年损失最高达数亿码洋 图书反盗维权为何这么难？
“作为80后父亲，从小受盗版书的危害不小，最记忆犹新的便是上初中写作文时引用了一篇某作文大全的文章，这篇作文直接成为老师的反面教材，在课堂上圈出很多错别字和语句不通的典型案例，在那之前我一直把那本作文书籍当作至宝、学习作文的明灯，可从那天之后我才意识到盗版书的危害不单单只是书本质量的问题。有了孩子，我为孩子选择书本的时候也很慎重……”落款为“一名自小被盗版书毒害的父亲”的读者，买到疑似盗版的《故宫里的大怪兽》后，向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相关负责人寻求鉴定，并附信讲述了自己小时候遭遇盗版书的事件。“店铺里的产品链接是正版图书，价格也在正常区间，但销量几乎没有或很少。询问客服时，客服给出了价格更低的盗版产品链接……”有读者向人民文学出版社负责打击盗版工作的人员，讲述了自己遇到线上店铺“套娃”销售盗版书的情况。
“在某购物平台或直播平台购买到盗版书，想沟通验证或投诉，却发现找不到链接或早已下架……”“在某聚集许多图书分享类KOL的平台，发现KOL用的书是盗版……”“在某电商平台下单，发现快递发货的是另一平台店铺……”处理这样的读者投诉和鉴定申请，是出版机构专职或兼职打盗人员的日常工作。“几乎每周，我们部门工作人员都会接到3~5位读者来电反映怀疑买到盗版书。”人民教育出版社有限公司版权与对外交流合作部主管邹子凡告诉记者。目前，“野火烧不尽”的图书盗版侵权现象仍是困扰出版机构的一大难题。并且，伴随图书销售渠道多元化趋势而来的，是盗版侵权现象复杂性升级，出版机构打盗维权难度加码。
出版机构“背锅”，读者长期受害
劣质油墨有害身体健康，错漏内容影响阅读体验，影响正版图书市场和价格体系，给创作者造成损失影响创作积极性……无论是对于读者还是出版方，例举盗版侵权图书“几宗罪”，都不是难事。难的是，或难敌低价诱惑，或缺乏辨别能力，作为产品需求方的读者无法完全拒绝盗版；或缺乏维权成本，或缺乏打击魄力，作为产品生产和销售方的出版机构无法有效打击盗版。
而产品供需双方中间，是平台方对出版物销售的准入门槛设置和盗版侵权打击力度不一，以及经销商数量多、情况复杂，出版机构往往无法向读者推荐指定销售渠道。同时，随着印刷技术的进步，图书翻印盗印成本下降，而纸价、印刷工艺等成本增加却造成正版图书定价上涨，给图书盗版侵权滋生带来可乘之机。此外，盗版商以收单、发货、退货地址都不同的“狡兔三窟”模式销售盗版书，给维权工作带来难度。
目前，市面上常见的图书侵权盗版形式主要有以下几种：一是直接购买正版图书，采用劣质油墨或纸张翻印盗印，错漏百出，以低价为诱惑；二是采用相对较好的正版图书印刷制作工艺、纸张盗印，试图“以假乱真”；三是通过不正当途径获取并在互联网平台传播销售图书PDF文件、电子书、有声书等数字资源；四是以“影印版”为名，直接通过扫描打印销售复制版图书。五是通过内容、标题跟风、制作“高仿书”，或在无版权许可情况下策划、发行相关图书。
大众畅销书、童书、不同学科的教材教辅、工具书等，是图书盗版侵权的“重灾区”。甚至，盗版书出现速度、销售情况，成了判断图书畅销程度的“参考标准”。尴尬的是，出版机构正版图书的销售市场被盗版瓜分，还要替盗版“背锅”。据了解，出版机构每年因盗版侵权蒙受的损失，单体估算在几百万到数亿元码洋不等。例如，二十一世纪出版社集团因盗版侵权造成的年损失大约有3亿~5亿码洋。而长江文艺出版社、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世界图书出版广东有限公司等不同类型的出版社损失也在1000~5000万码洋不等。“曾经有种说法是，‘哈利·波特’正版卖出100册，盗版就也同时卖出100册。”据相关负责人介绍，“哈利·波特”、《红星照耀中国》等是人民文学出版社被盗版侵权严重的产品代表，目前已处理诸多相关盗版案例。
不可否认，还有很多读者并未充分认识到盗版书对身体、思想等不同程度的危害。在一些盗版书销售页面评论区，不少人因既能省钱又能获得相似、高仿产品而给予好评。然而，因阅读盗版童书导致甲醛中毒或接触其它有害健康元素，知识体系、思想认知被盗版图书传递的错误信息影响等都不是个例。盗版图书对读者尤其是少年儿童的伤害是长期持续的。
