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跃文：文学首先在一个“情”字
《家山》便是中国文学的样子罗昕：你的阅读经历是什么样的？
王跃文：我小时候没有阅读条件，记得读到的第一部长篇小说是《红楼梦》，竖排繁体字的。我当时很小，读得半懂不懂的，很多字都是半认半猜的。印象最深的是知道林黛玉和薛宝钗是女的，人称怎么用的是“他”呢？林黛玉动不动就哭，就使小性子，很不喜欢，心想长大了找老婆不会找这种样子的。倒是很喜欢史湘云，时刻都是好快活的。这是我小时候的内心秘密。
我读到的第一本小说集，内容全是抓特务的，书名记不得了，但至今还记得一个故事，特务在一座坟墓里装了电台，密谋在一个重要节日在城里实施大爆炸。小说结尾，当然是成功破获了案子，特务被一网打尽。
稍长大些，我读到《金光大道》《红岩》《林海雪原》等长篇小说。但真正开始广泛阅读文学作品是上大学之后的事。
罗昕：你上大学是在1980年代，那时正好有大量西方作品涌入中国。当时中文系的同学们最喜欢谈论谁的作品？
王跃文：学中文的人都会接受系统的文学教育，但任何作家必定都会有自己最喜欢的前辈。我上大学的时候，涌入中国的大量西方作品，很多都是早已在国内传播过，但因特殊时期一度停止传播的，比如二十世纪以前的欧美文学。那时候，我们读的大多是文学史检验过的文学经典。尽管有很多同学迷恋卡夫卡、普鲁斯特，但主流还是喜欢巴尔扎克、狄更斯、雨果、斯汤达、哈代、托尔斯泰、陀思妥耶夫斯基这类作家的作品。
罗昕：可以和我们分享一些你在1980年代的阅读际遇吗？
王跃文：我先是狂热地阅读外国文学作品，后来最痴迷的还是中国文学，特别是中国古代文学。我上的是家乡一所专科学校，当时叫怀化师专，现在改名叫怀化学院。
说个有意思的故事。我刚上怀化师专时，听一位副校长在大会上说：“同志们，你们是新时期的大学生！”听了这话，我心里怦怦跳。我第一次听人喊自己是“同志”而不是“同学”，仿佛自己突然长成大人了。另外，我当时懵懂无知，并不知道自己考上的学校勉强也算大学，听这位副校长说了才确认自己也是大学生了。后来我才知道，其他老师仍喊我们同学，只是这位从部队转业的副校长习惯喊我们同志。
当时，学校正从老校址黔阳新迁到怀化，图书馆的图书一分为二，校园藏书很有限。当时的大学生是爱读书的，我们每借到一本书，都是寝室里的同学轮流看完才还回去，常使借书的同学因延迟还书而被图书馆老师批评。我们正处于调皮的年龄，喜欢偷偷地拿小说里的人物跟同学对号入座开玩笑，比方一位爱穿黑长摆裙的漂亮师姐，我们背地里称她安娜·卡列尼娜。
我从事文学创作三十多年，越来越觉得中国文学对自己的滋养深厚。我的小说，从字词选择，到语法习惯、修辞风格、意境营造、结构方式，都是中国小说的样子。我也很爱欧美文学和日本文学，但落笔写作仍是中国文学的腔调。《家山》便是中国文学的样子。
罗昕：你喜欢的作家有哪些？听来中国作家对你的影响更大一点？
王跃文：我喜爱的外国作家是巴尔扎克、托尔斯泰、肖洛霍夫、马尔克斯等。喜爱的中国作家，古代的屈原、陶渊明、李白、杜甫、苏轼、曹雪芹，喜爱的中国现代作家是鲁迅、沈从文。当然，这些名单还可以开得更长些。
我爱屈原，不仅仅因为他的诗，也因为他在我的老家溆浦流放过九年。“溆浦”二字最早出现在文献里便是屈原的《涉江》：“入溆浦余儃佪兮，迷不知吾所如。”溆浦有许多关于屈原的传说，旧时有许多纪念屈原的遗迹，这对我家乡的影响是深刻且永恒的。
从屈原开始，中国伟大的古代诗人我都十分热爱，中国古诗的造词遣句、意境营造和结构方式，都是写小说可以借鉴的。中国古典小说我最爱的是《红楼梦》，尤其爱它的舒缓沉静之美，能让人想读就读，想放下就放下，且百读不厌。
