底层编剧生存实录：摆摊、卖花、送外卖
文｜白添2021年底，一篇名为《北京电影学院毕业的人在干什么》的文章出圈了。作者是《爱情神话》的导演兼编剧邵艺辉，毕业于北京电影学院文学系。这篇文章里，邵艺辉讲述了毕业后在朋友圈卖电子烟的经历，还有校友们形形色色的各类副业，大多都与文学和电影相差十万八千里。
出自邵艺辉文章
这篇文章写于2019年，当时就火了一波，邵艺辉还因“抹黑电影学院”被批判了一阵，但在2021年《爱情神话》票房和口碑双赢后，这段卖电子烟的辛酸往事再度被翻出来时，多少就带了点儿传奇色彩。
对自己成名前的编剧经历，她曾这样评价：“我发现做编剧完全不受人尊重，就是你在钱上，在人格上，在作品署名上，一无所有。”至于后来能走出一无所有，她在某次采访里归功于“走了狗屎运”。
无独有偶，近期某部仙侠剧也上演了一出“决战编剧之巅”，究竟是大编剧们抱团排挤小编剧，还是小编剧领非己之功，至今仍是未解之谜。但无论如何，编剧权益问题至今仍是行业之痛，这点毋庸置疑。
“走狗屎运”者如邵艺辉，凭作品为自己挣得了一定的话语权，但那些没走狗屎运，依然在行业下游苦苦挣扎的编剧们，又是怎样的呢？
骨朵对话了三位自称身处行业底层的编剧，试图通过他们的讲述，探析一下这个行业光鲜亮丽的背面。
骗稿、尾款、署名权，绕不开的三座大山
小鱼是某知名985大学的硕士，本专业与影视传媒毫无关联，入行是因为研二时在一家娱乐公司实习，认识了一位电影学院毕业的朋友。
因为非科班出身，小鱼能接触到的机会非常有限，她选择跟着科班出身的朋友一起撰稿。“我朋友是底层，那我应该算是底层中的底层了吧。”
小鱼在2020年入行，彼时影视行业正处在疫情和寒冬的双重危机下。放弃本专业的工作进入影视行业，有点“49年入国军”的感觉。
“当然是因为很热爱才会加入。我从小就一直有个电影梦，但是考大学、考研的时候都没敢考虑这方面，老老实实地选了安稳的专业，直到认识了这位电影学院的朋友。我觉得如果再不抓住这个机会，我可能永远没法踏入这个行业了。”
但她的梦想很容易就被现实击得支离破碎。
小鱼跟着朋友辗转经历过几个编剧工作室，这些编剧工作室规模都不大，大编剧下面通常有六七个小编剧。而编剧工作室的模式通常是大编剧主导故事方向，大纲、分场等具体的工作则分配给下面的小编剧。
“项目进行的时候会定期开剧本会，梳理故事结构，分配工作任务。当时还在疫情期间，基本都是远程开线上会议。每次开剧本会，我的心理压力都非常大，因为当时跟的大编剧脾气非常差，说骂就骂，隔着屏幕我都能被骂哭。”
大编剧被认为是工作室食物链顶端，掌握着全部的财富、资源和话语权。“她可能写五集左右就能拿到几十万了，但分到我们头上的很少。有一次我写了一个多月，最后一共只拿到2000块钱。署名权也是只有大编剧有，谁给她干活多、听话，可能才会被大编剧‘赏’个署名权。”
入行至今，小鱼一共做过四个项目，其中有一个已经成功上线，还有一个正在准备上线。
但她一直没有署过名。
“给我结尾款就行，署不署名的，随缘吧。”
出自《全资进组》
“尾款ptsd”几乎是编剧这行的职业病。编剧的稿费通常视项目情况分几个阶段结清，比如完成大纲后、完成故事梗概后、完成分集后等等，而最后一笔稿费就是最容易被拖欠的。“签合同的时候，就预想了会被拖欠尾款的情况，所以会尽量把这一阶段的钱的比例压到最低。”
“我甚至在项目开始的时候就已经默认了尾款是拿不到的。”另一位受访编剧安莉莉这样告诉骨朵。“这种情况太常见了，我加的编剧群里，有大编剧都被拖欠了几百万的稿费，何况我们这些底层小编剧。”
至于拿不到尾款后采取维权措施，那也是大编剧们的特权。“中间合作就很耗费精力了，没有余力再去维权了，打官司什么的，耗不起。”小鱼说。
比拿不到尾款还要让小编剧们吐血的是被骗稿、洗稿。
阿青是一名刚由小说写手转战小程序短剧领域的编剧，和一集几十分钟的网剧相比，小程序短剧一集一分钟左右的体量要小很多，门槛也相对低一些。当然，稿费也会低不少。
小鱼是网剧编剧，一集的费用通常在几千左右，在行业里价格很低。而阿青的稿费和她一比，几乎只有个零头。
“我写了80集，只拿到了500块。”提起此事，阿青还是很生气。起初，他是在某个app上看到了某工作室的短剧收稿信息，由于不了解市场价，觉得5000块钱一部100集左右的短剧，价位可以接受，于是就加了编辑试水了一下。
写稿的过程并不算很顺利，期间改稿数次，虽然最后还是通过了，但原本许诺的5000块却变成了500块。
紧接着，他又发现，原来5000块一部的价格，其实也远远低于市场价。“如果直接和平台方合作，都是一两万起的，还有各种分成。但是刚入行的新人们通常能力不够，所以还是会选择跟着工作室，工作室会帮忙对接平台，也会抽成。但是抽成抽得这么狠的，根本就是骗稿了。”