被动挨打or主动出击？
出版机构反盗维权难度升级
出版机构与图书侵权盗版行为的斗争由来已久。随着新兴媒体出现、图书销售渠道增加，出版机构面临的维权难度也不断升级。
一方面，生产、销售盗版侵权图书的线下书店、摊贩、复印店、印刷厂以及书商，遍布全国各地，屡禁不止；另一方面，图书销售线上渠道占比不断增加，盗版销售商利用电商平台的灵活性以及先购买后拿到产品的特点，销售盗版牟利。此外，直播平台等流量聚集地，为盗版销售扩大了覆盖面。与此同时，盗版图书生产、销售商的“流动作战”，销售平台的监管力度不足以及“避风港原则”的责任规避，诉讼维权的成本高、流程长……一系列因素，使得出版机构的打击盗版侵权工作面对重重难关，考验不断升级。
目前来看，多数出版机构对打击出版物盗版侵权工作，态度积极且坚决，在处理日常的读者投诉反馈的同时，主动出击开展摸底排查工作，采取一系列措施打击盗版侵权行为。也有一部分出版机构出于对安全、成本等多种因素的考虑，仍秉持中庸或消极态度，甚至只能“被动挨打”。
专人专职＆抱团取暖
打击盗版侵权非一日之功
近几年，一些出版机构对打击盗版侵权工作的重视程度明显提升。目前，对于盗版侵权，出版机构的维权路径主要有向平台举证投诉，向执法部门举报，借助法律手段开展诉讼等等。一些出版机构也逐步探索多种维权机制或形式。
一是设置打盗维权岗位或团队。据此次采访来看，目前出版机构的打盗维权工作归属情况主要分为几类：一是由营销发行部门相应销售渠道的负责人或团队，同时负责打盗维权工作，并与外聘律所开展合作。例如机械工业出版社。二是在总编室配备相应人员，负责相应工作并与法务合作。例如人文社。三是在营销销售部门设置兼职、专职人员或团队。例如，商务印书馆在营销中心下设维权科，目前总人数达7人。二十一世纪出版社集团、接力出版社等也都配备有专职人员。
二是将打盗维权与限价控价相结合、与经营工作相结合。相对低价的图书，往往大部分都是盗版产品。而在渠道多元化趋势下，控价限价成为出版社的重要课题。于是，接力社等机构将控价限价与打盗维权工作相结合来开展工作。例如，接力社自2021年开始加大限价打盗力度，2021年2月配备了限价打盗专员，执行《限价打盗方案》。一些出版社通过打击数字版权侵权行为、开展授权合作，将部分盗版销售商转为合作经销商，在打盗维权的过程中，增加出版社经营收入。
三是抱团取暖。借协会、联盟等形成合力，在联合打击盗版的同时，与平台方开展合作。例如，今年4月23日，京版十五社反盗版联盟与抖音电商合作的“防伪dou知道 好书正新知”栏目，正式在抖音平台上线。该栏目将与出版社联手，开展“新书好书，防伪鉴真”主题知识介绍，帮助读者有效甄别盗版图书。商务印书馆、人民教育出版社、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等八家出版社率先推出首期节目，分别从文字内容、装帧、印刷、价格等方面对正盗版图书进行对比。今年1月，京版十五社反盗版联盟与抖音电商在京签订图书正版保护合作备忘录，在品牌合作、维权绿色通道、主动防控、线下专案打击等方面展开深入合作。据悉，自2021年10月，商务印书馆被推选为“京版十五社反盗版联盟”（成员38家）新一届理事长单位，先后组织成员单位多次业务研讨，并赴阿里巴巴总部、抖音总部、首都版权协会召开“打盗维权治理”沟通会。此外，2016年，全国36家出版社曾发起“全国少儿出版反盗版联盟”。中国版权协会于2020年成立了文字版权工作委员会。
四是与相关部门加强沟通，与第三方知识产权公司、律所开展合作。目前，多数出版机构一方面加强与相关执法部门沟通合作，开展打盗工作。针对一些销量较大或销售金额较高的店铺，采取行政投诉+刑事侦查相结合的方式；另一方面，采取了与外部知识产权公司、律所开展合作的方式，加强打击盗版力度。一般来说，第三方公司承担“版权猎人”的角色，通过全平台搜索、追踪出版机构提供的线索，开展打击盗版的工作。出版社与第三方公司采取全风险代理的合作模式，出版社前期无需投入成本，后期就维权追回的赔偿与第三方公司分成。例如，目前主要业务集中在打击图书盗版上的北京索维斯知识产权代理有限公司，已与包括多家京版十五社反盗版联盟单位在内的30余家出版机构开展合作。据悉，该公司会通过重点品种搜索、购买样书、往各地派遣市场调查员、由律师开展诉讼等形式，进行维权工作。
