考据、推演、抒情：论近年网络历史小说“老白文”三调（2018—2023）
七月新番《秦吏》、榴弹怕水《绍宋》、孤独麦客《晚唐浮生》（从左至右），起点中文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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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
近几年来（2018—2023），历史类“老白文”的兴起已成为网络文学领域最值得瞩目的风景之一。与此前的网络历史小说相比，这批以《秦吏》《绍宋》《晚唐浮生》等作品为代表的“老白文”，呈示出更翔实的历史考据、更合理的历史推演以及更丰富、细腻的抒情特质。这些小说不但接续了中国历史小说的创作传统，更居于中国文学“情教”传统的延长线上，为网络历史小说模式化的欲望叙事带来新变。历史类“老白文”的兴起源于网络文学的自主性，突出了“讲故事”的艺术在数字时代的别样复兴，同时也与网络文学读者的主体成长有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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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
网络历史小说 老白文 考据 推演 抒情
经过二十多年的发展，中国网络文学已从萌芽状态步入成熟期，如论者所言，“2018年后，网络文学类型出现了迭代升级的趋势”，越来越多的网络文学作家与读者在“流量”“爽点”之外“逐渐追求作品的美学纯度、精神深度与思想高度”。在此背景下，近年来（2018—2023）网络历史小说领域业已涌现出一批“老白文”——所谓“老白文”是网络文学类型模式确立后的产物，不同于内容浅白、依循固定套路写作、专注制造阅读快感的“小白文”／爽文，在情节设计、叙事语言上通常更加严谨、精致，也更具有思想性。同时，作品存量超过260万部的网络历史小说也是网络小说诸种类型中与纸媒文学传统的关系最为密切的一类，该类型中的“老白文”的兴起为我们再度检视网络文学与纸媒文学之间的共性与区隔提供了绝佳的切口。有鉴于此，本文将论析近些年网络历史小说“老白文”呈现出的三种类型特质——考据、推演、抒情，探究三者如何承继与更新了中国历史小说的文学经验，在爽感叙事外呈示出何种美学质地，进而检视历史类“老白文”生成之缘由，并管窥网络文学未来的经典化趋势。
一 一种“考据流”写作正在崛起
网络历史小说一般指“以真实存在的具体历史时空或相似时空为故事背景的小说类型”，其子类型包括历史穿越小说、军事历史小说、架空历史小说、半架空小说等。参照国内业界最具影响力的起点中文网当下的类型划分，网络历史小说应有别于加入历史元素的玄幻小说（如《雪中悍刀行》《将夜》）和言情小说（即“古代言情”类小说），可依据作品关涉的年代进一步细分为架空历史（完全虚构的历史时空）、上古先秦、秦汉三国、两晋隋唐、两宋元明等类别，或依国别再划分出“外国历史”一类。类型设定方面，“穿越在网络历史小说里成为一种基本方法”（当然也有例外，如卓牧闲的《韩四当官》），小说的阅读快感多被定位于主人公穿越前后人生境遇的颠倒以及对客观历史的改写。
李玮指出网络文学在2018年后产生了元素融合、“反套路”和“去类型化”等创作潮流，从而步入“后类型化”时代，此判断对网络历史小说亦大致适用。正如2018年上架的《诡秘之主》被视为打破网络文学类型化程式的创新之作，七月新番于同年开始连载的《秦吏》亦为网络历史小说吹来新风。然而《秦吏》的“反套路”——不以灭秦或建立新朝为己任，反而决心守护“秦吏”身份——却未必是对类型壁垒的突破（即“去类型化”），毋宁强化了网络历史小说的类型特征。更确切地说，《秦吏》的“后类型化”意义体现为网络历史小说的内部挖潜，强化了“历史”之于该类型的本体性意义，在网络历史小说内部进一步划分出“老白文”与“小白文”两种范畴。
其实“老白文”与“小白文”不是截然的二元对立，“老白文”同样强调阅读快感，只是不再像“小白文”一样耽于对世俗欲望的直接迎合，毋宁说丰富了阅读快感的定义。吉云飞认为“老白文”不同于“小白文”之处在于将“现实原则”引入“快乐原则”，努力维系二者的微妙平衡，以“细节逻辑的绵密扎实”使“梦幻泡影显得真实不虚”。回到网络历史小说，当下“老白文”的特质首先在于对历史的稽考，或曰一种方兴未艾的“考据流”写作，即一方面援用翔实的史料来营造文本的历史感，渲染历史氛围，力求在人物行止、背景框架、故事细节等方面抵达某种历史的本真；另一方面则通过考辨各式史乘来展开文学想象，以此提炼出对历史客体的总体性把握与省思。
