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月河：40岁拿起笔写作 大器晚成
因《康熙大帝》等帝王系列的热卖，二月河在作家富豪榜上排名前列。但至今，72岁的二月河依旧居住在南阳市卧龙区政府内的一个红砖小院内，院子里很幽静，绿油油的爬山虎爬满了墙根。下午时分，二月河喜欢搬把椅子坐在院子里晒太阳。“你以为我会住在哪里？住在别墅里啊？”二月河哈哈大笑。二月河说，自己出生于山西昔阳，从小就跟农民打交道。他至今依然保持着吃山西饭的习惯，比如捞面、刀削面、小米饭、老陈醋等山西食品。他13岁来到南阳，在这里住习惯了，有小城市的舒适和亲切。长达几十年的埋头写作，使他习惯了在幽静的环境中生活，反而不喜欢大城市喧闹的生活。所以，即便如今经济条件好了，他还是喜欢居住在安静的小院中，生活和当地普通老百姓的生活没什么两样。“几十年的习惯，很难改变。”
他回忆说，以前自己在院子里养着几只鸡，需要到大街上捡菜叶喂鸡。看到大街上有卖菜车就不出声挤过去，捡拾人们买菜丢下的青菜叶子。有一次蹲在车下捡叶子，他突然碰到另一个人的手，起初以为是同道，并未在意。过了一会儿，那人蹲起身来，笑吟吟对他说：“二月河老师，捡菜喂鸡呀？这是我替您捡的，应该够用了，您带回去吧。”
这使他很意外，也很狼狈。“在公众眼里，我是个很辉煌的模样。过年过节市里团拜聚会，常在主席台上对着众人说几句祝福拜年的话，没有想到在这种场合和一个尊敬我的人遇合。我顿时怔住了，也不知道咕噜了句什么就匆匆离开了。” 有时去买菜，在卖菜车边拣了许久，正准备上秤，卖菜的人会突然来一句：“老师，不用称了，这是我自家种的，你带回去吃吧——这菜没上农药。”
二月河在生活中不修边幅，穿衣服也没什么讲究，即便出席正式场合，也很少穿西装。用他的话说，常“穿着有点邋遢但却很适意的毛衣或衬衣到街上散步”，有时候鞋子上还带着一层浮灰。熟悉他的朋友调侃说，二月河是一个“永远可以在身上看出上顿饭吃了什么的人”。某次二月河要去参加讲座，衣襟上留着上一顿饭的油渍，他却毫不在意，衣服翻个面套在身上就上了讲台。
二月河最近几年身体不太好，有高血压、高血脂、糖尿病。他家的桌子上，治疗糖尿病的药物随处可见。
圆头大耳，满脸挂笑，身材高大，留着一个大平头，操一口浓厚的南阳方言，二月河颇有几分像弥勒佛，乍一看似乎是个粗人。但在和他的聊天中，你能感受到一股浓浓的书卷气，那种浸润在书海中的厚重气息扑面而来。他的话充满乡土气息，却总能逗得你哈哈大笑。
二月河说，他现在很少写东西了，因为身体不太好，糖尿病带来的眼疾，让他看东西不太清楚。尤其是写长篇小说，一部动辄100多万字，非常耗费心血。“与其写得不好，还不如不写。”他现在是全国人大代表，还是郑州大学文学院院长，给学生们上课，还带几个博士，各种讲学、调研，将每天的生活塞得满满的。
写《康熙大帝》每天三睡三起
距离当年写《康熙大帝》已经过去30多年，但二月河仍对当时的情形记忆犹新。“写历史小说不能没有历史背景知识，我写的不是架空或穿越的幻想小说，而是依据真实史料的帝王系列，需要阅读大量的清人笔记。究竟读了多少已经记不清了，肯定不止几百万字。”
当时一家三口蜗居在南阳一间不到30平方米的平房中，二月河毫不讳言当时是住在贫民窟。“房间被我从酒市场上淘来的发黄的书和报纸堆得满满的，妻子和女儿要从堂屋里过都迈不开腿。”为了不使手臂沾上稿纸，他在两臂缠满一圈干毛巾。
人们常用“头悬梁，锥刺股”形容读书人的勤奋。二月河还加上了一条“烟烧腕”，是他在晚上写作困了时拿烟头烫的。为了挤出时间来写作，他选择了这种极端的方式。
当时家里太穷，用不起电扇，夏天太热，他就拿一桶水放在桌下，写作时把脚搁水桶里，既挡蚊子，又降温驱暑。有时实在太困，他甚至拿冷水浇头。冬天写作时，寒风刺骨，墨水都能结成冰。困意来袭时，他点燃一支香，让香烛腾起的烟雾把自己熏醒。
《康熙大帝》是二月河的开山之作。当时他天天熬通宵。晚上10点开始写作，写到凌晨3点睡觉。早晨7点半，天蒙蒙亮，他就起床点煤炉子煮粥，然后骑自行车买个烧饼吃，到单位上班。晚饭后睡两个小时，到晚上10点他再起来写作。“一天三睡三起，我的时间都是偷来的。”忙中偷闲写书，他也招来一些流言蜚语，说他不务正业，用公家的稿纸写自己的书。
