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明书商的“流量密码”：什么样的小说最畅销？
研究文学史的学者通常认为，唐代的“传奇”和明清的白话小说，构成了中国小说史的两大高峰。但如果把这两个高峰上的小说家都列出来，会发现两个作者群明显不同。
唐代的小说家，和诗人或散文家的重合度很高；明清写小说的和吟诗作文的，则很大程度上是两个不同的圈子。代表唐代散文最高水平的韩愈、柳宗元，都写过小说性质的作品。如《莺莺传》这样优秀的传奇作品，它的作者元稹也是有名的诗人。甚至，陈寅恪先生一直强调，中唐传奇的盛世是韩愈的那个搞古文运动的朋友圈，和白居易、元稹搞新乐府运动的朋友圈一手打造出来的。
明清的情况则很不同。大诗人、大文豪多半不写小说，小说家的诗文水平往往不怎么样。当然也有例外，如纪晓岚这样的人会写《阅微草堂笔记》。但正像钱锺书说的，例外的存在正是因为一般：《三国演义》《水浒传》里的许多诗简直不能以诗的标准来衡量，何况多半也不是作者自己写的。“红楼粉”当然会追捧林妹妹的诗，但如果不是和人物命运结合起来，作为BGM有效果加成，《葬花吟》其实也就那么回事。
黛玉葬花。来源/电视剧《红楼梦》截图
从出身门第来讲，唐代的小说家比起明清高出一大截。
唐代小说家多出身世家大姓，参加过科举考试，很多中过进士。进入仕途后，混得好的如张说、元稹、牛僧孺等人，甚至做到了宰相级别，就算官做得不大，担任的也是很有声望的官职。
明清小说家则是落魄文人居多。《三国演义》《水浒传》《西游记》《金瓶梅》这所谓的明代“四大奇书”，作者是什么人都说不清楚。冯梦龙、凌濛初、蒲松龄们，家庭背景都只能算中产，在残酷的考场竞争中做了失败者。吴敬梓、曹雪芹倒是出身好，但本人都不是官场人士。无论他们的命运是不是政治黑暗、社会不公造成的，照世俗的眼光来看，他们的有生之年的确是不如意。
当然，上面这两个区别某种意义上说是一回事，因为有名的诗文大家，往往都有不错的社会身份。稳拿（winner）作诗文，卢瑟（loser）写小说，这是明清常态化的分工。身为比较成功的人士写小说，往往要先承认自己无聊，表示这事只是消遣，总之是有点不好意思。 明朝社会的读者
为什么会出现上述不同，或者说，明朝社会为什么造就不一样的“小说”？
首先是明清社会的识字率，比唐代高不少。唐代科举考试还不成熟，很大程度上仍是一个门阀士族内部的选拔机制，对社会中下层的影响力也比较小。宋代以后，科举考试的滚雪球效应越来越突出。
一旦走上读书这条不归路，人生的选择实在就不多了：如果不能考中，许多人也不甘心回到躬耕务农的生活中去。前现代社会的职业选择又不是那么丰富，那么这个只考取最低一级功名、甚至秀才也没捞到的落榜生，很可能会选择成为一个教书先生，培养更多的读书人。
清代私塾下课画面。来源/网络
当然，也有很多人学习并不为考试，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定合同、记账目也促成很多人愿意去识字，甚至读点书。中国古代的识字率，全世界范围内长期是领先的。
从明代，更准确说是从明代中后期开始，社会上产生了一个有阅读能力、但并不因此有多高社会地位的阶层，毫无疑问，这个阶层才是白话小说消费的主力军。
第二，印刷术开始普遍应用于书籍出版。唐代雕版印刷虽然已经出现，但并不普及，而且主要印刷和宗教有关的文字和图画。要想复制文学作品，大体还是靠抄写，这就决定了书价非常高。
宋代印刷术开始普及，但还是走的较为精品化的路线，这项技术在商品经济中的价值还没有发挥到最大。一直到明代后期发生了根本变化。
河南省中国文字博物馆清代木雕版。摄影/秋影随风，来源/图虫创意
