青年写作三人谈：理想状态下的写作是自由的
日前，在第8届北京十月文学月启动活动上，第2届（2022~2023）王蒙青年作家支持计划·年度特选作家揭晓，三三、薛超伟、大头马3位青年作家入选。王蒙青年作家支持计划的目标包括：每年从40岁以下的青年作家中选出若干名特选作家予以扶持，同时举行王蒙青年作家支持计划年度论坛。中国出版传媒商报记者围绕“青年写作”等问题，对今年入选的3位作家进行了采访。三三：写作需要你不断向前
三 三 第2届入选作家中年龄最小的作家，已经发表短篇小说集《离魂记》《俄罗斯套娃》《晚春》，并获第二届“钟山之星”年度青年佳作奖、2021年度“青花郎·人民文学”新人奖、第七届郁达夫小说奖短篇小说奖。在采访中她谈到自己近年来创作上的成长和变化：“从业余写作到全职写作，越跟文学有所接触，越明白它是什么，会逐渐靠近它。”
□得知自己入选“年度特选作家”时的场景，你还记得吗？当时是怎样的心情？
■得知入选时，我正在嘉兴朋友家玩狗。去年从资讯里看到该计划，觉得离自己很远，没有想那么多。真的入选之后，一瞬间非常惊喜，但在那一瞬间过后，很快意识到最重要的还是好好写东西。我觉得荣誉也好，失利也好，这些东西都只是一阵风，它吹过去的瞬间会让你有所感受，但它吹过也就吹过了，而恒久留下的是作品。当然，能够入选，我倍感荣幸，这对未来写作是一个鼓励。王蒙老师是教科书里才能看到的作家，颁奖时，因为比较社恐，一开始我有点胆怯，但到我面前时，王蒙老师除了颁奖，还会闲聊，感觉亲切了很多。
□在今年的3位入选作家中你年龄最小，但已经发表过不少作品，并且获得了一些奖项。请谈谈从最初开始创作至今，在写作观念和实践上有哪些感悟和变化？
■2008年读高中时，因为要高考，以为得个文学奖会加分，就投了一个全国青春文学奖，竟然真的得了短篇小说金奖。我印象特别深，主办方打电话来说我得奖了，有3000元奖金，我妈以为是电信诈骗，问她要3000元。之后是上海作协创联室，有扶持青年作家的活动，我们会跟着钱涛、李伟长老师写一些东西。我本科读的是法律，正常的出路是去当律师或去法院工作。当律师时，我特别忙，没有太多精力去写作，就没有把写作当成一个正经的职业。2019年到中国人民大学的创造性写作专业后，才开始稍微写得多一点。
这几年，一个是人大的氛围很好，我和师友们会在一起讨论写作，随之也把重心完全转移到写作上。还有一个是过了 30 岁之后，我觉得人生非常有限，想做的事很多，但时间紧迫。之前以为生活有很多选择，其实真正能选的只有一种。对我而言，就是写作。为此，我需要承担全职写作的经济压力和写不出来的风险。写作的经验累积，与寻常工作不同。有时，你甚至得躲避经验，停止自我重复。你要不断地向前，绕开那些你已经娴熟的路径，开辟新的方向。
□围绕“王蒙青年作家扶持计划”展开，也可以结合自身的写作经历谈谈你是如何理解“青年写作”的？
■理想状态下的青年写作是自由的，没有任何框架。首先，你得是有朝气、生命力的，可以有不断向前的动力，去尝试没有尝试过的题材，去尝试你想要的生活，去做各种工作，去跟人交往，去探索。其次，我觉得青年写作应该是在无名状态下的，可以完全不受任何声音的干扰，写自己想写的。最后，我在反思，我曾说我们没有写出太宏大的作品，是一点遗憾。但反观青年作家的整体状态，技巧与深度都很不错。我想，可能因为时代已变化，比如我初中时就接触到互联网，随其发展，人的生活被拆散，与外界的关联越来越少，更多的是碎片式的内化状态。当代青年是在互联网时代生长的，让我们写一个很完整、很恢宏、有历史感的作品比较难，这种虚构超出了我们的生活。
□伴随着全球化和新媒体时代的到来，时代在快速更迭，你认为80后、90后在内的青年作家群体，和前辈作家的创作环境有哪些不同特点？
■首先，互联网参与了我们的成长，写作方式也从手写变为打字，我清晰地感觉到，其中的思维方式是不同的。其次，现在的生活更加多媒体化，我玩游戏比较多，这种关于空间结构、内外秩序的新的体验，我觉得多少会对创作思路有影响。此外，我们这代还受到网络文学的冲击，市场被瓜分了。
□你为什么觉得青年作家与时代连接是非常困难的？你是如何与不同的时代建立连接的？