鲁迅的血性、硬气和勇敢是最令我敬重的，我每每从他身上看到自己的怯弱，内心十分羞愧。而沈从文看山看水看人的眼光和感悟非常人能比，令我敬仰。
罗昕：你心目中的文学杰作具有怎样的特征？
王跃文：必须是有审美高度的作品，就是艺术高度和思想高度。我固执地认为小说是要讲好故事的，一部好小说必须讲一个别人没有讲过的好故事，且讲故事的方法要有新的开拓，还要能塑造几个别具面目的新的文学形象，这些形象应该在文学画廊里占据不可替代的独立席位。而所谓思想高度，未必需要作家深刻阐述某种学说，或建立系统的思想理论体系，读者自会从阅读中意会或感悟作家的思考。作家不必时刻作思想家状，但其作品当闪耀着思想或思考的火花。
罗昕：你会重看以前看过的文学作品吗？
王跃文：我经常重读文学经典，比如《红楼梦》《安娜·卡列尼娜》《卡拉玛佐夫兄弟》《静静的顿河》，以及契诃夫、莫泊桑的短篇小说。
罗昕：你怎么看待中国的乡土文学传统？这一传统在今天有着怎样的表现？
王跃文：文学的类型划分是后来才有的，都是为了文学研究言说的方便。几千年前的人类无非渔、猎、农三种生产生活形态，那时候的文学用现在话说都是乡土文学，只是没有这么说而已。但是，我们假如把《诗经》中大量描写劳动人民生活的文学称之乡土文学，总觉得怪怪的。不过，假如从《诗经》说起，中国乡土文学的源头就太古远了。
当今概念下的乡土文学，或者作为作家自主追求并蔚为大观的乡土文学，应该肇始于现代文学史，鲁迅、沈从文、丁玲、废名、萧红、萧军、沙汀、艾芜、李劼人等一大批作家奉献了大量乡土文学精品。1949年以后，乡土文学更加繁荣，柳青、赵树理、周立波是三座乡土文学高峰。乡土文学作为优秀的文学传统，一直被不同年代的作家所继承。中国作家协会发起的新时代山乡巨变写作计划必将推动乡土文学新的更大发展。
罗昕：湖南的地方文学传统又对你产生过怎样的影响？
王跃文：一个人受地域文化的影响是必然的、无形的，很多时候是不知不觉的。湖南作家我最爱沈从文，我读过他写的每一个字。我的文学故乡就是溆浦，确切地说就是生养我的村庄漫水。我自小生活在那里，听说过很多真实故事，都是很具文学性的。乡下人的说话方式尤其具有文学性。我听村里很多人说话，开口就是文学表达，他们讲述一个平常故事，都是连带人物形象描述、情节交代和细节刻画的，绘声绘色、生动鲜活。
罗昕：谈到沈从文，你希望自己和喜欢的作家之间，有着怎样的共性和不同？
王跃文：我喜欢沈从文的人间态度，这些都在他的作品里得到呈现。我越是喜欢的作家，越同他拉开距离。我的中篇小说《漫水》发表后，有人说它很有《边城》的意味。这是我最不爱听的评价。《边城》只需要一部，多半部都是无意义的。事实上，《漫水》完全不像《边城》。
不知不觉就把自己弄成作家了
罗昕：我们来谈谈你最初的文学启蒙吧。
王跃文：很多作家都会说自己文学启蒙来自奶奶或外婆，我也是如此。我奶奶和妈妈的语言能力都很好，皆能出口成章。乡间有很多会讲故事的人，他们的叙事方式朴实无华，细细琢磨都是很好的文学语言。从小浸润其间的语言氛围对我的文学语言及叙事习惯养成很有帮助。
罗昕：在童年生活里，还有哪些人和事可能在你心中埋下了文学的种子？
王跃文：记得有个读书并不多的隔房兄长最喜欢逗我玩，他有一回出谜语让我猜：“中字加横不加点，猜申不算真秀才。”我想“中”字加一横只可能是“申”字呀？猜了半日猜不出，这位兄长哈哈大笑，说：“是个神字！”原来是“中”字加一横，“不”字加一点。他又问我：“一边吃水一边吃草，一边辣腥一边辣膻，打一个字。”我也猜不出来，他告诉我是个“鲜”字。这位兄长是语言天才，又有一肚子故事。他说我爱读书，最喜欢逗我讲故事。
我有位堂兄，当过我的老师，他念课文和唱歌都很流畅，只要开口说话就结巴。他经常同我谈文学、谈理想，对我也有过影响。他是个极具文学色彩的人，我以他为原型写过一个中篇小说，题目就叫《我的堂兄》。当然，堂兄只是这部小说的影子，小说内容和细节大量是虚构的。
