她曾是80后作家中的叛逆符号，如今年入不惑
归属于东一时区的柏林，与北京有七个小时的时差，而在每年将近七个月的夏令时中，这个时差还要再减去一个小时。因着这六七个小时的缘故，与春树的采访约来约去还是出了岔子，电话如期打过去的时候她已经睡下了，一觉醒来才回复信息说，是她算错时间了。“真的是太逗了，我那天迷迷瞪瞪的，没想到又搞错了。”等到终于成功连线，她上来就先笑话了自己一番，还说只有每次看春晚能准确地算对时差：“我特爱看春晚，本来就喜欢看点节目，另外也是为了了解一下这一年（国内）的情况。当然中间还有一段时间特别想家，觉得（春晚）离以前的记忆比较近。”
这是一个令人无从预料的开场，毕竟没有谁能主动将她和春晚联想在一起。从21岁开始“春树”这个名字就成为“80后”的一个符号，象征着一代人的叛逆与另类。即使过去20年中，当初同路的少年们已各自殊途，曾经的那场文学风潮早就喟然远去，春树依然好像是青春痕迹最重的一个，她的文字还是那般自言自语，生活也还是那般横冲直撞，甚至逞性随意到连她都会自嘲是“孤悬海外，风雨飘摇”。
“其实以前我就有这种分裂性，但好像没什么机会表达这一面。”春树显然也感觉到了这个意外话题引发的错愕，她立马做出自我补充的解释，随即却又迅速放弃：“我觉得我表达得也不少，但是基本上不被注意、不被重视，因为它可能确实跟我不太搭。”
2016年，春树在北京的家中。图/chunshu
没有人一直活在21岁
2019年的时候，春树和国内的出版社签了份合同，将自己过往的作品以文集形式再版。拖拖拉拉好几年过去，这套集子的前四本今年才陆续面市。
修订的过程亦是回望的过程，站在40岁的门槛上，春树发现尽管她“讨厌成年人的生活”，一直“尽量地活成一个小孩”，但自己确实不再年少了。“不得不承认，那些东西无法再复制了，那种热血、那种气质已经变化了，早期大部分作品的情感力量是非常饱满的、随性的，那种写法我现在觉得都奢侈。”
这种感知倒也不是第一次出现了。2010年，当她还在庆幸“终于从青春期中全身而退”时，并不会意识到这只是另一段困境的开始：在那之后，她身上的写作动力像是荷尔蒙骤降一样轰然溃散，长篇再写不出来，短篇也没一个满意，就连向来顺手的诗歌都渐渐于不期然中生出了厌倦感。她的确“没有死，也没有疯”，但对于一个肆意张扬过的青春而言，哑然和落寞也许比死与疯更为残忍。
这背后当然有着与创作本身相关的原因。从赖以成名的处女作《北京娃娃》起，春树的小说总是被称为自传体，她的“自我”始终醒目地存在着，无论故事和人物如何改换，都不妨碍一股独白的气息扑面而来。“我对这个世界的兴趣或者对别人的兴趣，好像没有对自己的兴趣大。”春树很清楚自己的这种偏重与惯性，所以她渴望突破，试图学习如何使用虚构。可不管怎么努力，结果都好像是徒劳的，对经历和体验的依赖仿若天性一般紧紧跟随着她，就是摆脱不掉。
走不出叙述路径的围城，书写的空间也便难以扩展。跨过以文字抒一时忧伤的阶段，她已不愿再做零敲碎打的表达，她想去触碰更具意义的命题：“它要在文学上立得住，尤其在这个作品是自己为自己负责的状态下。”
除了创作的谜局，困境的根须还深深扎在生活的泥淖之中。“一个人如果很难搞定自己，真的是会反映到写作上的。”这十年里，春树结婚、出国、生育、离婚，虽然过程并非全然的兵荒马乱，曲曲折折中却有太多满目狼藉的时刻：她德语学得断断续续，在柏林认识的人也不多，疏离和孤独常常冒出头来；好多次想过回国，孩子又牵绊住了脚步；育儿实在费时费力，不仅身心疲惫，中间还一度抑郁……一切就像肚子上那几条恼人的妊娠纹，即使涂抹过了各种祛痕油，还是丑陋、顽强地存在着。
“20岁左右的时候，我对人生非常笃定，起码我信赖我所信赖的，那么我的写作就可以底气很足。后来半信半疑的时候就很麻烦，完全没法写了。（而且）青少年时期，人生有很多支撑点，当年龄变大，这些支撑点会有变化，有的就没有了，这个时候人生想法就没有原来那么乐观了。”春树说。