历史学专业出身的七月新番在《秦吏》中安排现代警官“魂穿”睡虎地秦墓出土的家书主人黑夫，以扭转黑夫在秦国统一战争中的“炮灰”命运为叙事起点，最终改变了秦末乱世的结局。黑夫从士伍到彻侯的升级严格遵循秦国二十级军功爵制，其升级的过程虽难免传奇色彩，但皆有历史文献作为支撑，如小说开篇安排黑夫捕盗获爵的历史依据便是岳麓书院藏秦简《为狱等状四种》、张家山汉简《二年律令》等出土文献。《秦吏》借鉴考古成果、史传材料，除了在细节上营造了历史图景的真实感，还由此启动对历史的反思与质询。在黑夫的升级／成长之路上，七月新番看到了“血缘卿族倒地，布衣卿相崛起”的千年变局，但《秦吏》却未曾坠入争霸文的旧思路，而是将创造“男乐其畴，女修其业，事各有序”（《碣石刻石》）的大同盛世作为黑夫的终极理想。为什么秦始皇未曾实现《碣石刻石》上的允诺／梦想？一向被后人冠以“暴虐”之名的秦法为何值得黑夫的坚守？中华文明传承的基石又在何处？这一系列“大哉问”以七月新番对历史的稽考为基石，并反过来使《秦吏》摆脱了某种“细节肥大症”。可以说，历史考据之于网络历史小说，不仅仅是为了体认历史客体的具体性，还是为了更深刻地向历史提问，从而在闯关升级、满足匮乏的爽感叙事外昭示出思想的深度。
1975年云梦睡虎地4号墓出土的黑夫“家信”木犊
应当指出，《秦吏》之前的网络历史小说名作如中华杨的《异时空——中华再起》、赤虎的《商业三国》、月关的《回到明朝当王爷》、天使奥斯卡的《篡清》等，并非没有对历史的考察，但它们更多视此为小说的点缀而非一以贯之的基石，且史料钩稽十分粗率，经常暴露出史实方面的硬伤。阿越的《新宋》以“知识考古”作为小说纸媒版的卖点，看似不复“小白文”的浮浅，但小说的网络连载版对北宋时势的书写错谬甚多，以至于有读者认为“作者写这书时大约还没读过《宋史》”。阿越本人也意识到这个问题，在《新宋》长达十五年的创作周期里不断修正、补充北宋时期的风俗、建筑、官制等历史细节，这一修改历程其实已预示了日后“考据流”小说的涌现。纵观2018年以前的网络历史小说，不难发现它们大多展现出的还是“小白文”的特点，即止步于对历史常识的取用，所借鉴的多为历史通俗读物乃至历史题材影视剧，像《宰执天下》《临高启明》《重生于康熙末年》等相对严谨的、具有“考据流”特质的“老白文”并不多见。
阿越：《新宋·十字：1》，花山文艺出版社2008年版
因此，《秦吏》的典型意义便在于代表了2018年前后兴起的一批“考据流”小说，如七月新番的《汉阙》（2019—2020）、《新书》（2020—2022），榴弹怕水的《覆汉》（2018—2019）、《绍宋》（2019—2021），衣冠正伦的《汉祚高门》（2017—2019）、《冠冕唐皇》（2019—2022）、《北朝帝业》（2022—），孤独麦客的《晚唐浮生》（2021—2023）、《晋末长剑》（2023—），卓牧闲的《韩四当官》（2019—2020），夺鹿侯的《开海》（2018—2020）、《顽贼》（2021—），雁九的《我的公公是康熙》（2022—），克里斯韦伯的《丝路大亨》（2017—2020）、《霓裳铁衣曲》（2021—），秽多非人的《江户旅人》（2020—2022），姞文的《范知州》（2020）、《少年陆秀夫》（2021）等。这批网络历史小说的作者既有此前便从事“考据流”写作的“老手”如雁九、孤独麦客、克里斯韦伯，也有七月新番、衣冠正伦等后来者。以《晚唐浮生》为例，作者孤独麦客考辨了《唐代藩镇研究》《唐代碑志文研究》和新旧《唐书》等专业文献，知识化地再现了晚唐的时代风貌——无论是时人的衣食住行，还是下克上的藩镇风气与尚武精神，皆透过邵树德由戍卒至帝王的传奇一生形象地呈现出来。
从宋元讲史话本、明清历史演义一直到当代的新历史小说，历史题材文学应当“贵实”还是“贵虚”历来争议不断，网络历史小说亦不能自外于此。有论者认为较之传统历史小说，早期网络历史小说每每“将历史看作人物形象活动的背景”，“凭借主观想象写历史”，且写作者大都缺乏历史功底。众所周知，唐浩明在创作长篇历史小说《曾国藩》前曾参与编辑《曾国藩全集》，研读了大量晚清史料，二月河为创作“落霞三部曲”亦于故纸间寻幽探源，“史的内涵和要素在形象之中得到了突出强调，甚至史的刊谬剔抉也成为作家进入创作的必不可少的前提”。以此观之，近几年集中登场的“考据流”小说无疑突破了网络历史小说长久以来“凭借主观想象写历史”的窠臼，转而接续了中国历史小说“博考文献，言必有据”的创作传统，不仅在网络文学“去类型化”的趋势中保持了自身类型边界的辨识度，亦彰示出文学在不同媒介环境之间的共性。
