贾平凹：文学创作的“秘密”
要谈文学创作，我实在是作难。文学涉及的内容太多太多，有些问题我自己这辈子也搞不懂、搞不清。我常感叹，我拿了个碗到瀑布下面接水，瀑布下来的水量特别大，但我最多只能接一碗水。在这条路上，我曾经困惑过，但也获得了一些关于文学的感悟，并使我在这条路上一直走了下去。文学被边缘化，但不会消亡
我们遇到的这个时代，应该是社会的大转型期，这个时代非常传奇，也非常诡异，没有什么事不可能发生。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这个感觉，或许我的年龄大了，我经常在家里坐在窗前发呆，有时看到外面的街道，看到一座座高楼、楼上的广告和门牌、路两边的草木，看到来来往往的人穿着各种颜色的衣服，我突然想到那些盲人是看不到这些的，而我却看到了，就感到非常新鲜。平常没有这个感觉，突然间想到了。如果你是一个盲人，突然睁开眼睛看到这个世界就会特别惊奇。我做饭时到厨房把水龙头一拧水就流出来了，一按煤气灶上的开关火就燃烧了。我就经常想到我小时候怎样去泉眼挑水，当时我家离泉眼还有一段距离，下雨、下雪路特别泥泞、特别滑，挑半桶水回来特别不容易。那时家里没有煤，只有柴，把山上的树全砍了，30里内没有树木，砍了之后还要背回家，所以我就感觉如今生活这么方便，就十分快乐。
但有时看到我的孩子，看到邻居和一些朋友，他们整天都在说减肥，不吃或者少吃主食，只吃素菜、水果和各种营养品。人类生存离不开主食，如果要追求美，只吃蔬菜、水果和营养品，能健康吗？如果人都长得像一朵花，上帝造人还有什么意义呢？
这时我就想到了文学，当今的文学似乎也是这样。现在的文学被边缘化了。许多人在怀念上世纪80年代，那时文学特别热，一部短篇小说可以全民阅读，一个作家可以在一夜爆红。现在回想起来，那时的文学有太多的新闻元素，现在媒体高度发达，新闻元素完全从文学中剥离了，文学就成了纯粹的文学。现在整个社会不热衷于文学可以说特别正常，文学毕竟是一小部分人敏感的活动。此外，文学本身也有了问题。现在的文学确实太精巧、太华丽，而中外文学史上的经典作品，有些现在看起来很简单，有些显得很粗糙，但它们里面有筋骨、有气势、有力量。文学最基本的东西是什么？就是写什么和怎么写的问题。“写什么”关乎胆识和趣味，“怎么写”关乎聪明和技巧，这两者都重要，而且是反复的，就像按水中的葫芦一样，按下这个，那个又上来，这阵子强调这个，过阵子又强调那个。在目前，我们强调怎么写，但更应该强调写什么。
文学被边缘化，但并不像有些人担心的文学就要消亡了，实际情况是爱好文学的人越来越多，各地都有不同层次的文学活动和规模不一的文学讲堂。为什么说它消亡不了，因为文学是人与生俱来的东西，是人的一种本能。至于从事文学创作的人，他能不能写出作品，能不能写出好的作品，那又是另外一回事。因此，每个人都有文学的潜质和本能，成功与否的区别只在于这种潜质和本能的大或小，以及后天的环境和他本身的修养。
我曾经到一个人家的院子里去，他的院子里有一堆翻修房子时拆下来的旧墙堆起来的土。下了一场雨之后，土里长出很多嫩芽，一开始这些嫩芽几乎是一模一样的。当这些嫩芽长到四指高的时候，就分辨出了哪些是菜芽，哪些是草芽，哪些才是树苗子。它们在刚刚破土而出的时候，每一个嫩芽都是雄心勃勃地要往上长，实际上最后只有树苗才能长高。当时看到这些土堆上的嫩芽时，我心里就很悲哀，因为这些嫩芽长出来了，即便你是树的嫩苗，可这堆土的主人很快就要把它搬走了。所以说一棵树要长高长大，一方面取决于它的品种，一方面还要取决于生长的环境，文学也是这样。
我的文学青年岁月
记得40年前，当时我20多岁，在西安有一帮人是业余作者，都非常狂热，当时组成了一个文学团社，我给这个团社取名“群木文学社”，意思就是一棵树长起来特别不容易，因为容易长歪长不高，许多树木一起长的时候，虽然拥挤，但是在拥挤之中都会往上长，容易长得高、长得大。