罗昕：你从什么时候开始意识到自己对文学别有兴趣？这一兴趣在当时有着哪些表现？
王跃文：我自小对文学有兴趣，爱读文学书籍，特别爱写作文。我极偏科，但语文成绩一直很好，作文常受老师表扬。非常感谢我从小学到中学的语文老师。
我们那代人上学时，有三篇作文每个学期都要写：《新学期打算》《我的家史》《记一次有意义的劳动》。我们把这三篇作文也叫“老三篇”。按老师要求，《我的家史》《记一次有意义的劳动》都必须是按实写作，但我从来都是编故事，当时并不知道这叫虚构。但每回写作文，老师都表扬我写得好。
有一回，有个同学问我写作文有什么诀窍，我说：“编呀！”于是，那位同学就在《我的家史》里写他妈妈十岁就到地主家当童养媳，受尽地主少爷的折磨。同学们开他玩笑：你是现在爸爸的儿子呢？还是地主少爷的儿子呢？
罗昕：哈哈。能和我们分享下你的学生经历吗？你在家乡待到了什么时候，后来因为什么样的机缘离开家乡，来到长沙？
王跃文：我的经历很平常。我在自己村里的小学读到小学毕业，然后上中学。当时，初中和高中都办在公社（相当于现在的乡），后来发展到大队（相当于现在的村）办初中，公社办高中。不切实际的办学使得师资奇缺且师资质量不高。
上高中时，一位语文老师对我影响很大，这位老师姓向。有天晚上，学校附近的村子（当时叫大队）放映电影《暴风骤雨》，同学们都去看电影。向老师同我一起走，问：“王跃文，你立志了吗？”这是我平生第一次听到“立志”二字，正一头雾水不知怎么回答，向老师说：“你的作文好，可以立志当作家。”向老师给我介绍了周立波，让我知道什么是作家。
有一次上语文课，向老师空手走进教室，说：“同学们，今天我们不上课本上的课文，我给大家讲一个故事，题目叫《党员登记表》。”向老师背着双手，用他那带着很重口音的普通话讲了起来：“一九四三年的海莱山区……”我听得发呆，向老师讲故事的语言很美，故事讲得很吸引人。我心想，自己以后要像向老师这样会讲故事。多年以后我才知道，向老师把峻青的小说《党员登记表》全文背了下来。
我大学毕业后回到老家县政府工作，后来到怀化市工作，1994年调到长沙工作。我长期在政府机关写讲话稿，也因为这个原因从县里调到市里，从市里调到省里。我的志趣却在文学，终于在2003年离开政府机关，成了事实上的专业作家。
罗昕：你是怎么成为一名作家的？是否有一些事，对你决定从事写作产生了重要影响？
王跃文：我爱文学，工作有闲了就开始写作，不知不觉就把自己弄成作家了。也谈不上什么特别的事件影响。1989年夏天，我躺在老家县政府单身宿舍的床上颇感迷茫，写了一篇不足千字的散文《书房小记》，发表在《湖南日报》湘江副刊上，得到小县城文学圈的赞赏。这是我第一次发表文学作品，记得准确的日期是1989年8月8日。从此，我开始正式的文学创作。
说件很有趣的事吧。记得当时我发表这篇小散文，收到十块钱的稿费，就想：我把稿费都存起来，看看这辈子能不能存足一千块钱的稿费。当然，我也没有去存稿费，当时我连存折都没有呀！现在回想这个小心思，觉得特别好玩。
罗昕：是的。那你什么时候第一次发表了自己的小说？
王跃文：我发表的第一篇小说是《无头无尾的故事》，发表在1992年《湖南文学》2月刊上。
罗昕：写作也是一项寂寞的事业，你有过自我怀疑的时候吗？
王跃文：我有文学抱负，但没有文学野心。我为人处世皆如此，生活得很轻松。所以，写作心态也很轻松。发表小说处女作让我当然很高兴，但也觉得平常。我是不怕寂寞的人，独处也有自己的世界，何况有文学相伴呢？我从不怀疑自己的文学才华，但也不觉得自己是文学奇才。我才华平平，但还算勤奋。
罗昕：你的家人怎么看待你从事文学创作？