而在另一个层面上，这条生活的轨迹也从一开始就推翻了那个以青春搭建起来的文学幻象。当人们还期待着她会像《时代》周刊写的一样，“打破既有的程式和规则，寻求自我的个性解放”，却转眼发现她倒向了看似传统而又寻常的人生。她用诗句记下了随之而来哗然和失望：“记得我刚结婚那会儿/有些读者如丧考妣/你为什么要结婚呢……我生了孩子以后/他们又说/太不可思议了/你居然有了自己的孩子”。对此，她起初还会予以回击、争辩，后来她想明白了：“我与我的读者，共同创造了一个虚幻的世界，像神话一样，神话是肯定要破灭的。”
有时候春树也会想起从前的时光，但也仅限于想起而已，因为没有人可以一直活在21岁，而且她丝毫没动过停留的念头：“我是一个真实的人，我想继续向前走。”她并不后悔所有做出过的选择，就算这些选择让她狼狈不堪，她还是觉得自己足够幸运了：“我一直希望自己避免被彻底地打击、改变，我遭遇的时间已经比较晚了，我曾经的朋友们很多都早早地遭遇，告别了他们的理想。”
春树作品系列。图/受访者提供
叛逆的青春无法持续
“我们80后是少有的一代，特别希望走一条新路。”对于自己这代人的本色，春树至今仍然坚信不疑，就像她从来都不否认当初《时代》周刊给予自己的描述和评价，哪怕其中不免有着些许西方想象式的放大：“它虽然不是我的全部，但一定是我很重要的一部分特质，这不用怀疑，绝对是真的。”
2004年的那篇报道中，春树和她的同辈们被冠以 “The New Radicals”（新激进分子）的定义，在美国记者眼里，他们如同曾经的嬉皮士和垮掉的一代，展现出了另类的面目，并且正在迅速扩张着自己的群体规模。与此同时，文章也提出了另一个结论：在中国新兴的消费文化中，这种另类已成为一大增长点。
之后的几年，这个判断得到了充分的印证。这些二十几岁的年轻人的确成长为耀眼的势力，他们宛如偶像一般吸引着少男少女的疯狂追随，创造出一个又一个文化奇观与商业神话。而在这过程中，除了媒体推波助澜的关注与讨论，出版商的运作也是保驾护航的一个重要角色。几乎每一个文学少年的身后都站着精明的出版人，郭敬明有春风文艺的时祥选、长江文艺的金丽华，韩寒有路金波，春树出第一本书时，磨铁的沈浩波建议她穿着肚兜亮相签售会。
只是不过十年光景，这幕光怪的盛景便徐徐落幕了。在春树陷入创作低谷的前后，所有的变化都渐次浮出水面：建立起商业帝国的郭敬明开始将重心转向影视，笛安成为作协研讨会的主角，张悦然登上了高校的三尺讲台……还有许多人悄悄地消隐，化为一道道转瞬即逝的流星。一场青春文学的风暴就这样匆匆刮过，似乎没留下太多痕迹。
春树觉得，这样的结果并不算意外：“时代短暂地允许（我们）这样的形象存在，但是这种叛逆的形象没有办法持续，因为（叛逆）如果往深里走，一定要涉及更多的东西。所以你必须变得暗淡，要么走特别商业的路线，要么进入文学体制，要么被忽视。除此以外，我没找到什么更好的生存的办法。”
在她看来，对生活的选择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早期的价值观，而他们这群人虽然被当作一个群体，却从来都是各自独立的。所以她甚至理解那些彻底离开的人：“文学跟生活不是一个绝对抵触的事情，只是年龄越大，生活压力越大，你会越来越发现文学的纯粹性需要花费好多时间。我们的写作无法拯救我们的日常生活——曾经一度我以为是可以的，当他们发现写作救不了生活时，如果想要过得好一点，只能抛弃写作。”
她也没有所谓“走散”的感觉，无论如何，总有人仍在写着，而且还有80后在以新的方式登场。“比如东北的三个作家（双雪涛、班宇、郑执），我们之间隔了很长时间，但是其实年龄段是一样的，我们当时喜欢写青春校园，他们直接就写社会，我们喜欢写自己这代，他们写上一代写父辈，正好轮到80后开始怀旧，就有很多人爱看。”
