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慧君：写诗是一件纯粹的事
近期，我正在阅读一本于1986年获得普利策奖的英文传记，由伊丽莎白·弗兰克（Elizabeth Frank）撰写的关于美国著名女诗人露易丝·博根（Louise Bogan）的传记，书名为《露易丝·博根：一幅肖像》。该书的第一部分叫作“意外的金盏花”。博根于1897年出生于缅因州利弗莫尔瀑布镇，童年时期都在新英格兰地区的工业城镇度过，到1909年时全家搬迁至波士顿。据博根的回忆，“意外的金盏花”的启示可能发生于1908—1909年（她十一岁时），或1905—1906年（她八岁时）。在某个星期日，她同父亲、哥哥去医院的一间单人病房看望做完手术后的母亲。房间宽阔，有着“深棕色的木建部分，镶着彩色瓷砖的壁炉和一个壁炉台，一扇向阳的窗和一些柳条椅”。有人送给她母亲一盒粉红玫瑰，博根对这些带给人虚假感觉的玫瑰感到厌恶，并感到这些玫瑰来自于整个陈腐传统的北方佬世界。她的目光移向壁炉，看到一只插着法国金盏花的玻璃花瓶，这些有着深黄色花瓣的花朵衬着深棕色的木建部分，仿佛是神圣的花朵，骤然向她启示了另一个世界，“一个朴素并充满设计、带有某种真实性、具有品味和博学知识的世界”。伊丽莎白·弗兰克写道：“一种觉醒发生了：她成为了一位艺术家，早于她意识到这一点，并早于雄心和知识学问影响了她的选择。”还写道：“在往后的人生中，她搜集贝壳，给花瓶插花，或者当买不起花时插上一些柠檬叶子或杜鹃花叶子，她保持了对金盏花的忠诚，对金盏花在她内心唤起的东西的忠诚。枯燥无味、平凡庸常、令人困惑的生活再也无法完全地困住她。”我被这个部分深深迷住。渴望和向往总是那么多、那么强烈，然而我却能力有限，大致定了轮廓的命运也无法违拗。我被限制性很强又很俗套的庸常的生活世界所困住，渴望生活在别处却无法实现。
数年前写诗的初期，我内心里有许多消极想法，比如，“我真想拥有别人那样的生活。”“我狭窄的生活注定写不了又出色又文艺的作品。”“我很屈辱，我没有能力改变自己的生活。”“沃尔科特说‘要改变语言，必须首先改变你的生活’，这对我来说是一种难以实现的热望。”
然而，尽管觉得自己是个失败者，但人生的路途还很漫长，面对巨大的时间的空洞，只能采取努力的姿态。我喜欢萨特在其所著的《存在与虚无》中的一句话：“事物的敌对系数是如此之大以致需要耐心地等待很多年来得到一个最微不足道的结果。”狄金森在《人的成长-如同自然的成长-》一诗中有这样的诗句：“每个人-它的艰巨的理想/必须自己-完成-/凭借默默的一生-/孤独的英勇/努力-是唯一的条件-/忍耐它自身-/忍耐反作用-/以及完好无损的信念-”现在，当我感到沮丧时，我便会看读书笔记里萨特的这句话和狄金森的诗句，汲取积极的精神力量和治愈之力。
李白的《空城雀》一诗中有这样一句：“天命有定端，守分绝所欲。”渴望与断念、追求与守分之间是很难平衡好的，但就像一个在两性情爱关系中无法获得圆满的人一样，我必须返回自身，变得像一株植物那样。在2019年，我开始让自己先去自由地表达，就像不照镜子不管自己的模样一般，我不管所写下的作品的好坏，也不需歆羡或模仿其他同时代诗人的风格，而是近乎盲目地写下我想写的、我能够写的一行行诗句、一首首诗。对，最初是盲目的，但这些诗作为“我的诗”，当一首首诗作从笔端涌出之后，我开始审视这些诗，惊喜的是我渐渐辨认这些诗作中所呈现的一位女诗人的面貌和声音，当然我无法清晰地概括、限定她，她对我来说依然笼罩着雾或纱。她的声音和形象对我来说是陌生的，她不是日常生活中的我，而是另一个我，或者说是一个理想的我。我缓慢地去认识她、熟悉她。我欣喜于世间还有这样的事，谁不想去描摹、塑造、实现和诞生一个理想的自己呢？这种可能性向我打开。我的自我感觉开始变得好起来，我也能够接纳日常生活中那个灰败的自己了。
当我在诗歌中描述我的所观所思以及将我的日常生活和周遭世界纳入诗中后，有如提炼出花朵精油一般，我从生活中发掘提炼出了诗意。我的常规生活依然不够五彩斑斓，我的诗作也没有那么惊艳，但经由写作挖掘、创造出来的诗意如芳香的精油般涂抹在生活的肌肤上，我感到我的生活不再那么难以忍受了，我感到既然能够将它转化成诗美，那么我的生活也并非毫无价值。就像在诗中或许能塑造出一个理想的自己一样，我展望这样一种可能性：通过创作，可以创造出一个丰富而迷人、深邃而宽阔的世界。一切皆在于笔力，只要笔力能达到，就能够将之实现。
再回来说到渴望和欲望。心理学上有一个概念叫“享乐适应”，这是指当你满足了某种物质追求的欲望、得到了自己想要甚至梦寐以求的东西（比如金钱、地位、名声等）时，但幸福的愉悦感会很短暂，很快大脑中的愉快中枢就会产生耐受性，进而你需要获得更多、更好的东西才能再次感到快乐，于是你又开始追求更大的梦想，你甚至会越难感到幸福，依然觉得不满足。欲望的本质就是贪婪无餍、欲壑难填。我们都会涉足欲望这个领域，欲望犹如一匹烈马，有时你需要约束、勒住它，有时你需要让它载着你奋蹄扬鬃奔向目的地。然而，读书带来的快感却是一种最为纯粹的快乐。我发现，读书和求知对心灵和头脑来说是一种从不会厌倦、不会减弱而只会增强愉悦感的享乐，并不存在“享乐适应”。这种体验验证了亚里士多德的观念，即沉思生活是一种最高的幸福，人能从沉思活动中获得持久不变的愉悦。欲望总会让人心灵不安宁，而展卷阅读之际则是心安之时。
我的诗歌灵感的来源就是书本和生活，并且是两者的结合。虽然说“所有的理论都是灰色的，生活的金树常青”，我认为知识之树也是常青的，尤其是对我这样一个一直对自己进行诗歌的自我教育的人来说。阅读的书籍是养料，是让人细细品尝的珍馐。在读书的过程中，首先是知识、心智层面的领会和吸纳，但其中有一部分或者说更深层的一部分是生命层面的领悟、吸纳。当我达到生命层面的领悟、体认时，一首诗就能够诞生了，所以，我从来不做修辞游戏。
写诗同读书、沉思、求知一样，是一件纯粹的事，能带来纯粹的快乐和乐趣。尽管对自己作品的品质有要求，也会因为写不出好诗而苦闷、沮丧，但每次沉浸于书写的时刻，我都会再次体验到那种深层而纯净的愉悦感。我在艾布拉姆斯所著的《镜与灯》一书里读到这样一句话：“因为来客是神仙，所以作诗时总有狂喜心情相伴随。”是的，就是这样的。
来源：《江南》 | 张慧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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