唐浩明：《曾国藩》（手稿本），岳麓书社2020年版
不过即便如此，这批历史类“老白文”与纸媒场域的历史小说仍存在从内容到形态上的巨大差异。第一，纸媒历史小说在历史的虚与实之间大抵恪守着“重大的历史事件是真的”这一叙事原则，而网络历史小说则不必如此。“考据流”写作虽追求从衣食住行到官制、地理等历史细节与历史人物形象塑造的高度拟真，却仍将重大历史事件或历史的客观进程视作可改写的对象。第二，1990年代的新历史小说操演对历史的祛魅工程，将历史审美化的同时也滑向去历史化的渊薮。与之相比，网络历史小说则召唤回某种一度失落于“纯文学”的宏大叙述——历史的深度仍能经由（网络）文学获得体认，（网络）文学也持续建构着民间化的国族想象。第三，由于网络文学的互动性与开放性，“考据流”小说的知识化写作每每由作家与读者共同完成，《临高启明》的“集体创作”便是最典型的例子。不过“考据流”小说在2018年前后的崛起应当还与媒介技术的更新有关，如起点中文网于2017年上线本章说功能，一改网络文学的创作与阅读生态。自视频网站弹幕演化而来的本章说或间贴以网页折叠的方式内嵌于小说的段末，改变了论坛时代“跟帖”模式里创作与评论的二分。资深读者常常通过本章说向其他读者进行历史科普，考证文本所涉史实，与作者本人或其他读者的评论形成互动。如此，作者的历史研判与读者的社群智慧合力形成了“超文本”的知识性注释，有机地参与了历史类“老白文”的文本构建，一如黎杨全所言，“‘故事文本’与‘评论互动’的结合才是数字时代完整意义上的文学”。
读者“深海熔岩”在孤独麦客《晚唐浮生》首章发布的“本章说”
二 推演与抒情：超越YY的可能
长期以来，网络历史小说都被视为对历史的YY。在网络语境中，YY是“意淫”的汉语拼音缩写，“泛指一切超越现实的想望”，是“对日常生活匮乏部分的有针对性的补偿”。网络历史小说YY的内容一般可分为两类：一是化解中国历史上的种种危机，尤其要逆转近世中国的屈辱历史；二是追求“醉卧美人膝，醒掌天下权”的自我实现。为达致YY效果，网络历史小说的主角多为穿越者，往往具备现代视野、现代生产技能、预知历史走向等“金手指”。小说在情节上则多以“攀科技树”——利用后世科技成果来积累个人资本或改变社会生产力——为线索，或以迎合男性欲望的“权斗”“争霸”“后宫”为卖点。诚然，YY作为一种标签，精准地把握了网络历史小说乃至网络文学的欲望质地，但网络历史小说并非只有YY，在千篇一律的欲望叙事之外，晚近的历史题材“老白文”也拓展出了颇有深度的历史反思，并提供了超越民族主义迷思和商品化欲望的情感力量。
邵燕君、王玉玊主编：《破壁书：网络文化关键词》，生活书店出版有限公司2018年版
有别于“纯文学”的历史反思（历史为何如此），网络历史小说对历史的重构分享了与历史哲学层面“反事实设想”相类似的目标与方法（假设历史如此），如“明穿”小说往往构想晚明中国抓住十七世纪全球化机遇后的历史走向。小说主角先验地背负着作家与读者共享的历史省思，充当推演另类历史或可能世界的道具，正如《新宋》的作者阿越所说：“我们可以通过一个现代人回到古代的奋斗史，来探讨一下某段历史究竟是在哪个地方出了差错，来演示一下历史的另一种可能……架空历史小说并不一定只能够意淫。”准此，我们不妨用“历史推演”来概括网络历史小说的历史反思，不过需要追问的是，推演与YY的界限在哪里？二者是否仅为“历史幻想”的同义反复？
尼尔·弗格森指出，历史学的可能主义“通过筛选历史可能性，把话题限定在那些有合理性的历史可能中，用对可能性的测算代替‘偶然性’之谜”，此“可能性”指向的是“那些当时的证据表明当时的人的确考虑过的那些可能性以及它们实现的可能”。历史当然有其规律可寻，但历史现场的众声喧哗也提示我们，历史的发展与其说有一条预设好的机械轨道，毋宁说充满了歧出的可能。借鉴尼尔·弗格森的观点，推演与YY的微妙区别或许恰在于二者对“可能性”的不同理解。对大多数网络历史小说来说，YY的实现有赖进化论的时间观与发展主义理念。