当然，失落不是一点没有。“我前几年才发现过得特别好的几个人居然都是‘文二代’，我之前怎么这么幼稚，还以为他们是因为幸运，确实是因为幸运——另一方面的幸运。”在春树那里，这倒不是公平与否的问题，而是可笑又可悲。可笑的是，世界的逻辑仍旧没有站在才华和意志一边；可悲的是，这样的世界不是他们以前想象的未来——“至少不是我小时候以为的未来”。
不过，就算见到了这些赤裸的真相，春树也不打算再像从前那样摆出一副剑拔弩张的架势了，因为“这世界太荒诞，荒诞到根本不值得严肃地对待”。17岁的时候，她觉得“真正的人生应该是战斗，真正的活着就应该锋芒毕露”；如今她只觉得，如果一个人太过认真地对待生活，迟早是会崩溃的。
春树。图/chunshu
给自己一个交代
尽管生活的狼藉和创作的困境依然没有完全退散，春树还是重新捡起了笔来。她慢慢地接受了一个现实，与其自我怀疑下去，不如先从废墟里边找找，看还有什么可以写的，或者还有什么是自己一直忽视而没有写过的。
2019年，她终于时隔九年交出长篇新作《乳牙》。这是她第一次没能一气呵成的作品，既是因为只能在孩子熟睡的深夜创作，也因为要处理的是从未书写过的中年体验。但她还是坚持完成了，她需要证明自己还能写：“文学这个东西让我快乐，如果没有办法再写作了，会觉得很伤心。”
此前，春树的每一本书几乎都会在出版宣传的包装中被称为转型之作。然而对她自己而言，《乳牙》才是真正承上启下的。虽然在这17万字的讲述中，往日的忧伤和愤懑仍有残存，字句之间却已显露平和与释然。它像是一块铺路石般连接着青春昨日与人生未来，并且依稀可见更多潜在的可能，正如小说中的一句话：“我像一个大病初愈或是重见光明的盲人，抑或是战争幸存者，看待周遭事物又有了新的视角。”
《乳牙》的最后，“我”闻着儿子身上的奶香味哄他睡觉，当所有的儿歌和流行歌曲都被唱完时，一首一首的老歌突然从嘴里涌出，那些歌老得记不全歌词了甚至它们原本就不属于“我”这代人，却又实实在在是童年里熟悉的旋律。这是一个暗藏心思的设计，它不仅仅是结尾，同时也是未完待续的引子，因为下一部作品，春树已决定要写童年了，写80年代到90年代山东老家的乡村——“这对我自己是一个交代。”
她曾在很多地方，用几乎一模一样的话描述过那座村庄：“我老家的地形算是一半平原一半丘陵，起伏不平。三面环山，另外一面是马路，走出去，走很远，就是大海。小时候觉得很远很远，后来有了车了，修了路了，只要一个多小时，就能从村里开到海边了……”这些年的异国漂泊里，除了千禧年左右的北京，这片三面环山的土地也常常出现在春树的乡愁梦里。而从更大的意义上，正在或者已经消失的乡村生活，亦可以成为所有人共同的乡愁，所以春树希望，之后的这本书可以穿过潮流式的表面，写得尽可能沉潜一些。
同时书写的也将包括乡村里那些作为长辈的女人们，可能是妈妈、姥姥或者奶奶，可能是三姨或者小姨，也可能是三姑。她们曾带给缺少父亲陪伴的童年春树以亲情，也在春树成为母亲之后成为她探究女性身份与命运的窗口：“我以及我的朋友们还是太小众了，她们才是那个最普通的大多数。”
也只有在这些女性长辈身上，春树才确证活着是有可以信赖的真实状态的。而更多时候，她觉得自己习惯时刻监控着别人的漏洞，从那些未经怀疑的生活里找出无法自洽的陷阱。这癖好看似奇特，却未必是一件坏事，至少说明她还保持着一双文学的眼睛，还远远没有到一个创作者“最后的时刻”。
发于2023.12.11总第1120期《中国新闻周刊》杂志
杂志标题：春树四十
记者：徐鹏远
编辑：杨时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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