写作的名义：人民喜欢看什么样的反腐小说？
如果要给最近的新闻找一个关键词，由作家周梅森小说改编的电视剧《人民的名义》必高据榜单前三名。这样一部在人们原先想象中“老气横秋”的反腐题材剧，意外地引爆了国民话题，连不认为是目标受众群体的“90后”、“00后”也加入了追剧大潮，像看美剧那样猜测谁是幕后大Boss。而剧中的京州市委书记李达康更是以不乏萌点的人格魅力取胜，在表情包文化的加持下，代替“小鲜肉”们成了新偶像。《人民的名义》火爆荧屏之际，也重新激活了许多50、60、70、80乃至90后的记忆。从上世纪90年代到本世纪初，相当长一段时间里，反腐剧都是荧幕上的重要题材、中流砥柱，常年在中央一套、八套播出。深深印刻在人们记忆中的，有陆天明的《苍天在上》、《大雪无痕》、《省委书记》，张平的《生死抉择》、《国家干部》，还有周梅森的《忠诚》、《绝对权力》、《国家公诉》等等。这些作品，纷纷透过官场复杂生态，呈现出国家改革时期的艰难阻力。陆天明、张平、周梅森等等，都成为国内首屈一指的政治小说家。但到了2004年，因反腐剧泛滥，被官方严令整顿，推出黄金档，这一题材遂渐渐淡出人们视野，一沉寂便是十年之久。
《人民的名义》
周梅森
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
官员的形象和作风关系到一个国家的政治生态和执政水平，反腐是国家和政党常抓不懈的工程，因而《人民的名义》的横空出世，并不出人意外。然而，这部反腐题材剧能够在各个年龄群体中大规模走红，却不仅仅是政治因素的考量和“现实主义”的表达诉求能够涵盖的。一个显而易见的典型例子是，剧中作为男一号、绝对正面人物的最高检反贪局侦查处处长侯亮平由陆毅饰演，片方原本的意图是借英俊偶像的面孔来吸引年轻观众，不料更受年轻人欢迎的却是一批包括“达康书记”在内的“老干部”。他们的颜值或许不比男主角，但演技过之，更重要的是，他们不是像男主角那样“高大全”、自带光环的扁平人物角色，而是游走在令人揣摩不透的正邪两端，或者性格中带有某些瑕疵，这样的“圆形人物”对于观赏性来说，无疑是更为讨喜的。即便是如达康书记这样的正面角色，也令其性格在果决中带了一些刚愎，以“背锅侠”的形象圈了不少粉丝，惹得人人都在网上安慰“达康书记别低头，GDP会掉”。这和时下盛行的“粉丝文化”竟产生了某种微妙的相似。
将凛然正气的正面人物作为“饭”的偶像，看似有些许“不搭”，但从另一方面来说，却是人们在当下语境中进行价值观寻求和表达的一种有效的形式。不过，若是仔细审视这一类政治小说、官场小说或更加狭义化的“反腐小说”，以及可以作为其前身的“公案小说”、“谴责小说”，这种形式并不鲜见，甚至可以说，深深根植于民众的阅读趣味和对所谓“官场”的丰富想象中。
清官政治：从公案小说到谴责小说
若说根深蒂固于人们脑海中的“清官”形象，第一名大概当属“包公”包拯。包公形象之所以深入人心，在其历史上刚正不阿的名臣原型之外，很大程度上来自于传奇的加持和演绎。从元人杂剧、明代《龙图公案》到清代石玉昆的经典传奇《三侠五义》（后近代学者余樾改作《七侠五义》），包拯一直被塑造成一位为民请命、替民申冤的青天大老爷形象，不仅负有来自朝廷命官的使命感，还代表着绝对的正义和智慧，在民间被进一步神化。除了道德上的突显，案件也愈演愈奇，甚至有“狸猫换太子”这样深入皇室秘闱的亦真亦假的情节，以现代的眼光看，可谓是披上一层“悬疑”的色彩。
《七侠五义》
（清）石玉昆
人们对“包公”形象的层层塑造，无疑反映了古代社会对“清官”革除政治黑暗的诉求。在“人治”的社会里，一地人民能否生活得安宁富足，很大程度上直接取决于当地父母官是“清”是“贪”，“清官”是碰运气的事情，但也是惟一能够指望的。但《三侠五义》还是有些不同，在对清官进行刻画之外，还着重写了“侠”的部分，正是在展昭、欧阳春、双侠、“五鼠”等侠客的协助下，官员才继续完成除恶扬善的事业。公案小说和侠义小说两个类型合流，其实也是清代的趋势，清官平反冤狱、惩暴护民，侠士铲霸诛恶、扶危济困，其志一也，能结合成为一个更加强有力的正义共同体，在体现民间趣味、增进阅读传奇性的同时，也体现出某种封建式的愿望——人民愿意并强烈希求归顺、跟随和辅助（如果有能力的话）好官。