生活在16世纪的学者唐顺之发现，自己生活在一个文字信息爆炸的时代，身份卑微的人，去世时也要有一份墓志铭，稍有富贵名望的读书人，则会刻一部自己的诗文集。唐顺之敏锐地察觉到，这种现象不但上古三代的黄金盛世没有，汉唐也没有。不过，唐顺之不喜欢自己生活的时代才出现的新现象，他讥讽说：搞墓志铭、诗文集的人，其实根本不能保留多久，真要是长久保留了，那天下岂不是难以承载？
但不管他喜欢不喜欢，原本被认为不值得、不应该、不必要写下来的白话小说，被大量印刷出版了。
为了赚钱刊行的“小说”
《三国演义》和《水浒传》这两部杰作，已经以抄本形式流传百年，这个时代终于有了最早的刊本。再然后，《西游记》和《金瓶梅》的作者是谁固然难以断定，但这两部书，显然都是成书之后不久就雕版印行的。还有大量的白话小说，显然是为刊行才创作出来的。
明代书价虽然比唐代便宜多了，但比起今天还是很贵。一部《封神演义》价值二两，大概相当于七品的翰林院编修的小半个月工资，八品的国子监博士的半个月工资。
所以，明朝人想读小说，更多的租书看，购买还是有些困难。这个判断虽然没法做出统计来，但明人笔记中还是有不少支持材料。比如有书坊老板说：最喜欢的就是读书人记性不好，读过的书过几天又来借；又有正人君子嫌弃小说败坏人心，找书坊老板想把书买来烧掉，老板回应说：租书我的利润生生不息，我才不卖呢。
《三国演义》《水浒传》《西游记》《金瓶梅》被称为明代四大奇书，不是只是因为它们代表着明代长篇小说的最高水平，也因为他们代表着四种不同的小说类型。《三国演义》是历史演义，《水浒传》是英雄传奇，《西游记》是神魔小说，《金瓶梅》是世情小说。
《三国演义》《水浒传》《西游记》《金瓶梅》号称是明代四大奇书。来源/网络
从市场论，这四部都很成功，但从作品的价值论，在社会地位较高的文人眼里，它们不在一个档次上。
如谢肇淛《五杂组》里有一段议论，给章回小说划分等级：
第一档：《水浒传》显然拥有了凌驾在其他小说之上的地位，所谓“如《水浒传》无论已”，显然就是在谢肇淛那个圈子里，《水浒传》好已经是共识了。这里没提《金瓶梅》，但谢肇淛在别的地方高度评价过，他还有借了朋友的《金瓶梅》不还的黑料，《金瓶梅》也可以列入这一档。
第二档：《西游记》《华光传》等，它们好在哪里，需要说一说。谢肇淛评价《西游记》的文章，是研究《西游记》的人至今经常引用的。按照今天的看法，《华光传》（《南游记》）相当一般，但在谢肇淛看来，此书比《三国演义》也要强一些。
第三档：包括《三国演义》在内的一系列历史小说，谁喜欢《三国演义》谁没文化。
谢肇淛《五杂组》书影。来源/网络
为什么《三国演义》最低，简单解释，小说作者的社会地位是卑微的，不了解帝王将相，写下来的自然不像。同样，不了解帝王将相的读者，可能读历史小说觉得有一种高级感，但谢肇淛这种级别的人一眼就看出“假”。
为什么《水浒传》不上档次
不光《三国演义》，另外几部奇书描写的上流社会也不大行。比如《水浒传》中林冲的职务问题，所谓“八十万禁军教头”只是很卑微的身份，为什么读者却总觉得林冲是有身份的人呢？不怪读者，因为《水浒传》的作者就是这么理解的。
按照小说描写，林冲的收入显然不低，工作也很清闲，林冲买了口宝刀，心理活动甚至于是这样的：林冲把这口刀翻来覆去看了一回，道：
“端的好把刀！高太尉府中有一口宝刀，胡乱不肯教人看。我几番借看，不肯将出来。今日我也买了这口好刀，慢慢和他比试。”
林冲买刀。来源/电视剧《水浒传》片段
他跟高俅这种高层领导有直接往来，还能开口借领导家里的宝贝，领导不同意还憋着和领导较劲，情商确实有点低，但这身份还低得了吗？
梁山征辽国时有个细节：朝廷特差御前八十万禁军枪棒教头，正受郑州团练使，姓王，双名文斌，此人文武双全，将带京师一万余人，押运衣袄五十万领，前赴军前交割。历史知识太多，读《水浒传》反而是一个障碍。
《金瓶梅》也一样，如写到西门庆派家人给蔡京送礼，蔡京见到礼物后的反应是：