王跃文：我的家人特别支持我的文学创作，父母很为我感到自豪。他们的看法很朴素，认为作家完全靠自己挣辛苦钱养家糊口，日子过得踏实。老父亲前年以八十八岁高龄离开人世，他在世时看见我买了新电脑，总会同我开玩笑，说：“又买了一把新锄头？”在我父亲看来，我就是一个用手中的笔在纸上种田的农民。
《家山》是一个自我教育的过程
罗昕：接下来我们聊聊你的新作《家山》。听闻《家山》这部小说在你而立之年就埋下了种子，现在终于写了出来。它对于你个人来说，有着怎样的意义？
王跃文：创作《家山》最初的动因是我读了族谱。1998年，我族里的《三槐堂王氏族谱》成书，此为本族五修族谱。我当时36岁，读族谱感触还不是太深。
当时，我已从怀化调到长沙工作，写的小说同故乡都没多大关系。每天耳闻目睹的现实生活被逼到笔底，我笔下的文字便是现实万花筒。1999年5月，我出版长篇小说《国画》，全国大小书店和卖盗版的书摊全是这本小说，此后连续出版了《梅次故事》等类似题材的小说。
大概十年前，我重新翻阅族谱，读到先辈修水利工程的故事，读到先辈倡办新式小学的故事，读到1949年祖父辈、伯父辈拉起革命武装迎接解放的故事，我很激动。
罗昕：修水利、办小学、村民自发革命武装……这些也是《家山》中精彩的情节。你在十年前的一篇创作谈《回到真相》就提到过王楚伟、王禹夫等几位家乡先辈，可以说《家山》中的齐峰、劭夫等人物恰有着这些先辈的影子。先辈的故事带给你怎样的触动？
王跃文：1949年3月5日，同我县相邻的辰溪兵工厂被土匪张玉琳等抢劫，三万多支枪械流落山林，众多山头大王据寨称雄，不少县城被土匪洗劫。蒋介石给张玉琳写了亲笔信，不但不追究他抢劫兵工厂的罪行，而且委以官职命其坚守湘西抵抗解放大军。这时，我们村一位大革命时期参加地下党的老革命王楚伟，策动在县自卫总队任副队长的族叔王悠然，带回县警察中队和县自卫总队部分人枪，再发动村里进步青年一起成立保乡护民自卫武装。王家族上有钱的出钱，有粮的出粮，有人的出人，并把族上及亲戚家的枪支集中起来，又筹资到辰溪购买武器支持自卫队。我在《家山》里写到这个情节时，购买枪械多少都是据实写的，只加了十箱手榴弹。不久，我族上这支自卫队加入地下共产党领导的“湖南人民解放部队湘西纵队”，为解放溆浦立下功勋。
族上参加“湘西纵队”的人，按辈分都是我的祖父辈、伯父辈，他们都是我小时候见过的。我的记忆中，他们都是普通农民，口咬黄土背朝天，直到终老。当我意识到他们都是英雄的时候，他们都不在人世了。想到这点，我心里颇为不安。我有责任和义务把他们的故事写下来。这是我想创作《家山》最初的动机。
但是，当我研究了那个年代中国各地乡村的很多史料，又联想自小听奶奶、父母及村上老人讲起的许多旧故事，小说的格局又更为开阔了。不再仅仅是“湘西纵队”的故事，不仅仅是我族上的故事，不仅仅是某个地方的故事，而是整整一个时代的中国故事。小说的明线是沙湾村的烟火日常，伏线是百年中国的风起云涌。《家山》扎实、丰富、辽阔，展示的是一个时代的风云际会、一个民族的生生不息。
罗昕：《家山》中还有哪些细节有其史料出处？
王跃文：小说中涉及到党史都是有据可考的。比如，小说人物史瑞萍是1931年被湖南省委派到县里来从事地下工作的，当时湖南省委在益阳，省委书记是蒋长卿。1931年3月蒋长卿同志被捕牺牲。这个史实，我在小说里是如实写的。
又比如，齐峰的原型王楚伟曾被传牺牲了，当地报纸上还登了消息。他家里为他办了丧事，但他后来又秘密潜回，躲在家里等待时机再出来组织革命武装迎接解放大军。《家山》里写到“湘西纵队”相关情节和细节都是据实的。王楚伟等在1929年左右筹资买枪苦于钱无着落，曾有党员同志提出假装把他绑票了，问他家里要钱。这个方案最终没有实施，我在小说里受此启发虚构了齐峰让同志到自己家里“打劫”的故事。
还有，小说开篇写的宗族械斗，也是依据真实故事写的。写这个故事并不是为了猎奇，而是真实展示那个时代的社会形态和民风。