五是通过探索防盗防伪技术应用，减少甚至防止盗版。近日，人文社推出的《国家宝藏》官方授权图书，采用了区块链一书一码防盗版技术。长江文艺社为王涛译本的《红星照耀中国》也配备了一书一码。除了防伪码，目前应用较多的图书防盗防伪技术还包括商标申请、镭射防伪处理、暗记水印设置以及在印刷时使用专色、专有纸张或使用击凸工艺等等。
值得一提的是，近年来，相关部门也不断加大打击盗版侵权力度。日前，中宣部版权管理局、中宣部印刷发行局等六部门联合启动“青少年版权保护季”行动，严厉整治教材教辅、少儿图书等领域侵权盗版乱象。各省各地也纷纷开启打击盗版图书的宣传活动，相关地方执法部门接连查处盗版图书生产销售窝点。全国《“扫黄打非”工作举报奖励办法》等规定，向相关部门举报图书盗版侵权行为，举报人能够获得相应奖励。加上出版机构内外部的协同努力，一系列措施，使得打击图书盗版工作取得了一定成效。
然而，有出版人直言，打盗版就像“打地鼠”游戏，打了这里，那里又出来。图书盗版侵权屡禁不止，原因来自多方面。例如，大众反盗版意识仍待加强、维权成本低震慑力不足——尽管个别有抽查或绿色通道；但平台监管不到位，诉讼等法律程序需要时间资金成本；出版机构大多无专项费用；区块链防盗技术影响图书出版时间和成本等等。显然，打击盗版侵权非一日之功，即便不能立竿见影，也需要业内外的持续努力。
举证难、周期长、赔偿低、成本高
打击盗版侵权是系统工程
“收到店铺老板电话威胁说知道家里地址……”“跟随相关执法部门参与打盗工作，上演‘无间道’……”一些从业者原本相对安稳的出版工作，因为打击盗版而变得跌宕起伏。面对当前现状，出版机构又该如何破局纾困？
此次采访中，多位出版机构打盗工作相关负责人向记者分享了目前工作遇到的困惑：“举证难、周期长、赔偿低、成本高”，出版社人力、物力不足，平台对非法出版物的处理和打击效果有限，新渠道环境下、平台监管职责很难得到落实，盗版商铺遍地开花，单体出版社力量有限，信息快餐化大背景下、读者拒绝、识别盗版图书的意识难以快速提升……一系列问题都表明，对于出版机构而言，打击出版物盗版侵权工作仍任重道远。
今年两会期间，多位代表委员提出打击盗版侵权相关的提案议案。全国政协常委、副秘书长，民进中央副主席朱永新在《关于严厉打击电商平台盗版图书的提案》中建议，由专门的部门制定法律来规范电商第三方合作商的行为，逐步完善平台经营者的税收征管、经营准入、经营行为等各个环节的法律规制，尤其是明确电商平台第三方合作商销售盗版图书后，电商平台所需要承担的法律责任。
全国政协委员、民进中央委员、中国美术出版总社原总编辑林阳也针对线上平台盗版书泛滥现象提交提案，建议从完善法规、加强平台监管、提供部门支持三个层面打击线上平台的盗版书销售。
刚刚过去的3·15国际消费者权益日、4·26国际知识产权日，多家出版机构通过发布盗版图书识别科普文章、视频，分享打击盗版侵权工作成果等方式，向读者介绍打击盗版侵权的重要性。同时，多家媒体关注盗版童书危害、图书盗版侵权现象等，可以说，打击出版物盗版侵权的舆论声量迎来几波高潮。对于打击出版物盗版侵权工作而言，要声量远远不够，更要实效。百科社相关负责人呼吁读者，在各品牌的旗舰店或者评价口碑高的店铺购买产品，对于低价产品，不要抱有侥幸心理。
就出版机构而言，邹子凡认为，“对内要搭建好版权保护体系，形成侵权处理的有效机制。对外要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西南大学出版社市场部维权经理杨进也提到，出版社应做到渠道管控，针对市场销售渠道的图书信息建立信息库，更好地管控图书，从而更快速的辨别涉及盗版侵权行为的商家和渠道。网络销售平台应严格设置准入规则。用户应了解甄别图书真伪的意识和方法。
世界图书出版广东有限公司相关负责人表示，期望国家相关部门能加大平台的监管职责，加大盗版侵权惩罚力度，尽快推进惩罚性赔偿标准的适用，提升违法成本。同时，加强对印刷企业的监管，规范印刷秩序，避免出现没有印刷委托单而擅自印刷的行为。广西师大出版社版权与法务部主任陶佳则表达了两方面的建议：一是加大法律宣传，加大执法力度，从源头上遏制盗版。二是加大公共服务的力度，让一部分有需求的低收入群体能够在不购买盗版的情况下，以较低的成本获得优质的公共文化产品和知识服务。