正因为这种碎片化的作息，二月河练就了独特的“睡功”。如今，他坐在沙发上就能睡着。靠着这种“拼命三郎”的劲头，20年里，他写出了520万字的鸿篇巨制，包括《康熙大帝》《雍正皇帝》和《乾隆皇帝》三个系列。二月河说，这就像是一次精神上的沙漠旅行，疲惫不堪，但只要穿过沙漠，前面就是绿洲。
“没人出书我头发都掉光了”
二月河说，当时最大的困难并不是写书，而是在出版界、新闻媒体没有后台和熟人，没有门路。“写出书来往哪里投稿都不知道，找了很多出版社都吃了闭门羹。”
这是二月河一生中最焦虑的时光。“头发都掉光了。大片大片地掉。”二月河比划着说，当时他很迷茫，知道自己能写，但写到什么样的程度够得上发表的水平，他把握不准。他非常感激当初赏识他的中国红学会会长冯其庸。当时，初涉文坛的二月河把研究红学作为敲门砖，给《红楼梦学刊》投了一篇稿件但却石沉大海，半年多都没见回信。心有不甘的他便给当时编委会之一的冯其庸写了一封信“讨说法”，并附上另一篇稿子。不到一个星期冯其庸就回信了，不仅推荐刊发了二月河的文章，还建议他从事文学创作。二月河自此开启了写作的念头。
1985年，冯其庸看完《康熙大帝》前10章后对二月河说：“你不用研究什么红学了，这就是你的事业。”这让迷茫中的二月河备受鼓舞。“当时完全靠自己一个人，用白居易的一句诗说，‘策蹇步于利足之途，张空拳于战文之场’。”冯其庸鼓励他说，尽管写，书写出来由他帮忙找出版社。为感激提携之情，他曾拿出5000元稿费送给病中的冯老，但被退回。后来他给红楼梦学会捐款30万元。
很多人都以为二月河是研究红学出生的，但二月河表示，这是一个大大的误解。“当时我在文学界毫无知名度。我一个高中生说写了《康熙大帝》，肯定会被扔到废纸篓里，但如果说我是红学会理事，写了一本《康熙大帝》，人家可能会看一看。没办法。”说起昔日的辛酸，二月河感慨万千。
成功一靠运气二靠才气
二月河30多岁时还是副连，看到身边的同事已是正团，“前途渺茫”的他想到了转业。部队图书室的书也难以“解渴”。
带着英语大辞典入伍，他本想学英语，但无语境、无老师，他意识到“此路不通”。因文章写得好，他后来干起了宣传干事，并因此有机会大量读书，《二十四史》就是在部队期间读的。转业到地方，从副科长当到科长，二月河认为文史水平已经达到大学副教授后，决定利用业余时间写书。
当时《解放军报》正在报道军人自学成才的案例，听说二月河正在写《康熙大帝》，就报道了这件事。黄河文艺出版社得知后，来找他谈出版。
虽未上过大学，但二月河现在是多所大学的兼职教授，还是郑州大学文学院院长。成名后，有关部门要授予他“全国自学成才奖”，他调侃说：“还有成才不自学的吗？”
全国各地来找二月河讲课的人纷至沓来，走在大街上，也经常有人认出他来，跟他打招呼，开口就是“二月河老师”，这让他很不适应。他要用手指掐掐自己，有点疼，然后确信，这是真的。“以前受过再多的苦都是值得的，总算熬出头了。”
21岁高中毕业，40岁拿起笔写作，二月河在作家队伍中可谓大器晚成。他也说不清成为作家究竟是偶然还是必然。在他看来，最终能熬出来，一靠运气，二靠才气。“如果没有冯其庸先生的鼓励，单凭我过去的精神蛮干，80%的可能性要失败。”同时，也跟他的努力坚持有关。“我觉得自己是个写东西的料，可以卖文为生。”二月河笑言，如果只看《清史稿》就能写康熙，那骑自行车也能上月球。“清代留下的史料浩如烟海，他要看得非常仔细。比如，什么情况下用书面语，什么情况使用民间口语，当时鸡蛋、大米什么价格。”
对话二月河
雍正矫旨篡位站不住脚
记者：十八大以来的反腐跟之前有何不同？
二月河：我们党在从严治党上，如今取得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中国二十四史中都找不到这种反腐强度。历史上也有过几次大的反腐，比如说像武则天、朱元璋、雍正时期。但当时的反腐，仅限于某个阶层或阶级，某个集团，甚至几个人。从来没有哪一个政府提出过：老虎苍蝇一起打、反腐永远在路上等这一系列反腐举动，发动各级党组织，通过人民群众，系统地对腐败问题进行治理。
也要看到，虽然反腐败已经呈压倒性态势，但这只是阶段性胜利，反腐败斗争形势依然严峻复杂。从历史上看，反腐败从来不是一蹴而就的，走向彻底胜利还需要继续努力。
记者：为何你对反腐的问题发声比较多？
二月河：可能我是个历史小说作家，对这方面题材比较敏感。其实我就是个作家，一个卖文为生的秀才，懂点儿历史，不是反腐专家。