我熟悉家乡的人物，包括他们的性格、性情、语言习惯及行事方式，尤其熟悉家乡人的道德标准、是非观念。从精神气脉到外在言行把握准确，这样才能还原生活，讲好故事，刻画人物。
罗昕：“回到真相”是否也是你写这部长篇小说的动力之一？
王跃文：我们过去脑子里的历史多是概念化的，当我们回到生活本身用文学之眼去打量就会有新的认知。历史是不断更替和更新的过程，却又是持续继承和延续的过程。变和不变是辩证的，而其中有很多恒定价值是不会变的。
真诚的文学之眼的魅力在于它不是说教和灌输，而是真实地描摹人活过的样子，真实地再现发生过的人间场景。我如此真诚地写作《家山》的时候，笔下的人和事都让我震撼，让我感怀。与其说是我塑造了小说中的那些人物，倒不如说小说中的那些人物时刻在洗涤我的灵魂。创作《家山》是一个自我教育的过程。
罗昕：《家山》中的哪些人物让你感到自我灵魂的升华，他们给了你怎样的精神力量？
王跃文：扬卿和史瑞萍是小说中极美好的两个人物，他们是受新式教育的新青年，扬卿是留日博士，史瑞萍是地下共产党员。他俩彼此表达情感，很贴切地用《诗经》里的句子，既风雅，又含蓄，很符合他俩的知识背景和心性。他俩讨论星星同人间的关系，所论看似宿命，其实体现的是那代新青年的使命意识。到了乡下，他们既是新文明的播种者和引领者，同时又遵守着乡间好的传统和习俗，同土地和乡亲们水乳交融。他们是那个时代知识救国的青年典型，让我很受教育。
有喜也是我很喜欢的人物，他知恩、勤劳、聪明、仁义，我是依着自己在现实生活中见过的真实农民形象塑造的。我从这样的农民身上看到的是中国人的力量。
罗昕：正式开始小说创作是在什么时候？开始动笔后写得顺利吗？
王跃文：可以说顺利，也可以说不顺利。我2014年底动笔，因工作等原因写得断断续续。先写了三十万字，大前年觉得不满意，全部放弃重写。这三十万字只有某些情节和细节可作素材用。这是不顺利。
自重新形成结构再写作时就顺水顺风了，几乎是一气呵成。我每日晨起摩拳擦掌，睁开眼睛就想写小说。说个小故事，我使用的电动牙刷定时三分钟，我嫌它时间太长了，改用了手动刷牙。最后这年，我害怕一切饭局邀请，须臾不愿耽搁。为了专心写小说，我这个从不撒谎的人，也为回绝朋友们的饭局编过理由。今天，我郑重向朋友们道歉。
罗昕：还记得写完小说那一刻的场景吗？
王跃文：我写完最后一个字时热泪盈眶。贞一写给女儿的那封信，深情动人。但是，我马上就莫名地失落，大半天坐着不说话。我写作的时候，天天同小说中的人物同忧乐、共悲喜。小说写完了，我回到了现实世界，而他们留在小说里了。
我希望写出一部史诗性、史志性作品
罗昕：家山即是家乡的意思，但小说取名《家山》，似乎又在与血缘、祖先有关的“家”之外，含有了与土地、生命有关的“山”。在你看来，家与山之间有着怎样的联结？
王跃文：家不仅仅关乎血缘，家是包括血缘、土地、亲情、传统等等在内的复合概念。家山是一个传统的固定名词，指的是家乡、家园。中国人重视家，而中国人的家都是有根的。中华大家庭幅员辽阔，居住环境各异，山、水、草原、大海等等，都是中国人的家的根脉所在。“家山”这个词的“山”字，可以看作不同地区中国人的家的根脉的指代，指的就是故土。
罗昕：小说主要讲述了沙湾人从1927年到1949年的乡村生活。这二十多年是中国社会发生巨变的历史时段，历经第一次国共合作、国共决裂、国共第二次合作、抗日战争、解放战争。当外界天翻地覆，沙湾这个小乡村也不免发生变化。
沙湾以你的家乡溆浦为原型，尽管这二十多年并非你亲历的二十多年，但它们与你密切相关，甚至可以说，它们是你的来路。在写作中回望，于你是一种怎样的感觉？
王跃文：我所写的时代尽管同自己隔着遥远的时空，但并没有隔膜感。一则我多年通过阅读真实史料和研究专著对那段历史有所了解；二则我多年听长辈讲过许多过去的事情；三是历史和文化是延续的，我从小至今都能感受到过往的历史回响。