包青天、公孙策、展昭经典老残游记三人组
鲁迅在《中国小说史略》中总结这类侠义公案小说时道：“凡此流著作，虽意在叙勇侠之士，游行村市，安良除暴，为国立功，而必以一名臣大吏为中枢，以总领一切豪骏，其在《三侠五义者》曰包拯。”可谓一语中的。侠义公案小说的好看，仅靠“官”来支撑已然是不够的。
如果说《三侠五义》等书涉及朝廷官员及其关系的描写，可以视作初代官场小说的话，清末的“谴责小说”就是十分直接地呈现了封建末期的官场生（丑）态。吴沃尧的《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李宝嘉的《官场现形记》等书，将描写对象从“清官”、“好官”移向了“贪官”、“昏官”，尽现官场腐败龌龊，极尽迎合、钻营、倾轧之能事。这一系列的谴责小说，
虽名为“谴责”，也只能是全面展现暴露“腐”而无力去反，如刘鹗《老残游记》开首那艘即将倾覆的船。
《老残游记》
（清）刘鹗
但或许更有价值的是，对于所谓传统意义上的“清官”的反思开始出现。《老残游记》中写到了几个令人印象深刻的“清廉酷吏”，总结道：“清廉人原是最令人佩服的，只有一个脾气不好，他总觉得天下都是小人，只他一个人是君子。这个念头最害事的，把天下大事不知害了多少……赃官可恨，人人知之；清官尤可恨，人多不知。盖赃官自知有病，不敢公然为非；清官则自以为我不要钱，何所不可，刚愎自用，小则杀人，大则误国。”这个观点的提出，不仅是针对个例，亦探入并拷问了封建社会“清官信仰”的法律文化，意识到若没有制度的保证，海清河晏的政治局面是无法系之于一人作为之上的。
反腐作品的兴起与沉寂
上世纪90年代开始，反腐题材作品层出不穷，改编的电视剧一度盛行荧屏，这和当时的时代背景有一定关系。体制改革的盘根错节、阻力重重，牵动了方方面面的利益和矛盾，容易滋生腐败，也给予了文艺作品以生长之地。文学是时代的一面镜子，这个事实再次及时地给予了印证。
“现实主义”的大旗落在典型环境上，更落在典型人物上。“典型人物”的塑造，一度是最首要、最关键、最富有标识度的创作要素。陆天明的《苍天在上》（1995）中塑造了一位励精图治的代理市长黄江北；张平的《生死抉择》（1998），曾经是全国党政机关干部组织观看影片，塑造了一位经过痛苦抉择、最终坚持了党性和良知的市长李高成；张平的另一部代表作品《国家干部》（2005）中，塑造了一心维护人民利益、与各种腐败乱纪作斗争的市委副书记夏中民；《人民的名义》作者周梅森，此前也曾塑造了《忠诚》（2001）中不畏困难、大刀阔斧改革的新任市委书记高长河，《绝对权力》（2003）中坚决查处腐败绝不姑息的省委副秘书长刘重天等等。这些作家被视为“反腐作家”，而他们笔下的这些主角无一不洋溢着理想化的光彩，为不断受到冲击的时代价值观树立着意识形态标杆。
由张平作品《抉择》改编的《生死抉择》是当年党政机关干部组织观看影片
可以看到，作为主角的，往往是省委、市委书记这样的一把手。他们有些类似古代公案小说中的“清官”，据有比较高的地位，自身清正廉洁，也是新时代惩治腐败、维护人民利益的希望所在，从结局看，最后也都能够获得反腐斗争的胜利。但比较显著的一个变化是，正面人物虽然总体上还是“高大全”式的，但也多少褪掉些脸谱化的面容，和公案小说中的“青天大老爷”形象相比，他们开始面临自己的“生死抉择”，如张平笔下的李高成，当发现一手培养自己的老领导、身边的妻子都和腐败牵连时，如何在亲情和党性之间做出正确选择，探讨在时代的十字路口何去何从，不单是个立场上的政治问题，也是个更为纠葛的人性问题。另一个变化是，调查侦破情节的曲折性、悬疑性大为增强，反腐的过程往往也是一个解谜的过程，如陆天明《大雪无痕》《高纬度战栗》等等，在立场的正确之外，也可视为是艺术的创新。