后来，阿青联合了其他几个有类似经历的小编剧，在那个有几百个写手、编剧的工作室群里揭露了工作室压价、骗稿的事情，那个群最终被解散，工作室的“老大”也被挂到各类社交平台。但阿青的稿费，还是没有拿到手。
不过，他们也早就习以为常。
摆摊、卖花、送外卖，底层编剧生存指南
“干了这一行，谁还没有过几个兼职啊？”
安莉莉是学导演的，2019年毕业，因为拍摄毕业作品时预算超支，负债几十万，直到今年，债务才还得差不多。
“在学校的时候，我是很理想主义的，之前有个作品，老师觉得应该把它做成网大，但我觉得这是在侮辱我，我宁愿去跳河。因为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文艺、非常严肃的片子。”
那时候的她没有想到，之后自己会“下沉”得如此彻底。不仅是创作的下沉，还有生活的下沉。
因为导演的工作机会太少，为了还债，安莉莉转去当了编剧。起初她是编剧助理，什么火就写什么，没有选择权。她不得不摒弃在学校里学到的经典和理论，去写在自己看来很幼稚的甜宠。
做编剧的同时，安莉莉也做文案、运营自媒体，什么赚钱写什么，她还去夜市摆过摊，卖柠檬茶。
“摆摊一点都不轻松。网上有很多年轻人摆摊的帖子，其实都把摆摊描绘得理想化了。卖柠檬茶的时候，如果那一天下雨了没法出摊，或者有城管来，我的心情就会特别糟糕，因为会亏损。而且也会有很多突发情况，比如你几天不去，你的摊位就会被其他人占了，或者一个不留神，就有人往你的三轮车里扔垃圾。”
小鱼也做过多种兼职。因为自由编剧不用坐班，她回到了自己的家乡，一个四五线城市。比起安莉莉，她对自己的兼职更满意一些。她卖过气球、玩偶，最后选择的是卖花。“一开始卖花只是因为干编剧挣不到钱，又不稳定，现在倒是挺喜欢的。”
小鱼卖的花
现在，小鱼几乎每天都会出摊，她的出摊时间不长，通常会选择在人流量较大的商场门口，一个月能稳定有几千块的利润。在她的城市，这笔卖花的收入足够让她生活无忧，也可以让她在面对落空的编剧项目、被拖欠的稿费时，更从容一些。
阿青转行编剧之前是小说写手，拿不到稿费的时候做过一段时间的外卖骑手，“写作太虚了，不管是写小说还是写剧本都这样，送外卖的话，起码送一单就会有一单的钱。”阿青坦诚，如果接下来的短剧不顺利，他会考虑重操旧业。“不过可能会跳槽到XX（某外卖平台）的对家。”他开玩笑地说。
阿青送的外卖
兼职，对于朝不保夕的小编剧们来说，可能是比主业更靠谱的存在。
即使这样，还想当编剧吗
小鱼是名校研究生毕业，毕业后她的同学大多从事着体面稳定的工作。据她所知，做编剧的只有她一个人。“毕竟本专业和编剧八杆子打不着，我父母当时也特别不支持不理解。”特别是后来她尝试做副业的时候，父母的心疼和反对达到了巅峰。
“他们一直劝我考公，还是希望我能安稳点，找个正儿八经的工作去上班。”她认识的另一个非科班转行做编剧的朋友，被底层毒打后毅然抽身，用那段经历当跳板，入职了一家影视公司做策划。“起码有钱拿了，还有五险一金。”
五险一金是不少自由职业者的痛点，编剧江湖上流传着“做着几千万的大项目，舍不得几十块的挂号费”的段子。很多底层小编剧不舍得自己缴纳社保费用，所以一旦生病，就会立刻面临医药费无法报销等问题。入职正规公司做影视策划，是个比做自由编剧稳妥点的选择，而且也没有离梦想太远。
“但我还是想当编剧，”小鱼说，“虽然现在还不能写我想写的故事，但坚持下去，总有一天会的吧？今年，我之前接的一个停了的项目也复工了，这不就变好了吗？而且，虽然是少数，但这行里确实还是有人在做好东西的。”
安莉莉背负着毕设的债务，艰难度过了毕业后的这几年，见识过行业里太多的不公，也写过很多自己不喜欢的东西，但她还是没有忘记自己最初的那部作品《夏日昆虫纪事》。“虽然现在看来很幼稚，但我还是希望能重剪，让更多人看到。”
截图出自安莉莉作品《夏日昆虫纪事》
比起小鱼和安莉莉，阿青没有太多情怀加身，他对这个行业仍抱有实际的期待。“我就觉得我干这个，应该还是能赚到钱的，所以就再坚持坚持。”
不管推动这些底层编剧走下去的原因是什么，起码他们都还在坚持着。2023年，影视行业也有了回暖迹象。也许有一天，他们摆摊、卖花、送外卖的经历，也会像邵艺辉卖电子烟一样，成为一段“成功之前”的励志故事。
本文来源： 骨朵网络影视（文中采访对象均为化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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