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访蔡崇达：400万销量的《皮囊》之后
2014年，蔡崇达的处女作《皮囊》出版。谁也没想到，这部散文集在日后的8年多，销量超过400万册。
“其实直到下印前，我都在问，这本书能不能不出了？”在《皮囊》畅销的8年时间里，蔡崇达一直没有新作问世，直到长篇小说《命运》。在阅外滩书店举行的新书分享会前，蔡崇达接受解放日报·上观新闻记者专访，谈及《皮囊》出版前的这段插曲，他坦言：“我是受文学恩惠的人，对出版这件事，心理压力比较大。我的产量没这么大，不是我没有写，而是要达到我心里值得出版的线。”
《命运》分享会在阅外滩书店举行
1982年，蔡崇达出生于福建省泉州市东石镇，18岁考入泉州师院，2004年毕业后，先后在《中国新闻周刊》《新周刊》《三联生活周刊》工作，担任过《周末画报》新闻版主编、《GQ》中国版报道总监和《中国新闻周刊》执行主编。
回顾蔡崇达的媒体人简历，不可谓不成功。但就在即将迈入30岁的当口，他陷入了巨大的困惑。他坦陈，自己当时处于一种应激状态，“写《皮囊》的过程，是我向文学求助。我被看不清楚又一直逃避的命题追赶着、撕咬着，无力承受，最终鼓足勇气转过身看到它、面对它，与它相处。”
那个紧追不舍的命题究竟是什么？蔡崇达回忆，29岁时，他觉得，人是为了“理想”和“责任”活下去的。当时他对自己的规划是在媒体领域赢得奖项认可。但当真正拿到这些荣誉之后，他又陷入了巨大的迷茫。他开始觉得，所谓“理想”只不过是给自己抛了一块骨头，抛得远远的，再让自己去追，当你咬到骨头那一瞬间，又开始怀疑这一切的意义。另一边，自从父亲患病后，他把医治父亲视为自身的责任。直到29岁的某一天，这份责任也消失了，因为父亲离世了。
30岁生日那天，蔡崇达在伦敦大英博物馆参观了一个展览，长长的展台，安放着各种各样的药丸和医疗器械，每一列都隶属于下面标注的一个个主人公，已逝的人们生前最美好、最痛苦时刻的照片以及他们最后时刻的面容也被一一陈列。
看着这些面孔，蔡崇达想起重病8年、已经离世的父亲。他突然意识到，自己并不真正理解父亲。从伦敦归来后，他开始搜寻记忆中的父亲，写下了后来收录于散文集《皮囊》的《残疾》一文。从那篇文章开始，他有了一种紧迫感：“我应该看见更多的人。这是和时间抗衡、试图挽留住每一个人唯一可行的努力。这也是理解自己最好的方式——路过我们生命的每个人，都参与了我们，并最终构成了我们自己。”
在媒体工作时，蔡崇达擅写特稿，他形容，写《皮囊》就像是用报道自己内心的方式，面对耿耿于怀、最难以释怀的命题，剖开它、看到它、认识它、拥抱它。“《皮囊》意外地成为畅销书、长销书，但其实它并非自觉呈现给公众的表达。它不是那么系统性，但很真诚。能得到读者的喜爱，就像成千上万素未谋面的老朋友与我的内心深处相遇，与书里表达的命题共鸣。”蔡崇达说，有了读者、有了销量，对他而言有了一份底气，“可以不那么快出新的书，可以不写不想写的东西。在庆幸和感谢之外，也特别紧张，希望自己的下一本书能够努力试图逼近写作者应该承担的责任。”
蔡崇达为读者签名
《命运》这本书，最早定下的是书名。“世界诸多无常，很多人活下去的根本目标被动摇，处于孤独无助的状态。我觉得，需要有一本叫《命运》的书，描述命运的模样——认识命运、与命运相处，就不再对命运如此恐惧。”
“先把书名和目标定下来，这本书注定是难写的。我试着承担某种责任，尽我所能调动文字的千军万马，逼近这个目标。”蔡崇达说。
不管是《皮囊》还是《命运》，蔡崇达的书写离不开家乡与亲人。“很多作家的第一本都是写自己、写家人、写家乡、写生命历程的。没有能力看到家乡，看到自己和构成自己的一切，就更没有能力看到更多的人性、更大的世界。”在蔡崇达看来，“生下”家乡，“生下”自己和亲友几乎是写作者必经的过程。“最后，写家乡不只是为了写家乡，家乡其实是亿万人在这片土地上的生命累积，是行为秩序、价值理念，是一代代人生下来、活下去、留下来的经验——‘生下’自己的家乡，就是从最熟悉的通道，从共同的生命经验，通向生命本质的命题。”
《命运》的主人公是《皮囊》里的核心人物阿太。“要描述命运的样子，可能需要这个人活得足够漫长。命运刁难不到她、为难不到她，她与命运漫长的相处，折射出命运的模样。”蔡崇达说，阿太活了99岁，历经人间变迁和种种困难，但她生命的核依然向前，“小说的开头就写死亡，在濒死一刻回望，死亡可能是描绘命运最好的立足点。”
为这个开头，蔡崇达重写了多次，“直到第二十七八遍，终于找到了它。我才感到，自己或许有能力‘生出’这部小说了。”他感慨，“新闻的导语如同路线图，你已经掌握了所有素材，需要一个合适的切入点，而写小说没有现成的寻宝路线图。即便找到了开头，还是不知道第二章要写什么，只有不断往前走，一边走、一边摸索，找到开头，只是找到了行进的方向。”
在《皮囊》畅销的这些年，很多人问过蔡崇达，为什么这本书这么受欢迎？“我回答过很多有可能的原因，但究竟为什么，我也不知道。后来看到一位韩国评论家说，作者试图用古代中国的精神秩序疗愈当下中国。我很庆幸自己生在闽南，我一直说，不是我的书畅销，而是闽南文化畅销，是传统的中原文化畅销。泉州是宋元时期的第一大港，每当中原发生战乱，就有人不断迁徙过来，带来不同朝代的传统文化。”
“当我内心面对逃无可逃的命题，下意识调动生命经验中储存的家乡秩序，无意中暴露了我自家乡文化中继承、学习的精神链接。这些精神资源或许对当下人们的生命历程依然有启发。”在蔡崇达看来，写作者就像老天爷的农作物，长在什么样的土地，就会开出什么样的花，所扎根的风土就是先人积淀下的经验。“中国人其实是精神世界高度发达的民族，这些年，传统文化重新回到年轻人的生活，民俗、民艺成为新的时髦。我女儿10岁，对这些话题特别感兴趣。我的写作之所以会被看见，或许就是在进一步发展的背景下，越来越多人希望寻找自己是谁，从哪里来，有什么样的精神秩序可以依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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