■跟时代建立连接非常困难，主要因为人的认识总是滞后的，我们没法在此刻看清时代，不能轻易地去连接它。过于轻率，其实是一种傲慢，也难免盲目。但是我想说，如果能诚恳地从自我出发，是有可能让时代的某个碎片或它的影子折射在我们身上的，从而留下一些真实的时代元素。至少，我自己的路径是从自我感受出发的。但自我感受很复杂，它需要不断的反思和与外界互动后进行矫正，需要耐心，需要认识能力，需要一次又一次地重估。
□可否简单谈谈《晚春》的创作体会，你对于中国式家庭伦理关系的探讨既深入内核又点到为止，这样设计的目的是什么？
■写的时候其实没有太刻意的设计。我爸爸是知青，他会讲很多那个时代的事情，比如他们会自己写歌、传唱，但这些歌好像消失在某个过去的空间中。在历史语境之外，它失去了意义，就像被封印了一样。还有一些更具体的，比如说从上海去外地插队，首先你不能结婚，你在外地结婚，按照政策就回不了上海了，所以很多人会不断地等。我爸爸三十大几岁才回到上海。此外，还面临落户问题。离开者很难回归，有时会发现，在故乡失去了自己的位置。至于《晚春》，其实和我父亲真实的境况差别很大，写的是一个留在外地的知青，他发现婚姻不如他所想，到晚年精神状态很差。经常有读者会问，他的后妻到底有没有投毒？我觉得不一定要有一个封闭的答案，其实她投不投毒没有那么重要。当一个人经历了非常复杂的一生，他不断地经受重置，被背弃，他想做的都没有成功，那到了晚年，他自然会有某种对命运的不信任感，所以他会去怀疑自己是不是会受害。我为这样的人而难过，我想写的，就是这样一种脆弱的生命状态。目前我手头还有一些短篇要写完，短篇结束后我准备好好收集资料，写个长篇。
薛超伟：
面向文学、面向时间去写作
薛超伟 2014年毕业于复旦大学MFA创意写作班。作品散见于多种文学刊物，已出版小说集《隐语》。薛超伟称，“文学是孤独者的创造”这句话特别令他动容，他秉持着“我可以孤独一辈子”的想法进行写作。采访中他谈到阅读经典书籍对他的创作影响很大，“将传统文化与当下衔接，会呈现出独特的意境”。
□你是在什么样的情境之下得知自己入选了“年度特选作家”？当时心情如何？
■在8月下旬的一天，我当时跟我的编辑线上聊天，她说她的实习生办了一个活动，联系出版社楼下的咖啡馆，让老板做了两杯特调饮料，以我的两篇文章题目命名，限时售卖，一款叫“化鹤”，一款叫“春天”。然后她突然插了一句话，有人联系她，说我入围了“年度特选作家”。我当时的心情，是很开心的。因为我从2017年开始发表作品至今没有获得过什么奖项，所以我一直不觉得自己跟奖项有缘。然后忽然就获得了一个奖项，而且之前也没有通知我需要准备什么材料、提交稿件之类的。这纯粹是一个惊喜。惊喜之余，就是感动。我想，我的作品被遥远的素未谋面的评委老师注意到，中间肯定是经过漫长的“接力”的，那起点应该是我的编辑。很感谢她，也很感谢评委老师们的认可。
□你提到邱华栋引用杨庆祥的“文学是孤独者的创造”这句话打进了你的心里，可否谈谈为何让你动容？
■每个写作者在写作之初，可能都会经历那种孤独的耕耘过程吧。关键是这个“之初”有多长，有些作者可能孤独一辈子。我就是秉持着“我可以孤独一辈子”的想法去写作的。我问过自己：就这样默默写下去，没有人看见，你还写吗？我自己的回答是：还写。那就继续写，继续孤独。我是想面向文学、面向时间去写作。到了这个年纪，也不太对市场回报抱有什么期待。唯一的期待，大概就是“志存高远”了吧。写出好作品，写出厉害的作品，那是唯一可控的目标。到死之前，成就成，不成就不成。写得怎么样，自己大概是知道的。
□在写作的过程中，对你的创作有较大影响的是哪些人或机构、事件？
■在这些年的写作过程中，对我影响最大的是对经典的阅读，那些阅读塑造了我作为写作者的人格。还有，就是在复旦创意写作专业的学习，对我影响非常大。尤其是王安忆老师的严格要求，重塑了我的文学观。她对我们学生严格，对自己可能更加严格。她说过一句话，大概是：我不在意评论家的批评，谁的批评都不如我自己的严格。这句话是我的座右铭。
□对青年作家来说，除自身能力，还有哪些外部因素会有助于提高写作水平？