不论主角的“金手指”是对历史走向的熟稔，还是海量的工业、文化知识储备，抑或随身携带的超能系统（如《带着仓库到大明》《带着系统来大唐》），其底层逻辑都是一种贵今薄古的线性历史观，中国本土历史的“可能性”实际处于被遮蔽的状态，所谓重构历史不过是复制既定的现代化模式。在这些小说中，穿越者或“大跃进”式地开展工业革命，或复刻欧洲殖民模式进行资本主义原始积累，或不辨情势地将现代政治理念嫁接于古代中国。近几年来，“老白文”的历史推演虽难绝缘于YY标签，但显然也降低了对网络文学数据库（包括人物形象、世界架构、情节套路等公共设定）的依赖，更尊重历史自身的特殊性、具体性（如注意到中国古代的宗族制度，使小说主角走出“起点孤儿院”），重审隐而未发的历史走向，相对持平地处理历史与现实的对话。相关作品或可和部分科幻、奇幻小说一道被视作强调逻辑演绎、建构异世界的推想小说（speculative fiction）。
尼尔·弗格森：《未曾发生的历史》，丁进译，江苏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
与“小白文”里的穿越者一味贬低儒学不同，小说《宰执天下》的主人公韩冈拜关西大儒张载为师，继承并改造了横渠气学。通过发掘儒家学说里的朴素唯物主义，韩冈在宋代埋下现代自然科学的种子，并奠定了其日后政教改革的基础。同时，韩冈以“六经注我”的方式阐发个人政教主张，与宋儒“舍传求经”的学术风尚相契合，以此为基石的世道变易无疑具有一定历史合理性。另一方面，《宰执天下》后半部分拟想在北宋推行“虚君共和”的民主宪政，将西方十八世纪的工业革命搬演至十二世纪的中国，则又暴露出以西律中与厚今薄古的思想悖论。值得注意的是，近年创作的历史类“老白文”已逐渐意识到这些问题，在推演历史的过程中一边更细腻地体贴古典中国的思想脉络与情感结构，一边减少“攀科技树”的情节或抑制“金手指”，从而凸显真实历史时空中“相对具有合理性的可能性”。
cuslaa：《宰执天下》，纵横中文网
与韩冈类似，《秦吏》中的黑夫也面临位极人臣后何去何从的问题，他虽如韩冈一般拒绝登上帝位，却不愿像后者一样仿拟西方宪制。在黑夫看来，“秦制由商君肇始，而后人用了百年时间来摸索，最终由始皇帝落成，虽有这样那样的问题，却也是放眼古今最好的制度了”（第1034章）。这种对古人智慧与社会规律的辩证与敬畏在当今的网络历史小说中不可不谓难得，小说的历史推演因此少了几分寻常“工业党”或“情怀党”的YY套路，亦可见唯物史观的影响痕迹。在小说最后，黑夫决意谨守秦吏身份，以去芜存菁的辩证态度继承秦制／秦法，“让这法崩礼坏的世道，再度拥有天下程式”（第1033章）。与其说黑夫如何以现代启蒙理性改造了秦法，毋宁说他找到了古今之间的历史共鸣——“大圣作治，建定法度，显著纲纪”（《芝罘刻石》）。古老的秦法不啻寄寓了世人对稳定秩序的企盼，还潜隐了文明传承的秘密，孵育着当代中国的法治理想。
论及在历史推演中压抑“金手指”，榴弹怕水的《绍宋》理应榜上有名。小说主角“魂穿”宋高宗赵构，甫一出场，便面临着奔逃扬州与北上抗金的艰难抉择。比起“宋穿”前辈石越与韩冈，穿越后的赵玖既无文韬武略，也不通现代工业知识，甚至对建炎南渡等历史事件也知之甚少。既然赵玖缺少“金手指”的加持，又不愿苟延残喘，便只能借着人性中的一腔“血气”砥砺前行。小说中赵玖屡屡行险，不仅点明改写历史需要付出的沉重代价，还映射出主人公与千千万万同时代人的“血气”，成就了一份古典时代的“英雄气”。也正是这股回荡在家国板荡的危机时刻的“英雄气”，开启了历史类“老白文”动人的抒情时刻。
在网络历史小说的YY标签之下，民族主义情绪与个人欲望总是纠缠不清，识者有言，“文本重构历史的欲望是在个体欲望的驱动之下进行的，文本中所表述的民族主义由此成为个体力比多叙事视野中的空壳”。伴随网络历史小说的批量生产，有意消弭历史屈辱的民族主义与强调“快乐原则”的个人欲望已逐步被“资料库化”，转化为能够“被资料库式的、界面式的搜索引擎所读取”的情感要素／数据。但模式化的欲望宣泄却未必能囊括网络历史小说的抒情可能，近年以《绍宋》《秦吏》《晚唐浮生》等为代表的“老白文”便多有对前者的越轨。仍以《绍宋》为例，小说中的“英雄气”不在于挥斥方遒、指点江山的王霸事业，而在于人性情感的千回百转，于恐惧与崇高的相互角力中克服恐惧，生成以身证道的牺牲激情，“朕真怕死，可也真想打赢这一仗”（第77章）。