如何不喜，便道：“这礼物决不好受的，你还将回去。”慌的来保等在下叩头，说道：“小的主人西门庆，没甚孝意，些小微物，进献老爷赏人。”太师道：“既是如此，令左右收了。”……太师又向来保说道：“累次承你主人费心，无物可伸，如何是好？你主人身上可有甚官役？”
堂堂当朝太师，眼皮子真浅。显然，作者大概没接触过比府县官员更大的官，只好凭想象胡写。所以，传说《金瓶梅》的作者是王世贞，即使没有其他证据，也是绝不可信的。弇州山人是簪缨子弟，高级官员，再怎么也不会写出个这样的太师来。
影视剧中的蔡京。来源/电视剧《水浒传》截图
不过和《三国演义》不同，写社会上层内容，在《水浒传》《金瓶梅》中只占很小的比例，一旦写到自己熟悉的游民、市侩、胥吏、商贾、淫妇这些社会中下层的人物，小说作者立刻展示出自己观察世界的敏锐眼光了。 世情小说的一源三流
《水浒传》《西游记》对现实世界里的城市与乡村生活有很精彩的描写。和写政治、军事时的外行形成鲜明对照的是，《水浒传》一旦写到县一级行政机构的运作，就精通得使人觉得他本来就是干这个的。《西游记》则正如鲁迅所说的“神魔皆有人情，精魅亦通世故”，当然，都是市民生活的人情世故。
《金瓶梅》则是第一部以普通人的现实生活为描写对象的长篇小说，所以在文学史上有特别重要的意义。有学者概括，它是一源而三流，又衍生出三种小说类型：才子佳人小说、艳情小说和人情小说。
才子佳人多半是写书生与小姐的恋情。严格说来，这类小说和《金瓶梅》关系不大。西门庆并非才子，潘金莲、李瓶儿也不同于一般所谓的佳人。这类小说，从唐传奇那边传承下来，但通常说来水平还不如唐传奇。毕竟，唐传奇的作者是真才子，主人公可能以某个真才子为原型（如《霍小玉》传的主人公是李益是大历十才子之一），都比明清写才子佳人的小文人高太多。当然，玛丽苏、杰克苏深受市场欢迎，倒没什么古今之别，虽然仍然是晚明小说的一大宗。
连环画《霍小玉》封面。来源/网络
艳情小说则是专注于肉欲描写。《金瓶梅》的淫书之名太盛，其实，书中的淫秽描写并不算很多，且不少是为塑造人物性格服务的。人民文学出版社1985年面向社会公开出版的《金瓶梅》洁本，删了19174字，有些《水浒传》和《金瓶梅》一模一样的内容，《金瓶梅》删了，而《水浒传》里却保留着。到2000年版，仅删4300字。一部八十万字的大书，这实在算不得是多大比重。 突破禁忌成了“流量密码”
不过，此后的晚明以及清代的艳情小说，倒真称得上色情描写泛滥。这当然和社会风气有关。晚明是很放纵的，从皇帝到士林往往不以谈论性为羞耻，相反，对房中术表现了极大的兴趣。巫术思维配上粗糙的医药知识，使人们迷信各种奇奇怪怪的药方，以至于李时珍作《本草纲目》时，不得不努力辟谣，有些药方流传至今，居然仍有人深信不疑。
这些内容，在小说里都有体现。鲁迅对这类小说的评价是：“著意所写，专在性交，又越常情，如有狂疾。”
从文化比较的方面看，这种风气和欧洲文艺复兴时期的潮流颇有遥相呼应之感。薄伽丘《十日谈》讲述私通故事时的那种欢快语气，就像是西门庆在对伯爵吹嘘自己和潘金莲、武大郎的关系。《十日谈》喜欢讲传教士们的淫荡行为，丢些“把魔鬼关进地狱”的段子出来，正如晚明小说也喜欢说和尚、道士的荤段子，甚至把寺院、道观描绘成了淫窟。
薄伽丘《十日谈》。来源/网络
人情小说，指能够从更广泛意义上展示社会、风俗画卷的作品。
《金瓶梅》能够被视为一部文学上的杰作（不少研究者认为要给古代白话长篇小说排名的话，可以是坐二望一），主要因为这方面的成就。
或许，政治幻想、升官发财、男欢女爱、突破禁忌是晚明时代的“流量密码”，毕竟一本书2两银子，值得书商们挖空心思，琢磨如何卖或租给更多人。
本文来源：国家人文历史 ，作者：刘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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