现在陕西很多知名作家当时都是“群木社”的。那时我们条件特别差，但是热情特别高，也不梦想在各单位当科长、处长，大家都很年轻，也不急着谈恋爱，一心只是想着文学，一见面就是谈文学，要么就是写东西。那个时候写东西就像小母鸡下蛋一样，焦躁不安，叫声连天，生下来还是一个小蛋，而且蛋皮上还带着血。从那时一路走过来，走到今天，回想起来有喜悦、有悲苦，写出来作品就像莲开放一样喜悦，遇到了挫败就特别悲苦，这种悲苦是说不出来的。
上帝造人并不想让人进步太快，当一个人从“123”开始学起，慢慢学到什么都会了的时候，这个人就该去世了，而他的孩子并不是从他现有的知识基础上进步，而是又从“123”开始学起。人的一生确实太短，根本做不了多少事情，即便是像我这样的人，大学一毕业就从事文学工作，我也是一路摸着石头过河。稍稍懂得一点小说怎么写、散文怎么写的时候，我就老了，没有了以往的那种精力和激情。我记得年轻的时候整夜不睡觉，一篇散文基本上一个小时就可以写完，那时文思泉涌，现在老了，最多写上两个小时，写一下就看看厨房里有没有什么吃的，精力和激情大大消退了。
我在西安也带过研究生，我给他们讲文学，一般不讲具体的东西，文学上的具体东西没法讲，只能是大而化之，比如怎样扩大自己的思维，怎样坚持自己的思考，怎样建立自己对世界、对生命的看法，怎样改造建设自己的文学观。我觉得这些是根基，是需要整个儿来把握的。别的东西都可以自己在以后的写作过程中慢慢体会、慢慢积累。
讲文学如同讲禅宗，有些东西可以说出来，有些东西说不出来。就像人走路一样，人生下来慢慢自己就会走路了，但是如果你给他讲怎么走路，这个人可能就不会走路了。所以很多东西是不能讲的。严格来说，文学写作是最没有辅导性的。
我一直认为，文学其实就是一个作家给一部分人写的东西，一个人的写作不可能让大家都认可，就像吃饭一样，有人爱吃川菜，有人爱吃粤菜，有人爱吃鲁菜。我平常是吃素的，我承认肉是好东西，但是我就是不吃，因为吃了以后不舒服。读书也是一样。我上初中一年级的时候“文化大革命”就开始了，学生都跑了，学校就空了。我中学的图书馆就是一个平房，里面开了一个小窗口，就是图书馆的借书口，那个口能钻进去一个人。我和另外两个同学钻进去偷书，进去之后房子很黑，堆了一地书，一人摸了一本出来，一本是《鲁迅杂文》，一本是《红楼梦》上册，还有一本是《矿山风雷》。
当时我就把这几本书拿回来读。那时年龄小，我读《红楼梦》就有感觉，能想象那些人的事情，说的那些话，好像多多少少我都能理解，但是我读《矿山风雷》就读不进去。我没有矿山方面的现实体验，但我更没有类似大观园那样的生活经历呀。作家是各人的路数不一样，或者说品种不一样，这就像萝卜就是萝卜，白菜就是白菜。你给狗吃肉，它只给你看门；你给鸡吃菜叶子，它还给你下蛋，你不让它下，它还憋得慌。这就是品种不一样。
别人问我什么叫故乡。在我理解，故乡就是以父母的存在而存在，父母在哪儿，哪儿就是故乡，父母不在了，就很少或永远不去那个地方了。那么作家呢？作家是以作品而活着。大多数作家都不是社会活动家和演说家，如果你太能活动，太能讲话——古语中说，“目妄者叶障之，口锐者天钝之”，意思是你如果目空一切，什么都看不惯，天就会用一片树叶子将你的眼睛挡住，让你变成一个瞎子；如果你伶牙俐齿，尖酸刻薄，上帝就让你变成一个哑巴。
文学是天赋，也需要方法论
每个人开始写作的时候都是先看了某一部作品，产生了自己写作的欲望，起码我是这样。开始搞写作完全是爱好和兴趣，只是写作时间长了，写到一定程度以后你才会产生责任感、使命感，你才会发现文学的坐标其实一直都在那里，你才明白它并不容易。这就和男女谈恋爱、结婚、过日子一样，开头完全是一种爱好，后来就要承担很多责任。
文学是起起伏伏的历史。一种观念、一种写法兴起，从兴起走向没落，这时候必然就有人出来，有了新的观念、新的写法，这些人就是大师，就是大作家，就是开宗立派者。我们要研究的是这些人想了什么，这些人做了什么，怎么就有了这些想法、这些做法。中外很多大作家值得具体研究，读作品、评论、专著，我们总能摸清很多作家的路数和写作规律，可以借鉴和学习很多东西。当然这个世界上也有很多作家你是没有办法学习的，有的你就没有办法掌握他的写作规律。或许这是一种天意，上天在每个时期都会派一些人指导人类，如同盖房子一样，必须要有几根柱子几根梁。