在《绍宋》虚构的八公山之役中，宋军小校张永珍率领数名陇西同乡逆流而上，驾驶火船直冲金军旗舰，以一腔孤勇扭转宋军溃败之势。对张永珍来说，“虽千万人吾往矣”的壮行背后既非忠君信念，也非恩典赏赐的驱使，更无涉现代民族主义，而是不可抑制的思乡之情与返乡冲动：“俺今天在河上发了疯，根本不是为了官家你……俺、俺就是想回家，想回家……想、想疯了！”（第51章）透过张永珍的临终自白，《绍宋》捕捉到大历史之下个体的情动（affect）瞬间，也映射出易代之世的集体悲怆与哀恸。小说中，赵玖在听到张永珍“想回家”的呢喃后不禁放声大哭，其泪水不单单凝结了对张永珍的伤悼与崇敬，还汇聚了小说主体以及读者主体在古今对话里“念天地之悠悠”的哀思。“回不去了”的是乱世离人张永珍，是作为时空穿越者的赵玖，也是屏幕前回望历史的每一位读者。
《绍宋》漫画版“张永珍之死”片段（图片选自腾讯动漫APP）
如王德威所言，“‘情’具有双重意义，既指内在自我的涌现，也指人世实际的境况，因此与‘情’呼应的‘抒情’也涉及主体对人‘情’与人‘事’的双重介入”。历史类“老白文”的抒情实践每每在固化的网文欲望模式外另辟蹊径，着意塑造历史时空中的有情众生，打捞人间的情动流变，如《汉阙》里夏丁卯与任弘不是父子胜似父子的真挚情谊，《覆汉》中公孙珣与曹操、刘备彼此惺惺相惜却被迫兵戎相见的遗憾，《我的公公是康熙》里寓于皇室公卿与凡夫俗子日常生活的生命情热。另一方面，历史类“老白文”也有意抵近天地不仁的历史实情，那原初的历史创伤。夺鹿侯的《顽贼》便辩证地揭示了明末政治生态的荒诞与历史的结构性暴力：“世道变得太快，人心总要慢一步。一方面人们依然信朝廷、认官职，忠君爱国，有心助朝廷平乱。可另一方面，揭开那些肆虐各地贼人匪类的面纱，他们也只是逃兵率领下不想饿死的饥民。”（第51章）循此，近年历史类“老白文”的抒情实践最终位移至中国文学“情教”传统——“无情化有，私情化公，庶乡国天下，蔼然以情相与”——的延长线上，与对历史可能性的推演一道走出日益同质化、陈腐化的欲望叙事，不再仅仅代偿历史的遗憾与自我的匮乏，更为当代中国的社会转型寻求历史资源的镜鉴，为新时代召唤着有情的历史主体。
三 历史类“老白文”与“讲故事”艺术的别样复兴
本雅明曾将“讲故事的人”的原型定位为农夫和水手，所谓“故事”在口口相传中成为经验和智慧的载体。然而现代性内蕴的暴力结构却带来了经验的贬值以及经验流动的停滞，换言之，在现代小说乃至现代主体不断膨胀的个人主义诉求中，“讲故事”的传统与故事本身都日趋衰落，以致本雅明感慨“讲故事的艺术行将消亡”。颇为悖论的是，“与故事的衰落同时出现的，恰是对故事的渴望”，对当代中国文学而言，这一渴望的现实形态之一便是网络文学的迅猛发展，与此同步出现的还有“讲故事”艺术的赛博式复兴。
瓦尔特·本雅明（1892—1940）
倘若以“讲故事的人”来观照网络类型文学作家，那么历史类“老白文”的涌现首先源于“讲故事”技艺的精进，体现出网络文学的自律性／自主性。毋庸讳言，我们在谈论网络文学时无法忽视资本这一变量，但如果我们耽于指认网络文学与资本的“合谋”，一味批评资本对网络文学的深度介入使“每一位网络写手都变成了‘唯利是图’的商人”，未免再度陷入1990年代以来将文学与市场二元对立的思维惯习，不但忽略了网文平台对创作者的劳动剥削，更或多或少地悬置了网络文学作为文本形态存在时应有的文学属性以及文学自身的发展规律。
在布尔迪厄看来，“文化生产场每时每刻都是两条等级化原则即他律原则和自主原则之间的斗争的场所”，这种自主原则可以上溯到康德意义上的审美无功利判断，具体表现为文学场域内部名为“文学性”的生产法则。一方面，我们不能否认网络文学的商品属性以及资本对网络文学的他律作用；另一方面，我们也应当意识到网络文学同样内在于文学场中，作家之间同样会为了“占据一个不同的、可辨认的位置”而展开竞争。以网络历史小说为例，满族作家雁九熟稔清宫档案与旗人旧俗，在“清穿”小说的言情与造反套路外开辟出独特的日常诗学，将中国古典文学的名物学传统引渡到网络历史小说中；衣冠正伦以文言经营人物对话，其小说语言之典雅在同类作品中可谓独树一帜；夺鹿侯的小说洞察晚明社会情势与乱世人性，其“一周一更”的创作频率大悖于平台“每日更新”的绩效规训机制，隐示出创作主体的某种独立性。尽管“小白文”仍是中国网络文学金字塔结构的基石，但一批“老白文”还是在网络文学的个性化竞争中浮出地表，突破了语言粗糙、人物脸谱化、情节套路化、耽于欲望投射的类型窠臼，正如研究者对类型文学生成规律的洞察：“类型化带来的趋同复制和审美疲劳等负面影响也往往会在其自身的良性发展中得到一定程度的消解。”
皮埃尔·布尔迪厄：《艺术的法则——文学场的生成和结构》，刘晖译，中央编译出版社2011年版
