蒋方舟：让自己成为更应该成为的样子
蒋方舟生于1989年，7岁开始写作，9岁出版散文集，十几岁就已经是举国皆知的天才儿童，少年作家，在清华大学读本科的时候，蒋方舟已经是一家杂志社的副主编……“天才少年作家”如今也将迈入30岁的成熟期。上周末，众多粉丝涌入青岛书城，一睹蒋方舟的芳容，为她的新作《东京一年》捧场。《东京一年》全书共12万字，46则日记，收录了蒋方舟最新的短篇小说、演讲和时评，驳杂不失纯粹。
2016年，受日本国际交流基金会之邀，蒋方舟在东京独居了一年。她用这一年的时间全然坦诚地审视自我、剖析自我，用日记的形式将自己完全暴露，《东京一年》由此诞生，讲述一个青年作家如何打磨平生中唯一的最重要的作品——她自己，记录了一个人要活成本来面目所需付出的努力。
蒋方舟在日记中说，是东京一年的行旅生活拯救了她，让她发现了自己本来该成为的样子。她会去拥挤的表参道和涩谷，也会被裹挟在穿着浴衣的人群中看一场花火大会，去六本木森美术馆和根津美术馆，去神保町古书街消磨整个下午。去皇居慢跑，幻想着与村上春树来一场浪漫的邂逅，去三岛由纪夫文学馆，去轻井泽寻找《失乐园》的故事……她告诉自己要学会享受各种形式而来的快乐。
东京一年，改变自己的契机
对东京是怎样的印象？
蒋方舟：2013年第一次去京都，当时觉得京都是一个很文艺很漂亮，符合自己心目中对日本的认知的城市，反而觉得东京就是一个国际化大都市，跟北上广没有什么大区别。但是这次长期的呆下来，就觉得京都古色古香的建筑更像是公园里陈列的一种盆景，假山假水，但是东京的文艺却都在不经意间，比如在一个爵士酒吧，你就会觉得非常的亲切，氛围好像很熟悉，后来发现这原来是《挪威的森林》里面村上春树笔下的酒吧。所以我看东京的文艺是在细节当中，生活当中，是在生活中一点点去寻觅和体察才能发现的。
东京一年，对你意味着什么？
蒋方舟：一个人要想获得大部分人的喜欢是不可能的，或者说一个人如果获得大部分人的喜欢，也就是一个平庸的人，可能磨损牺牲掉个人的价值和个性，所以我本身不太在乎别人喜不喜欢自己。那我也觉得，倒也不能说变成一个自己更喜欢的样子，我觉得还是用自己书里的话来形容更为恰当：东京的一年并没有把我变成一个新的人，它只是让我成为自己更应该成为的样子。
我在书里面也举了例子，讲到歌德在37岁的时候，那时他已在魏玛共和国身居要职，也很受大家的喜欢，活跃于各种交际。但是他意识到再这样下去，他整个的创作生活就完蛋了，所以，他在一个晚上进入到一个邮车里，偷偷去了意大利，那里的一切对他来说都是陌生和新鲜的，所以他天真地像一个孩子一样去看空气，去看石头，去看每一棵树，也写下了浮士德的前半部分。
东京之于我其实就像意大利之于歌德。我摆脱了过去20年的写作生活所带来的惯性，一些需要去扮演的公共角色，而到了一个陌生的地方，去放任自己过一种任性、自由而孤独的生活，那我觉得这样的生活经验就会让我更了解自己，因为摆脱了一切生活当中其他的杂质，所以这对我来说是一个改变的契机。
我们要改变自己，还是要去远方？
蒋方舟：地理上到陌生的地方，心理上可能才有办法到陌生的地方。因为在一个环境当中，即便你改变了工作，进入了一个不同的环境或是圈子，但是我觉得大生活塑造你的情状和压力没有大的变化。但是地理上，你到一个陌生的地方之后，你没有任何可以依靠的东西，没有熟悉的人和事，你唯一可以依靠的都是一些更本质的东西，比如空气、蓝天。在这样的状态下，你心理上才可能到达一个陌生的地方，才发现原来自己可以这样。你遇到的人，他们的经验也是不同的，包括我到日本，它的国民性是完全不同的。比如在他们的启发下，到日本我就每天都喝酒，还不知道姐原来这么能喝酒。但也是因为有这样的环境。从某种程度上说，也是因为地理环境上的改变，才可以对个人的生活形态有一个更大地更彻底地改变。
我的目标，就是上升
从出道就被称为 “天才少年作家” ，你怎么定位自己？
蒋方舟：我喜欢纳博科夫，因为他是一个流亡作家，他不是像托尔斯泰、托斯妥耶夫斯基那样，他们的写作是根植于自己的土壤，而纳博科夫是一种没有根的写作。其实我自己对于家乡的情感是很淡泊的，我不像很多长辈的作家，只有回归到自己的老家，才可以进行创作，我某种程度上也是一个没有根的作家，我对家乡的情感没有那么强烈，反而我会喜欢各种陌生的体验，就像纳博科夫一样喜欢跑来跑去，在一个陌生的地方做种种游历，我可能更像是这一类的作家，喜欢新鲜的生活所带来的陌生感和刺激。
对于绝大多数普通人来说，他们所从事的不是文艺的行业，可能没有这么多的自由去做这样的游历，其实你也没有必要，因为对大部分人来说，会丧失生活的稳定性。但是有一点我觉得是可以摆脱地理环境也可以进行的，也就是说，是更多远距离地去看自己。对我来说，最恐怖的事情就是发现自己一点一点偏离了一个既定的目标，也就是所谓的初心，所以我每天都会写日记，去审视自己是不是还在自己所设定的那条轨道上，这就是我所说的和自己拉开距离，人都是被生活的惯性裹携着往前走的，渐渐就忘了一开始的热情所在，所以人即使无法在地理上面去到一个陌生的环境，也可以在心理上和自己拉开一段距离，看看自己想走的路是不是原先的，不要到无法回头的时候，才发现生活是不适合我的，我觉得发现这样的事情是一件很恐怖的事情。
我并没有具体的人生目标，但是对我而言，每一步都是在实现自己，每一步都是在进步，都是在努力发展自己的可能性，围绕着自己的潜能。像我对拍电影之类的事情就完全不考虑，没有兴趣，就是因为我觉得它跟我自身的发展、自身的才能没有太大的关系，所以我觉得，如果说有什么已知的目标的话，可能就是上升，不是指阶层或物质上的上升，而是心理上智识上经验上文学上的上升，如果说有什么目标的话，这就是我的目标。
有计划写长篇或是大部头的东西吗？
蒋方舟：纳博科夫说，每个作家都会有自己的一个数字，这个数字是指他能写到的最长的篇幅，有的作家能写到20万字，有的作家可能是30万字，但是你什么时候能达到这个数字其实是不一定的。对于我来说，我也正在尝试写长篇小说，但是不知道这个长篇小说能不能成为自己的一个数字。但是我觉得，也不是每个作家都以追求大部头才能奠定自己的地位，比如像之前得过诺贝尔文学奖的加拿大女作家门罗，一辈子都写短篇小说，也写得非常非常好；还有我很喜欢的一个爱尔兰女作家叫克莱尔·吉根。所以我觉得，纳博科夫所说的每一个作家的数字其实没有那么重要，只是一个用来标记作家的一个字符而已，没有高下之分。
我有举重若轻的一面，也有举轻若重的一面。我也有很严肃悲伤甚至是倦怠的面孔，但是我觉得你没必要丧着脸给别人看，所以每个面相也都是真实的。我的悲伤和倦怠的时刻，可能更愿意留在文学当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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