柳青的文学道路 和文学精神
在当代中国文学史上，柳青同赵树理、周立波、丁玲、欧阳山一样，是解放区革命根据地文艺和新中国社会主义文艺，具有开拓和奠基贡献的伟大作家，留下了不朽的精神和文学遗产。作为一个文学后辈，笔者在柳青逝世的前五六年，曾在几次会议上和他在长安的工作室、在西京医院病房，多次聆听过他的讲话和教导，更有责任以自己的理解和认识，将他留下的主要文学遗产梳理如下，以就教于方家。一、“人无信不立”，说的是诚信，但也可认为说的就是信仰。信仰有许多层次，但对一个党员作家来说，首先指的是政治信仰。在纪念柳青逝世五周年会议上，以柳青同事和战友的作家身份，李若冰回忆说：“柳青从青少年时代起，就开始接受马克思主义，通过亲身参加学生运动和革命文艺运动，找到了自己的信仰，自觉地走上革命道路”。“在长期的革命实践中，在长期血与火的搏斗中，他逐渐形成了自己的世界观，人生观和艺术观。他的文学生涯是和革命历程紧紧地联系在一起的”。（李若冰《柳青是个大写的人》）即使在遭到林彪、“四人帮”残酷迫害时，柳青仍然坚决拒绝加在他头上的“反革命”帽子，坚称自己“是个受审查的共产党员”。正因为有着如此坚定的信念和理想，他才能始终把自己的创作实践和人民群众的梦想和实践结合起来，集革命家、思想家、艺术家于一身，成为一个“大写的人”。
二、作为一个伟大的人民作家，从青年时代立下文学理想时起，柳青就有着高度的历史使命感和社会责任感，把文学当作终身的事业。尽管早从上世纪四十年代起，他就因为短篇小说创作，被延安根据地的人们称为“延安的契诃夫”，但是他却从未满足，从未沾沾自喜于一时之得，始终向着更高的文学梦想不懈奋斗。为了文学他毅然离开延安领导机构，到米脂县的一个乡当文书三年，写出长篇小说《种谷记》，同解放后他坚决离开北京的文化领导岗位回西安，再从西安定居秦岭脚下的长安农村十四年（因“文革”而终止），表现的是柳青一以贯之的文学坚守。在五十年代初，即使离西安并不远的长安农村生活的艰苦和交通的不便也是可想而知的，然而柳青不仅自己坚持下来，还把全家搬过去，安家落户。在一次座谈会上，他说，因为自己在精神上有追求、有寄托，所以才能“克制住一切邪念：享受、虚荣、发表欲、爱情要求、地位观念……把我在乡下稳住了”。正是依据这些经验和体会，他告诉年轻文学爱好者，当作家“就要能吃得了苦，能坐冷板凳”，并说：“文学是愚人的事业”，“六十年一个单元”。这里的“愚人”之说和鲁迅提倡并肯定的“傻子”精神如出一辙。正是柳青的这种为了崇高使命的奉献精神、奋斗精神、牺牲精神，成为了陕西文学在柳青之后的陈忠实、路遥、贾平凹等“三棵大树”的成功之道，有非常的信念坚守，非常的奋斗和努力，也才有非常的收获和成功。
三、从柳青这里，我们才能真正理解“深入生活，扎根人民”中的“深入”和“扎根”的确切含义。在1949年6月召开的首届中华全国文艺工作者代表大会题目为《转弯路上》的发言中，柳青介绍了写《种谷记》时到米脂一个乡工作的情况：“我带着一封写得清清楚楚的 长期在农村做实际工作 的介绍信到了县上，县上分配我在一个乡担任乡文书。要说为人民服务，到这里是够具体了。写介绍信、割路条、吵嘴打架、种棉花的方法。甚至娃娃头上长了一个疮有无治疗的方法，都应该找你。假使你要是厌烦，变相冷淡，老百姓就比你还冷淡”，“深夜开完会和众人睡在一盘炕上，不嫌他们汗臭，反好像有一股香味。”正是思想感情的转变、实际生活的体验，帮助他写出了长篇小说《种谷记》《铜墙铁壁》，写出了记叙农村新生活的散文报告文学集《皇甫村的三年》；写出了对农村生产关系改变过快、管理方式和管理人员素质却不能适应这种变化的中篇小说《狠透铁》。
四、现实主义的创作方法最早是从法、俄、德兴起的一个文学艺术流派，是对十九世纪初，包括法、俄作家所共同具有的创作倾向的概括。周作人认为，现实主义就是平民主义。写的是平民生活，表现的是平民人物，用的是适合大众阅读的创作方法。柳青正是当代中国文坛的一位杰出的现实主义文学大家。他始终把自己的文字目光投向火热的现实，投向劳动者“对他们四周的压迫环境所进行的叛逆的反抗”，表现“他们为恢复自己做人的地位所做出的剧烈的努力——半自觉的或自觉的”；他恪守着“文学就是人学”的根本宗旨，始终坚持“真实地再现典型环境中的典型人物（性格）”。在《创业史》中成功塑造了梁生宝、梁三老汉、梁老大等深刻而生动的农村典型人物形象。他继承了托尔斯泰、肖洛霍夫和曹雪芹的现实主义文学大师的叙事传统，将大众的日常生活和普通人物的言行细节，通过典型化、理想化的方法，与特定社会、特定时代、特定历史相联系，在情节化的叙述中，形成张力与结构，以实现生活和人生的社会历史意义。正如路遥在《柳青的遗产》一文中所说的：“柳青的主要才华就是能把这样一些生活的细流，千方百计疏引和汇集到他作品整体结构的宽阔的河床上；使这些看起来似乎平常的生活顿时充满了一种巨大而澎湃的思想和历史的容量。”“他的作品不仅显示了生活细部的逼真精细，同时在总体上又体现出了史诗式的宏大雄伟。”其实这也正是路遥和陈忠实所信奉并实践的创作方法。他们的成功，说明了现实主义文学所具有的强大生命力。
五、凡为大家，在人格气度、精神境界方面，也必有非同寻常之处。早在1960年初，他就在《人民日报》发文说：“作家在展示各种人物的灵魂时，同时展示了自己的灵魂，这是不可避免的，不可掩饰的，也是不容吹嘘的，他的生活态度、写作态度、气质和个性，都在他的作品里得到表现。……到底是为人民还是为自己，也在作品里早有回答！作家在创造人物以前，早已开始创造自己的形象了。”当朋友问他的人生准则时，柳青回答：“永恒的党性所要求的，艺术规律所要求的，对客观事物所认识到的，以上三种思想所结合起来的一种精神，这就是（我的）人生的准则。”正因为如此，他全身心投入生活和创作，从不计较地位和名利，也从不跟风赶浪，并且瞧不起那些盲目跟风赶浪的人，《创业史》（第一部）发表后，文坛和社会的目光追逐着他，他却坚持“三不”原则：“不谈创作经验、不登报、不照相。电影比照相还引人注目，当然也就更不肯了”。他将《创业史》十万册的稿酬16065元一文不留全部交给王曲公社，说：“作为一个社员，这钱算是对公社的投资。”其背后却是在人民群众极为困难时，自己作为一个人民作家的影响和责任。心存敬畏之心，为了密切和农民群众的关系，为了能够长期扎根皇甫这块生活基地，为了后面的创作，他舍弃的不仅是个人的合法所得，而是自己的一切！柳青的境界和行为不能不令人产生“高山仰止，景行行止”的追慕和敬仰！来源: 西安晚报(西安) 李 星
页:
[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