相比于“小白文”与吉云飞在2016年总结的以《新宋》《宰执天下》为代表的“历史研究范”小说，近年历史类“老白文”通过更专业的考据、更合理的推演、更细腻的抒情建构了一个个高度拟真化的历史时空。可以说，对“真实”的探求也成为历史类“老白文”在今天崛起的重要原因，“从人类有了故事始，文学的真实就成为故事的灵魂存在着”。通过考据与抒情的结合，当下的历史类“老白文”不仅尝试把握历史的实相与规律，也有心窥探人性与人心的幽暗地带，从而趋近了某种历史真实与艺术真实的统一。而伴随虚拟现实（virtual reality）带来的想象力解放，当代人对“真实”的感受与理解也渐渐从“实存性真实”转向“或然性真实”，前者是“作为对唯一的物理世界、对一切既存之物之存在的肯定的‘真实’”，后者则以复数形态存在，其判断依据包括但不限于情感上的认同、喜爱，可能性、合理性与内部结构的自洽以及对他者之真实的承认等。较之传统历史小说以“实存性真实”为鹄的，身处当代真实观变迁前沿的网络历史小说（尤其是历史类“老白文”）则更强调“或然性真实”，在叙事上表现为使用“平行时空”的设定——虽然会违背客观历史进程，却也追求故事时空内在逻辑的完整，将对历史可能状态的推演建基于严密的知识价值系统（如历史观念、历史事件、历史叙述等）之上。
王玉玊：《编码新世界：游戏化向度的网络文学》，中国文联出版社2021年版
对“或然性真实”的追求推动了近年历史类“老白文”的崛起，表明网络文学的“‘文学性’需要从‘网络性’中重新生长出来”。当“虚拟现实”“元宇宙”接连成为当代中国的年度文化关键词，数字时代的虚拟生存已深刻地改变了文学的叙事方式、审美范式以及主体认知，如电子游戏的想象框架与玩家经验全方位地渗透到网络文学之中。晚近历史类“老白文”对历史细节的强调近乎《刺客信条》系列对历史景观的高精度还原，对历史可能性的推演则多有借鉴《文明》《骑马与砍杀》等策略类电子游戏之处，为读者创造出源源不断的沉浸式体验。需要注意的是，由于与纸媒文学传统密切的亲缘关系，历史类“老白文”在建构“或然性真实”时仍有意以实存的历史本真为参照系，后者与“或然性真实”彼此交织、互相缠绕——在小说打造的平行世界里，历史已成为德里达意义上的“幽灵”，既关联着实存的过去，也在读写的瞬间不断重返。在此，考据、推演与抒情都是创造平行历史时空的必要手段，也都另有深意：和过去一样，考据仍寄寓了人们对时间源头、知识传统的迷恋；而推演和抒情固然创造了对线性历史的逃逸，但也未必没有“以古鉴今”的用心和对真实人性的探索，其间同时蕴含着时下的虚拟生存经验与文学对现实的介入意识。
游戏《刺客信条：大革命》中的巴黎圣母院
不论是前现代的还是网络时代的“讲故事”，听众／读者始终是一个至关重要的变量。邵燕君指出，网络文学的“网络性”根植于消费社会的“粉丝经济”，强烈的商业性和互动性使网络文学的写作大异于部分“纯文学”作家“背对读者”的精英姿态。尽管网络文学难免过度迎合读者的弊病，但读者群体的成长，同样可以倒逼网络文学的良性发展，反过来帮助网络文学走出内卷困境，“老白文”的兴起便是最好的证明。与纸媒文学场域内“输者为赢”的逻辑有所不同，网络文学或许更注重“赢家通吃”，“老白文”并非“小众”或“边缘”的同义语，如榴弹怕水的《绍宋》在连载完结时“均订”已达三万（平均每章有三万读者订阅），此数据在历史题材网文中实属顶尖水准。事实上，包天笑早在百年前便已指出：“子将以小说能转移人心风俗耶？抑知人心风俗亦足以转移小说。”在今天，不同世代的“小白”读者经过阅历的增长、知识的积累和文学素养的提升，已经不再满足于单纯的爽文叙事，转而意识到主角改天换地的行动也应“契合生产力水平，契合时代风气和价值观”，更愿看到历史感充分、逻辑严谨自洽、情感真实动人的优秀作品。
当“考据流”写作凸显出历史类“老白文”的知识属性，与之相应的是越来越多的读者借网络文学来学习历史知识，“求知”成为读者的主要阅读期待之一，这也极大地促进了“老白文”的繁荣。在本雅明看来，“趋向于实用的兴趣是许多天生讲故事者的特点……一个故事或明或暗地蕴含某些实用的东西”。易言之，古老的“讲故事”技艺本身便内蕴着知识的分享与传播。对中国古代民众来说，通俗小说以及据其改编的戏曲、说唱乃是他们获取各类知识的重要渠道，其中历史演义小说便具有普及历史知识的实用功能。至数字时代，网络历史小说中的“老白文”俨然承袭了中国古代通俗小说的知识属性，诠释着“讲故事”的传统的赛博式“还魂”。
《清明上河图》中的说书场景
