了技术人员编造出的“少女诗人”形象，在文本背后“存在程序运作”的认识，也已无法给予批评者足够的批判力度———过去，程序运作意味着刻板、机械的词语堆砌，而“小冰”却可以根据人们给出的图片，产生出“文从字顺”、内容多样的“诗歌”。究竟应当如何看待这部“诗集”，成为人们争论的焦点。
无独有偶，2019 年一个名为“AI 地下城”( AI Dungeon) 的文本交互游戏也成为话题之作。它不仅用新技术复现了20 世纪90 年代“电子小说”的“超文本”实验，也摆脱了有限的模板和桥段限制。程序在与玩家的往复交互中，“编写”出各种类型的“冒险故事”。
这两个案例表明，与过往符号主义路径相适应的、针对模板和规则的批评策略，已不适用于当前新型人工智能技术产生出的文本。新技术条件下的新型“人工智能文学”，要求一种新的看待方式。
而在与这些新型“人工智能文学”的交互中，人们可以在一定程度上确认文学实验的色彩。无论是“小冰”还是“AI 地下城”，它们用生成文本的方式促使人们反思现代诗或冒险小说的边界，乃至反思“文学”这一观念。机器生成的文本等待着恰当的文学阐释，以成为新的“文学”观念的论据。这意味着，“人工智能文学”已经从最初为技术可能性作证的文本实验，经过技术路径与艺术主张短暂的互证闭环，转而成为实验文本，将技术为文学可能性作证的前景呈现在人们面前。
那么问题来了：机器能够思维吗？
图灵在《计算机器与智能》开篇就明确回应了这一问题。他认为，“智能”缺乏明确的定义，应当被代之以“模仿游戏”: 评判者和机器相互隔离，通过电传打字机进行“交谈”，如果评判者能够认为与之交谈的是一个正常的人，“智能”也就达成了。这就是后人所说的“图灵测试”。
在图灵之后，“机器思维”问题一再随技术发展被改写。在斯特雷奇看来，这一问题可以被改写：人们能够编写“思维”的程序吗？
所以问题重心还是落到了“人”上，而不是机器。“小冰”的幕后团队就是以“情感陪伴”和“人工智能创造”为目标，向“机器思维”注入知识和推理以外的要素。但没有发生根本性改变的是，程序产生的文本一直被认为是“机器思维”或“智能”的重要体现：“产生充满新意、令人惊异、具有价值的想法或作品，是人类智慧的巅峰，也是类人型通用人工智能的必要条件。”
让我们品读以下“小冰”的诗句：
这是一个诗人的教堂上
太阳向西方走去我被抛弃
可信的蛇会做云层鱼的声音
听不见声音的天气
若近是语言文字的艺术为自然的国人
待从我的心灵
幸福的人生的逼迫
这就是人类生活的意义
——小冰 《幸福的人生的逼迫》
我们可以从“小冰”的语言风格和吟咏内容中，辨识出现代诗的鲜明特征，这些“诗句”并不产生自先在的规则和模板，甚而有时让人难以找到明确的沿袭对象。换言之，新型“人工智能文学”中，反复进行的文本生成虽然还是依靠程序的运作，却展现出与机械性重复迥异的面貌。要理解这些由程序生成的“诗歌”文本，人们也不必思量“小冰”是否可以，或应当被看作现代诗人的合格“模仿者”———它是否具有“主体性”、是否在从事“模仿”，对于把握其文本生成过程的意义而言都是无关项，人们关心的是这些文本的体裁特征和语言风格。
所以，名副其实的“人工智能”只能是在行动中得到认可的“智能”，社会文化的观念与之相辅相成。作为施行者，人工智能系统不会取消或代替创作与编排演绎，也称不上将人“取而代之”。
但是“人工智能文学”的历史使我们恰恰在相反的方面看到，艺术所“拯救”的与其说是未有技术之时的心灵，不如说是技术作为人的“类本质”力量的原来面目: 在艺术所开辟出的情境中，技术临时的、局部的，与特定应用紧密结合的情境相关性得到了充分的突出，从而让它至少暂时地脱离商业逻辑，成为人类群体进行表达的一种方式。
尾声：
“新媒介文学”实则“语言的胜利”
所以，当代的新媒介文学我们应不应该去肯定？
回答：应该。
时间不会静止，“新媒介”会变成“旧媒介”，“当代”也会变成“历史”。假若五十年后，或者一百年后，我们在来回顾、研究这一阶段的中国文学，也不可能认为这几十年的文学写作都是过渡性的、没价值的吧。当代新媒介文学的最大价值，在于它在某种意义上再造了中国文学的语言制度。
让我们再回顾一下历史。中国文学一直有比较成熟的、规范的语言制度，很早的时候，语言制度就对应一种文明制度确立下来。语言的制度化对文学的发展有利有弊。一方面，它使得文学语言变得规范、成熟；另一方面，也成为一种约束、镣铐。比如，格律诗作为中国语言制度的典范，成就很高，但过度规范也是对语言的窒息。当语言高度格律化、制度化之后，诗也就容易走到“假诗世界”，不改不行了。“五四”的功绩之一就是对这种成熟到近乎腐朽的语言制度的颠覆。从格律诗到自由的、彻底的长短句，这是对固有的语言制度的反叛，对一种自由的、个人的声音的重新召唤。20 世纪 70 年代末发生的中国文学，可谓也是对之前“十七年”文学这一僵化的语言制度的反抗，让各种个人的声音有了重新发声的机会。随后的朦胧诗，伤痕文学，先锋文学，女性文学，网络文学，等等，一路下来，都是越来越强调自我、个人的声音。
新的文学现象的发生，代表着文学语言制度的再造。文学又有了更多自由表达的空间，也获得了语言意义上的新生。放眼望去，当代媒介里的中国文学，有主旋律的、有弘扬传统文化的、有先锋的、有现实主义的、有网络的、有市场化的，汇聚于一炉，每个人都可以找到自己发力、施展的空间，这种驳杂与丰富，其实就是语言的胜利。我们不可能再回到旧有的腔调中说话和写作了，更不可能用一种统一的语言来覆盖所有写作了。新的语言必然承载新的价值、新的观念，而这种巨大的思想转变，就是由媒介环境变迁、当代文学变革带来的。
其实，我们当代的文学并不是仅限于与一部分写作者和研究者相关的学科，而应是所有文学人所共享的精神场域。但凡有所担当的写作和研究，无论它从哪个角度切入世界，最后通向的，肯定是“现在”。你对“现在”的态度，会决定你取何种立场思考。意识到了“现在”的绵延之于一个人的重要意义，人类才得以更好地理解在历史的某个特定时刻自己是什么。
最后，盲目肯定固然不可取，但一味地否定也不是正途，还是要理性、客观地从研究对象身上多加学习，才能对研究对象发展现状提出更具价值的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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