■外部因素，那大概就是适当的回报，这回报包括精神上的嘉奖和一些物质上的奖励。当然，这个物质回报尺度，保持在可以让写作者吃饱穿暖就行了。安抚身体，很重要，写作是身体和心灵的双重劳动。要保持健康，然后又不可避免地熬夜，有时候熬夜真的是身不由己，进入写作状态，大脑会亢奋，常常夜不能寐。不进入写作状态，人会焦虑，也夜不能寐。所以如何在熬夜的过程中保持身体健康，是一个很值得去研究的问题。那么，起码吃饱穿暖，是身体健康的基本前提吧。若无后顾之忧，可以更好地投入写作。也不需要太丰厚的奖励，以免“死于安乐”。观察到古今中外一些作家成名后，似乎作品质量就不如从前了。但这个尺度，也不是说掌握就能掌握到的，这其实是由市场决定的。
□传统文化对你的写作有什么影响？
■我本来以为传统文化跟我没关系。年少的时候，大量阅读西方文学作品，年轻气盛，就觉得年轻人，要打破一切传统，与传统决裂。后来我才发现，其实传统文化中有很多值得我们借鉴和学习的部分。如果有什么工作是每代人都要去做的，那大概就是对传统的再发现。我们不知道死后的世界是怎样的，对当下的世界也有一种“只缘身在此山中”的迷思，反而是过去的世界，是我们可以比较清晰地去观察，去研究的。那么过去的过去，就是已经沉淀为“传统”的那些事物，尤其值得我们去研究，去体认。那是我们的来处，是已逝先祖过去的生活印记的一种提炼。我们研究我们的来处，可能会写出更具有超越性的东西。将传统文化与当下衔接，会呈现出独特的意境。比如我在《隐语》这篇小说中，将古代谜语与现代青年的生存处境做了一个衔接，就感觉时间连在了一起，很有意思。
传统文化会影响我写作中的一些美学观念，会影响我的表达。以后也会持续影响我的创作。比如最近我注意到我家乡的一种非遗文化，叫作“蓝夹缬”。它是一种印染技艺，从蓝草中提取靛青，将布料夹染出美丽的纹样。这本身其实就是一种写作方法：效法万物，提取各种颜色，将写作对象印染出花纹，从中呈现出一种独特的表达。
□能否简单谈谈《隐语》的创作过程？
■从2019年到2021年，我写了《隐语》这本集子里面的大部分篇目。基本上是在杭州完成的，杭州给我一种“这个地方这么有文化，我可不能辜负”的感觉。写得很慢，几乎是一年两篇这样子。有长达半年的时间，我租住的房子的一楼一直在装修，噪声折磨了我很久，整个楼都像在震动，电钻好像直接在我耳膜上面钻。我去过附近的图书馆，是街道图书馆，我发现这类图书馆很容易变成菜市场。所以我还是宁愿戴上耳塞，去独自面对装修的噪声。噪声是单调的，是可以习惯的。菜市场里的噪音千变万化，在此间写作，我可能还没有那样的功力。然后我就写下了《隐语》这本书的同名小说《隐语》，写一个灯谜馆里的女孩，她独自面对时间，连通已逝的生活，跟故人讲话。这是非常安静的一个故事。大概写出了我对寂静的渴望吧。其他时间的创作，就是按部就班的，没什么意外。做一些案头工作，偶尔做一些实地考察，然后花半个月或一个月，就完成了。
□有什么创作计划，正在写什么作品？
■有一个创作计划，可能需要结合一些传统文化、类型写作，来写一些之前没写过的东西。其实之前的写作，有每篇都写成不同风格的野心。可能之后的写作，不会以“篇”为单位，而是以“本”为单位，完成一个系列的书写，然后再寻找新方向。把想写的一系列的主题写透，其实是必要的，不能每一篇都蜻蜓点水。
大头马：
写作早就成为了我生活的一部分
大头马 2020年加入中国作家协会。大头马在8岁左右就已经开始写作，在采访中大头马提到自己是中国互联网最早的一代网民，不仅在网上发帖写东西，还会把生活中的经历写成文章，发表在报刊上。“写作和发表对我来说就像吃饭喝水那样自然，没有什么特别的转折点。”
□得知自己入选“年度特选作家”时有什么感触？
■我记得得知自己入选“年度特选作家”是在一天晚上，邱华栋老师给我发微信，告知我入选“第二届王蒙青年作家支持计划·年度特选作家（2022～2023）”名单。当时觉得非常意外，因为之前完全没有想到我会入选，也不知道有这么个奖，因为今年该计划才举办第二届。在得知入选之前我并不知道自己被提名，得知入选时意外又十分高兴。因为我在国内几乎没得过什么文学奖，所以算是一个很大的激励了。