总体来看，“老白文”的概念始终以“小白文”为参照系，它的崛起寓示着网络文学类型化的成熟与“讲故事”技艺的不断精进，也引导我们思考网络文学何以为“文学”。如论者所言，“今天网络文学的主流形态依旧是具有边界明确的身体的故事文本”，无论是普通读者还是研究者，都不应该放逐网络文学的文学性。也正是由于文学性的存在，网络文学仍然在资本强悍的他律作用下展现出一定的自主性，如近些年的历史类“老白文”不仅转化了纸媒历史小说的考据与抒情传统，还见证了数字时代真实观的新变，在内化虚拟生存体验的基础上勘探着历史废墟外无穷无尽的应然与或然。尽管网络文学的基本定位是满足广大读者阅读刚需的“粮草”，但网络文学的读者从未停止对“仙草”（指文笔、内容俱佳的精品网文）的追求，“小白文”与“老白文”的分野在很大程度上由此而来。
一个不应忽视的现象是，一些曾在网络社群内部获得过“经典”指认的作品，其“经典性”正在晚近“老白文”浪潮的冲击下显得摇摇欲坠。如果我们仍认可网络文学不失经典化的潜质，那么此议题首先需要因应的还是网络社群内部“地方性”经典的变动——伴随“讲故事”艺术的别样复兴与读者的成长，当年的“老白文”有可能变成今日的“小白文”，甚至连载超过十四年、承载互联网集体智慧的《临高启明》如今也面临读者口碑的翻转。在网络文学前二十年的历史中，像《斗罗大陆》《回到明朝当王爷》这样的“小白文”尚能因为集类型写作技巧之大成而进入网络文学的经典序列，但未来网络文学的经典化或许将更多地建立在日渐丰饶的“老白文”的土壤上。
奚炜轩
南京大学中国新文学研究中心
210023
（本文刊于《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2024年第7期）
一审：付丹宁
二审：李蔚超
三审：李宏伟
注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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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玮：《从类型化到“后类型化”——论近年中国网络文学创作新变（2018—2022）》，《文艺研究》2023年第7期。
聂茂：《新世纪网络小说的盛世叙事与中国气派》，《文学评论》2022年第4期。
数据参考中国作家协会在2021年和2022年发布的《中国网络文学蓝皮书》。
邵燕君主编：《网络文学经典解读》，北京大学出版社2016年版，第370页。
网络文学的类型划分经历了一个不断细化的过程，早期的历史穿越小说甚至一度被视为科幻小说。本文取李强观点，将曾连载于天涯论坛的《明朝那些事儿》等历史通俗读物纳入新世纪初相对于“专家说史”的“草根说史”范畴，而非网络类型小说。参见李强《作为数字人文思维的“网文算法”——以“明穿”小说为例》，《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2020年第8期。
吉云飞：《“穿越救亡流”与“历史研究范”——历史穿越小说如何对话历史》，《文学报》2016年10月13日。
李玮：《从类型化到“后类型化”——论近年中国网络文学创作新变（2018—2022）》，《文艺研究》2023年第7期。
吉云飞：《“男性向”朝内转——2020—2021年中国网络文学男频综述》，《中国文学批评》2022年第1期。
七月新番：《我回来了，却是带着新书回来的》，起点中文网，2018年1月5日，2023年11月10日引用。
《庆余年》《赘婿》这类架空历史小说虽不必操心史实的正误，但仍会将客观历史作为虚构时空的参照，在小说创作中汲取相应的历史资源（如典章制度、人物逸事、政治事件等）。
参见《同为北宋神宗朝穿越小说，〈新宋〉真实还是〈宰执天下〉真实？》，
https://www.zhihu.com/question/51705745/
answer/852039032?utm_psn=1689044434539466752，
2019年10月10日，2023年11月10日引用。
胡萱：《想象历史：论网络历史小说》，《小说评论》2017年第1期。
吴秀明：《论文化转型语境中的“历史翻案”现象——兼谈当前历史文学的历史观与艺术创造力问题》，《文艺理论研究》2005年第5期。
鲁迅：《故事新编·序言》，《鲁迅全集》第2卷，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354页。