记者：你的“帝王系列”小说享誉海内外，但这种历史题材小说容易被人诟病说是在替某个帝王翻案。
二月河：这要讲究历史真实性和艺术真实性的结合。打个比方，你到我家来，这是历史的真实。但你穿什么颜色的衣服，灰色还是白色，头发是卷的还是直的，有没有抹发油，戴的眼镜是近视的还是平光的，写的时候可以由我做主。历史人物过了300年后，他穿的衣服鞋子，个性是婉约型、激烈型还是爆发型的，作家可以发挥。历史的真实和艺术的真实结合得好，后人就会说，你写得像。
记者：你之前说过，比较钟爱康熙皇帝，这会不会影响到你在写作时“笔下留情”，其实康熙当时也有不少文字狱。
二月河：的确，我是比较佩服康熙的。我看了大量历史资料，他的确在历史上起过巨大作用。我写的时候抱着比较尊敬的笔法。
我判断历史人物通常看3个方面。一是在历史上对我们国家统一、民族团结起过什么作用。康熙在位时，我国国土面积达到1400万平方公里，3次亲征准格尔，6次南巡，还平定吴三桂叛乱和解决台湾问题，每个问题都处理得非常漂亮。他在国家统一和民族团结上做出了贡献，所以我不问他的出生。
二是在科技、文化方面的贡献。《康熙字典》就是他对中华民族文化的贡献。
三是个人的素质和修为。康熙懂7国外语，在数学、地理、天文、文学、书法、医学、音乐方面都有很深造诣，是当时的第一学者，现在学术界已经有定论。我的侄儿去上大学，我问他，老师有没有讲康熙年间有人发明了双季稻，他说不知道。老师不敢讲康熙就是双季稻的发明者。因为康熙是地主，成分不好。
记者：雍正皇帝在野史中的名声也不太好，你似乎也替他“翻案”。
二月河：清朝没有正史，只有一部《清史稿》，就是对民间一些野史的整理搜集。我原来对雍正的印象不好，因为他抄了曹雪芹的家。如果不抄，留下一个完整版的《红楼梦》不好吗？但也许那样，曹雪芹顶多就是个吟风弄月、懂得一些诗词的公子哥，写不出《红楼梦》来。雍正在位，留下朱批谕旨2000多万字，这得是多大的工作量啊。他懒吗？所以我们要尊重历史，历史上的传说我们可以听，但不能全信。
比如，野史和电视剧中都有提到雍正矫旨篡位，将“传位十四子”改为“传位于四子”，要知道，清朝写诏书时是满汉合一的，改了汉字，改不了满文。所以说，雍正改圣旨是站不住脚的。至于花天酒地、残害他的父亲等，当时社会上就有这个传闻。其实雍正也很苦闷，这么勤政，为国民殚精竭虑，还有人说他酗酒、好色，这和真实的他相去甚远。这应该是康熙晚年，太子们争位引起民众围观，民众们把这些事情写在日记中，成了我们今天的史料，雍正的形象才有些负面。
记者：你之前也曾表达过对书价过高的担忧。
二月河：是的。多年前一次逛书店的经历曾让我耿耿于怀：那时我的新小说刚出版不久，眼见一个年轻人捧在手上读得爱不释手，却在看到书的标价后犹豫地放下了。所以我对盗版感情很复杂。一套《二月河文集》便宜的卖300多元，高档的要500多元，对进城务工青年来说望而却步。而盗版书只要三五十元，也能读到我的书。盗版对穷人有利。他没有钱不是错，想看书也不是什么罪过，我们的书太贵啦。
记者：现在社会上弥漫着一股焦虑情绪，年轻人操心买房子，家长操心孩子能不能上好学校……你觉得怎么才能缓解这种焦虑？
二月河：我们处于变革时期，产生焦虑情绪很正常。我以前也焦虑过，头发都掉光了。我劝大家要多读书，尤其是历史书，让自己对历史、对社会的认知更加全面、视野更开阔，这样焦虑情绪就会有所缓解。
记者：听说你之前出书时稿费非常低？
二月河：是的。《康熙大帝》第一卷，我拿的是稿费，不是版税。第一卷千字7元，第二卷千字14元，第三卷千字20元，第四卷千字30元，到了《雍正皇帝》和《乾隆皇帝》时期，千字35元。出版社在当时已经给的是最高了。这种情况贯穿在我整个写作中。这两年版税收入才多一点。外人是按照我的书值多少钱，乘以10~15%，再按照印刷量。这样算，我当然收入高了。我也承认，我在中国作家系列中收入应该说名列前茅，算是比较多的。但我目前还没这个力量，拿出稿费组建一个团队或成立一个基金，来鼓励作家写作。如果将来有条件，我可能会有这种想法。
记者：你会不会鼓励子女也走写作这条路？
二月河：子女有子女的事，我们不要把爱好强加给他们。他们做好自己的事，平平安安，这是他们的福气，是我的福气，也是整个社会的福气。我不会强迫女儿去吃文字这碗饭，他们对文字也没什么天赋。（广州日报）
页:
[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