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书的流变
不久前的“世界读书日”，让读书这个古老话题再次被人们热议。世界在进步，新的电子媒介形式的出现，让读书这件事变得更加容易。而在历史上，书籍形制的进化其实是十分艰难的，可以说，它和人类文明的发展同步而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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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早的中国书是简策
简书是指写在竹木材料上的文字记录，又称简策，它也是我们已知的最早的正式图书形式。我国古代的奠基著作当时都是写在简策上的。
将竹木进行加工以后制成的竹、木片称为简。但是作为书写材料，单片的简是不能容纳许多文字的。因此，一篇较长的文字或一部著作必须连续写在许多片简上。为了防止散乱，以便有次序地阅读，必须将这许多简有顺序地编连起来，这种编连起来的简就成为策（通“册”）。
制简的材料有竹、木两种（产竹的地方用竹，不产竹的地方用木）。用竹制的称为竹简，用木制的称为木简。不过木的体积比竹大，它还可以制成版，每一块版上较之竹简，可以容纳更多的字，不必编连，可单独使用。版，又称为方。写上文字的版，则称牍。所以古代的许多文字记录称为“版牍”或“方策”。
由于写信用的木板，通常是一尺长，所以信札又称“尺牍”。古代的地图也是绘在木板上的，所以至今仍把一国的疆域称为“版图”。
在简书实物发现以前，人们根据古书上“笔削”的记载，曾误认为简上的字是笔写后再刀刻上去的，实物证明是用毛笔写上去的，而非刀刻。所谓“削”是将写错的字，用刀削去错字以便重写，故有“笔削”之说。
简牍起源于何时？据郭沫若的推测，可能在殷代已经出现。不过，从现代考古发现的实物来看，只限于战国和战国以后，而且相沿很久，从上古直到公元3或4世纪，一直作为书写的主要材料和图书的载体。直到东晋末年（公元400年后）才逐渐为纸所替代。
由于年代久远，直接流传下来的简策实物，只能从考古发掘中获得。
古代的发现，原物已不存，有文献可征的共有九次，其中最主要的有两次：
第一次发现是在西汉武帝末年，鲁恭王破孔子宅，在宅壁中发现了一批战国时代的竹简。内容是战国时期人们抄写在竹简上的儒家经典，即用古文写的《尚书》《礼记》《论语》《孝经》等数十篇，因与当时的传本不同，故称为“古文经”。从而引起了一场长期的经书今古文经的争论。
晋太康二年（281年），汲郡（今河南汲县）人不准发魏襄王墓得竹书数十车，统称“汲家书”。流传至今的有《逸周书》《竹书纪年》《穆天子传》《琐语》四种，但都不是原本。
当然，以上两次所发现的竹简都未能流传至后世。
近代从19世纪末到1949年共有八次发现。多是汉晋时期的木简，地址均在西北地区，其内容多为古文书、信札及簿册等，图书有《论语》、《尚书》及日历、方书等。其中值得特别一提的是，1930年西北科学考察团在今甘肃额济纳河流域黑城附近，发现汉代木简1万多枚，因该地区原属汉代张掖郡居延县，故称居延汉简。这是1949年前出土最多的一批，内容涉及西北边塞地区的行政、边防、邮驿、屯田及戍卒的日常工作和生活等许多方面。这一实物现存放在台湾。
1949年后，出土的古简更多，除原西北一带之外，沿黄河流域、长江流域及沿海一带均有所发现，而且数量比以前发现的多得多。仅1996年9月至11月在湖南长沙走马楼22号古井内清理出十几万枚三国时期的吴国简牍，其总数就超过全国历年出土简牍的总和。不过主要是档案文献，不包括图书。
2008年7月，校友赵伟国向母校清华大学捐赠了2388枚战国竹简，被称为“清华简”。这批竹简由校友赵伟国从境外拍卖所得后捐赠给清华。至于这批竹简的出土时间、流散过程，如今已不得而知。竹简上记录的“经、史”类书，大多数前所未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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