卫庶：《文学真实与历史真实——访二月河》，《社会科学论坛》1999年第2期。
黎杨全：《走向活文学观：中国网络文学与次生口语文化》，《探索与争鸣》2021年第10期。
邵燕君、王玉玊主编：《破壁书：网络文化关键词》，生活书店出版有限公司2018年版，第224页。
“金手指”源自电子游戏术语，在网络文学中指作者赋予人物的超出常理的优势，保证小说人物不断取得成功。
阿越：《〈新宋·十字〉修改版缘起（代序）》，
https://baijiahao.baidu.com/s?id=
1581073128851655749&wfr=spider&for=pc，2017年10月13日，2023年11月12日引用。
尼尔·弗格森：《未曾发生的历史》，丁进译，江苏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第105～106页。
“起点孤儿院”形容一种网络文学的人物塑造套路，即主人公总以无父无母无家族的“孤儿”形象出场。
尼尔·弗格森：《未曾发生的历史》，第105页。
高翔：《现代性的双面书写——论当代网络文学的宏大叙事》，《中州学刊》2021年第11期。
东浩纪：《动物化的后现代——御宅族如何影响日本社会》，褚炫初译，大鸿艺术股份有限公司2012年版，第82页。
王德威：《史诗时代的抒情声音——二十世纪中期的中国知识分子与艺术家》，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9年版，第30页。
冯梦龙：《吴人龙子犹序》，《情史》，岳麓书社2003年版，第1页。
本雅明：《讲故事的人——论尼古拉·列斯克夫》，汉娜·阿伦特编：《启迪：本雅明文选》，张旭东、王斑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4年版，第95～111页。
房伟：《复活的民间、亡灵的财富与话语的秩序——论网络盗墓小说的类型学发生》，《当代作家评论》2023年第1期。
韩金桥：《论当下中国网络文学的“内卷”现象》，《哈尔滨工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3年第3期。
皮埃尔·布尔迪厄：《艺术的法则——文学场的生成和结构》，刘晖译，中央编译出版社2011年版，第193页。
皮埃尔·布尔迪厄：《艺术的法则——文学场的生成和结构》，第216页。
常方舟：《网络文学类型化问题研究》，《上海文化》2018年第6期。
吉云飞：《“穿越救亡流”与“历史研究范”——历史穿越小说如何对话历史》，《文学报》2016年10月13日。
阎连科：《小说有边界的经验和无边界的真实》，《当代作家评论》2023年第3期。
王玉玊：《编码新世界：游戏化向度的网络文学》，中国文联出版社2021年版，第7页。
邵燕君：《网络文学的“网络性”与“经典性”》，《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5年第1期。
“背对读者”的写作也远离了小说交流经验的初衷。参见邵燕君《网络文学的“网络性”与“经典性”》，《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5年第1期。
[38包天笑：《〈小说大观〉宣言短引》，《小说大观》第一集，上海文明书局1915年版，第1页。
参见孤独麦客《晋末长剑》第53章“笼络”及该章的读者评论，起点中文网，2023年11月16日，2023年11月20日引用。
本雅明：《讲故事的人——论尼古拉·列斯克夫》，汉娜·阿伦特编：《启迪：本雅明文选》，第98页。
苗怀明：《作为知识的小说与作为小说的知识——对中国古代小说知识问题的几点思考》，《社会科学战线》2023年第6期。
王玉玊：《流动性与经典性不可兼得？——并与黎杨全〈网络文学的经典化是个伪命题〉一文商榷》，《文艺理论与批评》2023年第3期。
如网友“月明天曦”评价：“现在的临高，就是老太太的裹脚布，又臭又长，我们看着煎熬，萧主任编得煎熬。”参见《临高启明》起点中文网书友圈，2023年9月27日，2023年11月20日引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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