2004年开始，反腐剧渐次沉寂，这自然是政策的原因，但也不能忽视现实的原因：当这个时代从“神化”到“人化”，从人治到法治，社会的安定不再惟一仰仗“清官”，人们也不再绝对信仰“高大全”式的概念化人物时，他们率领的反腐事业就显得有些过于理想化，并不是人们熟悉的、触之可及的“现实主义”（新的现实主义，或许变成了《蜗居》《心术》《小别离》等等）。更加矛盾的是，腐败一直在现实中存在，甚至愈演愈烈，却不能够像文艺作品中那样有效地得到惩治。
《人民的名义》何以圈粉？
不能不说，暌违十多年之久的反腐剧《人民的名义》，诞生于一个最为恰当的时机：国家“烈士断腕、刮骨疗毒”的反腐事业见成效，贪官纷纷落马，而更重要的是，这一系列事实将普通人的目光重新牵引回了“反腐”这一题材，而不会觉得有种离现实太远的突兀感。当反贪腐进入制度层面，成了国家政治生活的高调日常，追反腐剧也成了人民群众的生活日常。
为了让这部有政策和商业双重风险的作品获得更多人喜爱，制片方做了很多努力，譬如将陆毅饰演的检察官侯亮平塑造成有点“雅痞”的“猴子”形象，年轻俊朗，区别于以往反腐剧中沉郁顿挫、眉头紧锁的中老年男性。
但必须看到，圈粉的并不单是侯亮平本身，而是他背后的检察制度——从高智商检察官所代表的制度体系的角度去写反腐，而不是再一次塑造拥有绝对权力的一把手书记。检察官又擅长抽丝剥茧的分析调查，破除重重阻力，在扑朔迷离中搜索真相，带上了一层年轻人热衷的美剧的面影。因而从另一个角度看，也可视作一类“职业剧”，呈现出一种专业精神。
但“准美剧”的形式之外，依然套着的中国式关系的内核，才是更值得咂摸的地方。与十年前的反腐剧相比，正面人物不再好得美玉无瑕，反面人物也不再坏得一眼能望穿，而是深深隐藏在各自的性格和中国官场复杂的政治态势中。从接受层面来看，有性格有脾气的达康书记，反而比显得理想化的侯亮平更有人气，因为这样的形象更接近现实中的人，而不是生硬的概念。这些都建立在人性原本的复杂面相上，善和恶不是被事先划定的两块区域，而是各有缘由。
追剧的观众每天都在揣想幕后“大Boss”是谁，分析剧中高层一举一动中深含的意味，并成了一种新的社交活动。除了角色的人格之外，他们之间的关系，以及所投射出的中国当代官场的关系，才更为普通人津津乐道。不难发现，《人民的名义》中有着非常多的裙带关系，无论是正面人物还是反面人物，都无法孤立于一张关系大网中，无数的汇报、电话、私交、密谋、勾结，使得其不仅是个反腐小说，也向范畴更大的“官场小说”靠拢。
网上热传的一张简化版关系图
对于普通读者/观众而言，更富有吸引力和追剧动力的，大概并不是国家意识形态层面上的对反腐成果的展示，而是他们自己从中窥视到的官场政治生态。况且，市委、省委书记级别的政治生活，是一般人认知以外的陌生领域。这一种“窥视”心理，是一种外在的观看趣味。在中国官场的展示上，“美化”和“丑化”或许都不是一种最好的手段，最好的还是纯现实主义以至自然主义的书写，将现实中的微妙关系移至官场中。
但这样的群体窥视也有可能带来某些问题，即有可能和有关部门要求的“要反腐而不是展示腐败”相矛盾。尤其是不同于十年前的新媒体技术、消费主义和“粉丝文化”，当这些新的文化生态成为了新的传播推手，年轻人将反腐英雄作为偶像崇拜、甚至作为粉丝眼中的“爱豆”（idol）时，就需要进一步分辨读者/观众的心理：是好奇、震惊还是恐惧？——这涉及到文艺作品的社会影响。天生带有官方因素和使命的《人民的名义》毕竟不是《纸牌屋》，站在国家的立场上，无论它如何“好看”，其最终落脚点也需要像所有反腐小说一样，产生符合社会主义价值观的警示和反思，而不停留在“走红”本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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