我们不可能是柱是梁，但我们要思索柱和梁的事，起码要有这种想法。我们的思维被小时候受到的教育和环境限制得太多，所以一定要扩展思维，要明白文学是什么，作为个人来讲，你要的是什么，你能要到什么。
我记得我在年轻的时候搞创作，自己常常也很疑惑，一方面特别狂热，什么也不管，一天坐在那里看书或者是写东西，但另一方面总害怕自己最后不成功。那个时候成功的标准就是发表作品，或者是写出好作品别人能认可。
当时我很矛盾，请教过很多专家，也请教过很多编辑，但没有一个人能知道你能写下去或者是写不下去，也没有人敢说你能不能成功。后来自己写得时间长了，别的功能消退了，也干不成别的事，只能一条路这么走了。再后来自己有了想法和体会，就是一个人能不能把事情做成，每个人会有一种感觉，这种感觉就像吃饭一样，你到朋友家去做客，人家给你盛了一大碗饭，你马上就能感觉到自己能不能把它吃完，如果吃不完就盛出一点。文学创作上的感觉也是这样。
文学书写的是记忆的生活
中国社会特别复杂，很多问题不一定能看得清楚，好多事情要往大里看，好多事情又要往小里看。把国际的事情当作自己村里的事情来看，把国家的事情当作自己家的事情来看，要始终建立你和这个社会的新鲜感，保持对这个社会的敏感度，这样才会对整个社会发展的趋势有一定的把握。能把握住社会发展趋势的作品就具有了前瞻性和张力，作品与现实社会有一种紧张感，这样的作品就不会差到哪里去。
这种自觉意识一旦成为一种习惯，我们就能找到所需要的题材，而你所需要的题材也必然会向你涌来。我们常常对一些人或事说“神奇”，其实做任何事情做久了，“神”就上了身。我的一个小学同学后来成了我们村的阴阳先生，婚嫁、丧葬、盖房全是他来看穴位和日期，凡是按他看的穴位和日期办事的都很顺利，凡是不按其行事的都出了事。大家都说他是个神人，但我了解他，他的文化水平并不高，对《易经》也不是很精通，为什么他那么内行，就是这项工作干久了，神气就附了体。写作也常有这种现象，如果你变成一个磁铁，钉子、螺丝帽、铁丝棍儿都往你身边来。当然，对磁铁来说，木头、石头、土块就没有吸引力。
从某种角度上来讲，文学是记忆的，而生活是关系的，文学在叙述记忆的时候表达的又是生活，就是记忆的生活，写生活也就是写关系，写人和自然的关系、人和物的关系、人和人的关系。有一位哲人讲过这样一句话：生活的艺术没有记忆的位置。如果把生活作为艺术来看，它里边没有记忆，因为记忆是有区别的。
文学本身是记忆的东西，你表现的完全是你记忆中的生活，而生活又是关系的。想清楚这两者之间的微妙处就会明白该写哪些东西，又如何写好那些东西。同时，文学也要写出生活中的关系。现在到处都在强调深入生活，深入生活也就是深入了解关系，而任何关系都一样，你要把关系表现得完整、形象、生动，就需要呈现细节，没有细节一切就等于零，而细节在于自己对现实生活的观察。
比如说，生死离别、喜怒哀乐构成了人的全部存在形式，人对其都是以应该如此或不应该如此、接纳或不接纳、抗拒或不抗拒等来下结论。实际上从上天造人的角度来看，这些东西都是正常的。但人不是造物主，人的生死离别、喜怒哀乐就表现得特别复杂，细节的观察就存在于这种复杂性中，既要有造物主的视野，又要有芸芸众生的眼光，你才能观察到每个人的独特性。
表面上看，人和人之间的独特性是人和人的区别，实际上是共有的存在，只是表现的方面、时机、空间不一样罢了。
我在上世纪90年代写过一篇文章，其中谈了一个观点，就是云层上面都是阳光。意思是，任何民族、区域的宗教、哲学、美学等在最高境界上是相同的，最高层的东西都是一回事，只是这个国家在这片云朵下，那个国家在那片云朵下，这里太阳高照，那里阴雨连绵。既然把我生在这一朵云之下，我就用不着跑到那一朵云之下写作，我就写我这里的阳光或是细雨，而在我写雨天时，我脑子里一定要想到这片阴云之上充满阳光。
（摘自《五魁》，贾平凹著，作家出版社2017年9月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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