打击盗版侵权是系统工程。负责限价打盗工作的接力社人力资源部主任乔梁表示，希望能够合力共治，加大对盗版全链条各环节的打击力度，真正实现标本兼治。例如健全知识产权诉讼机制，加强对盗版侵权监管、巡查力度，加强网络平台商家资质审核、引入诚信机制，加大知识产权保护宣传力度。
去年6月1日实施的新《著作权法》，对于打击出版物盗版侵权具有重要意义。中国文字著作权协会总干事张洪波表示，新《著作权法》从法律层面规定了惩罚性赔偿，对于权利人的实际损失，侵权人的违法所得和权利使用费无法判断、无法计算情况下，可以按照标准的一到五倍向法院请求侵权人作出赔偿。最高标准已经从50万提高到了500万，从司法保护角度来讲，这是一个重要的设计。
另外，新《著作权法》对于著作权主管部门进行对盗版侵权进行行政执法，也有明确规定，加强了行政处罚的力度，强化了行政执法的手段和权限，出版机构要尽可能去研究新《著作权法》，充分利用新《著作权法》赋予我们的权利和维权手段维护自身权益。另外，新《著作权法》对于举证方面也有一些规定，规定举证责任倒置。当权利人已经尽到举证义务，但是还无法查明侵权盗版证据的情况下，可以请求法院责令侵权盗版商提供相关的财务报表等作为证据，来证明他们的违法行为。
●个案点击
商务印书馆：多角度开展打盗维权工作
商务印书馆纸质图书产品遇到的侵权情况，可以分为两类。一类是对人文社科和大众文化图书的盗版，如《如何阅读一本书》《走到人生边上》《逛动物是件正经事》，在市场热销后就出现较多盗版版本。一类是权威工具书产品，例如《新华字典》《现代汉语词典》《牛津高阶英汉双解词典》《古汉语常用字字典》《古代汉语词典》等工具书，线上、线下市场都深受盗版影响。
近年来，商务印书馆在体制机制、内外协同等方面着力，多角度开展打盗维权工作。
创新体制机制，不断提升“打盗维权”专业化水平。一方面，配强打盗维权队伍，建立完备的维权机制。2021年，商务印书馆营销中心又进一步配强打盗维权队伍，为下设的维权科新增加2人，总人数达7人，并建立从市场巡查、发现线索、取证、投诉、配合执法、诉讼维权的完整工作机制。
另一方面，“发行”与“打盗维权”联动，建立“全员打盗维权”的大维权体系。对全体人员进行法律法规、鉴定技术等培训，确保发行人员能够和维权人员无缝对接。对区域市场实行“网格化治理”，从源头上压缩盗版图书生存空间。同时积极引入律师事务所等专业机构协同打盗。
2021年全年，商务印书馆打盗维权取得了一定的实效。线上成果主要体现为投诉低价销售链接，起诉网上盗版图书销售店铺等，删除盗版链接数、立案数、扣缴盗版图书码洋都比2020年有提升。线下维权专员认真执行分区域市场巡查制度，行程遍布全国17省、24市、11县，巡查300余家书店、6所学校、8个库房、1个印厂、2个装订厂，查缴大量盗版图书。商务印书馆营销中心作为2021年全国“扫黄打非”先进集体，被全国“扫黄打非”工作小组表彰。2022年第一季度，商务印书馆维权团队进一步强化了网上维权工作，与经销商配合进一步推进实体渠道维权工作。
积极参与“护苗”专项行动，积极配合各省“扫黄打非”。2021年，商务印书馆在贵州、浙江、河北等十余个省（市）按照全国“扫黄打非”“护苗行动”的精神，对实体书店、校边店开展了一系列市场巡查和打击盗版行动。全年分别在百色市、宿迁市等10多个地市配合执法部门对中小学学校进行盗版图书检查。
多年来，商务高效配合各地执法机关的盗版书鉴定和案件查处工作。2018年8月起，配合大连市公安机关专案组查明以李某为首面向全国的侵权盗版印制、发行、销售网络，被全国“扫黄打非”工作小组办公室列为“2018年全国扫黄打非十大案件”。2021年，配合遵义市综合行政执法局、包头市文化执法机构、益阳公安机关、山东聊城市等多家机构查获了涉及较大案值的书店或印刷厂。
积极参与和推动全行业维权。2021年10月，商务印书馆被推选为“京版十五社反盗版联盟”（成员38家）新一届理事长单位，营销中心承担秘书处工作。自承担秘书处工作以来，先后组织成员单位多次业务研讨，并赴阿里巴巴总部、抖音总部、首都版权协会召开“打盗维权治理”沟通会，有效推动了全国出版单位在治理非法出版传播领域的交流与合作。
来源：中国出版传媒商报 | 张聪聪
页:
[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