□结合自身的写作经历谈谈你是如何理解现当代的“青年写作”的？
■我自身的写作比较顺理成章。因为我开始写作时特别小，大概在八九岁就开始写了，所以写作这件事情本身早就成为了我生活的一部分，我的整个成长阶段一直都在写作。到现在，我觉得写作仍是生活的一部分，是很自然的事情。不过这也不是说我从小就有一个作家梦，我写作就是我想说话，想表达，想分享，想和别人交流。这个和文学甚至都没有什么关系。直到现在我都不觉得自己和文学有什么关系。写作是写作，文学是文学。写作就是表达的一种方式。我小时候算得上是中国互联网最早的一代网民，那时我经常在网上发帖写东西，把生活中的经历写成文章，发表在报刊上，久而久之写作和发表对我来说就像吃饭喝水那样自然，没有什么特别的转折点。
我不像其他从小立志要成为作家的青年作家，并未带着写作的使命感或其他。我觉得我们这一代青年作家所面临比较大的一个问题是文学在这个时代比较式微了，不如上世纪八九十年代的文学热时期有很多人关注。我们这一代人写作面临更多的是时代的局限性，关注度变小，然后写作的限制变多，回报也变得越来越少。比如我得了某个文学奖后，外界不会有太大的反应，只有文学内部小圈子知道。当然，这也没什么可抱怨的，其他学科行业多半也是如此。写作并不能带来很多的收益，所以我认识的大部分青年写作者，需要做其他工作来赚钱，我觉得这可能是现代青年写作的一个困境。
□可否结合你的作品，谈谈最近10年的创作方向和写法上的一些改变？
■我觉得更多的是从一种业余写作的状态变成了一种职业写作的状态。以前是一边工作一边写作，写作有点像儿戏，都是基于自己的个人兴趣进行写作。后来在写作时会更考虑读者，考虑写作之外其他方面的因素，会去有意识地去寻找一些题材，也会为一部小说做比较久的准备。写作的速度越来越慢了，也写得越来越认真了。
□可否在近几年你的社会实践活动中，分享一件让你最难忘的故事？
■我觉得最难忘的故事是在刑警大队实习时，我的大队长当着我的面被纪委抓走了。当时正好是三年扫黑除恶期间，我们刑警大队上上下下都在办两个案子，都是涉黑的。其中一个比较大的案子，头号嫌疑人已经被抓，但他一直是零口供。当天队里部署下午去外省抓该案二号嫌疑人，正当大队长跟我和另外两个同事开早会时，大队长突然接到一个电话，没说几句就默默地把电话挂了。这时走进来几名纪委的同志把桌上东西都收走，把他的办公室贴上了封条。当场抓走了大队长，这大概是我经历过的最有戏剧性的场面。
□不断进入各行各业工作，接触各类人群，对你的文学创作最大帮助是什么？
■在我看来更多的帮助是使我这个人变得更成熟了。我看到了更多关于这个社会的各个切面、各个阶层、各式各样的人，还有发生在他们身上的故事。学到了很多我之前从来不了解的知识。这些成长和收获不一定直接体现在我的作品上，但它们更多的是塑造了我，我变成了一个怎样的人，因此会间接反映在我的作品里。
□以《东游西荡》中《小孩子的游戏》为例，讲讲在文字表层之外，你希望传递出什么？
■《小孩子的游戏》其实是我第一次参加完全程马拉松之后写的，写得特别早，我记得好像是 2015 年。当时“一起玩吧”那句话引自我特别喜欢的日本漫画家浦泽直树漫画《20世纪少年》里的一句台词。我写那篇文章时处于一个很年轻、很中二的一个状态，第一次跑完全马，怀着一种特别激荡的心情，所以那时希望所有的年轻人都别辜负自己的青春和时光，想做什么就立刻去做，因为时间不等人。
□有什么创作计划，正在写什么作品？
■我接下来一是会写一部10万字左右的小说，关于剧本杀的悬疑题材。这部小说是一年前就开始写的，写了1万多字，后来因为各种事情搁笔了。现在准备重新拾起来写完。二是我准备了一年多的时间想要去写一部讲打牌的小说，也是一个悬疑题材，故事背景是发生在南京，所以过去的一年，我搬到南京住。
来源：中国出版传媒商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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