我在《家山》里描写沙湾的地理位置，就是依着自己的村庄漫水来的。沙湾地名是虚构的，但基本可以跟漫水“同构”。沙湾或漫水是雪峰山区随处可见的乡村，可以说雪峰山就是我的家山。《家山》里的万溪江可以看作溆水，好比沈从文笔下的长河就是沅水，白河就是酉水。小说中的地名不能太实，不然就少了虚构空间。但小说必须是虚构的。我写作时有种化幻为真的感觉，笔下的人物不像是虚构的，他们都真实地活着，天天同我在一起。小说里的人死了，我会痛苦得流泪。小说里诞生新的生命，我也会高兴得泪湿双睑。
罗昕：看到小说最后，我们会发现故事照应到1980年代，也照应到新世纪，这样的结尾有何用意？
王跃文：没有特别的用意，只是情感的自然流露。小说写到1949年，一代人的历史使命完成了，故事也该结束了。但按照小说故事结构和人物关系，对远赴台湾的贞一等几家应该有所交待，写一个尾声就成为必要。到2004年，小说重要主人公之一贞一九十一岁，她不忍再离开家山沙湾，也希望远在台湾的女儿念梓勿忘家山故土。这种照应同全书的故事走向及情感基调是吻合和一致的。
罗昕：在我的个人感受里，《家山》的特别在于它是从中国乡土内部生长出来的，而不是外界文化眼光对乡土的浪漫想象，比如小说对红白习俗的写法，不厌其烦，又没有奇观化。在写作中，你是怎样处理作为现代人的眼光和传统乡土自身的关系的？你希望《家山》是一部怎样的作品？
王跃文：我希望写出一部史诗性、史志性作品。《家山》中的红白喜事风俗描写依据生活原型而来，但又不是说明文式的写作，而是风俗同情感、情节、情景密切结合的文学描述。小说里丧事、喜事都有很多场描写，但有详有略，各有意味，决不重复。作为现代人用文学之眼打量传统乡土，姿态应该是不俯不仰，取同理心即可。而不管红事白事，礼仪固然重要，更重要的是情感，小说在这些乡村大事描写上最需用情。
罗昕：谈到“用情”，中国文化里其实也有一个“重情”的传统。现在一些评论会把《家山》形容为史诗小说，但我感觉它也和我们一般理解的史诗不大一样，一般的史诗似乎更注重历史的进程，注重理性的结构，但是我感觉你的写作更是诗意的、抒情的，这个感觉准确吗？你这方面的写作有受到中国文学史重情传统的影响吗？
王跃文：任何文化背景下的文学都先在一个“情”字。情动于中而形于言，这是中国古人谈艺术的经典之句，可以推而广之到一切文学艺术。作家要有思想，但文学写作不能作理性推演。不论中国史诗《红楼梦》，还是俄罗斯史诗《战争与和平》，或者哥伦比亚史诗《百年独孤》，都不是理性先行的作品，人物塑造、故事讲述、情感抒发才是文学作品需要的，所谓思想只是文学作品的自然外泄。文学不能简单依据政治学、伦理学、社会学、经济学等等专门理论去解释生活。比如，佑德公、逸公老儿、修根一代是旧传统的典型代表，而劭夫、齐峰、扬卿、瑞萍则是新文明新时代的引领者，但小说并不是用理论推演的方式表达这个意思，一切都在故事的自然讲述中得以呈现。
罗昕：《家山》面世后市场销量如何？你是否收到了一些让你印象深刻的读者反馈？
王跃文：读者反响很好，长沙各书店货到即售罄，春节时期经常处于缺货状态，市县书店则抱怨货没铺到位。一位北方媒体人表示，她没有因为小说里用了些方言而有阅读障碍，反倒体会到湘地语言的古雅。一位“90后”读者表示他从《家山》中读到了自己的文化来路，说他这代人就是传统的延续。遗憾的是春节期间多种因素导致物流很慢，很多读者在网上下单却迟迟收不到书。出版社也在紧急加印，只是精装图书装订慢些。
来源：《青年作家》 | 王跃文 罗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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