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收获》60年 精神流浪者的文学家园
◎周立民1957年，巴金和靳以创办了新中国第一份大型文学刊物《收获》。六十年一甲子，这份刊物构成了大半个中国当代文学史。12月9日下午，“文学家园——庆祝《收获》创刊60周年”座谈会在《收获》所在地上海市作家协会举行。莫言、贾平凹、苏童、余华、王安忆、格非、阿来、迟子建等近六十位中国重量级作家齐聚一堂，共同庆祝这份中国最有名的文学刊物的六十岁生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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谈到《收获》的性格，我首先想到它已经连载九年并还将继续下去的长篇小说《无愁河的浪荡汉子》。四年前，作者黄永玉写完第一部时，曾“感谢上海《收获》杂志的李小林”，“我不太清楚古往今来世界上有没有第二个这般宽容耐心的杂志主人让一部小说连载五年之久并且还连载下去的？”（《无愁河的浪荡汉子·朱雀城》后记，人民文学出版社2014年版第1188页）作者马拉松般的创作，杂志执拗地陪跑，他们在共同创造一个奇迹，这是刷新期刊史的一件壮观的事情。“执拗的坚持”，正是《收获》鲜明的个性。我不能想象，换到别一家杂志是否还可能有这么长久地坚持。小说登到三四年时，我见到过网上的反应，包括一些杂志的编者：怎么还没有结束，这要占多少篇幅啊，写完了一起登算了……然而，《收获》不为所动，毅然就这么坦然地发下去，这令我不能不叹服，这样的刊物，这样的编者，这样的个性，堪称“大家风范”。
长篇小说连载并非史无前例，老舍的《老张的哲学》、巴金的《灭亡》就曾在《小说月报》上连载。到三四十年代，郑振铎、巴金、靳以执编大型刊物时，巴金的《春》、《寒夜》，钱锺书的《围城》、李广田的《引力》等作品，都是在杂志上首先连载再出单行本的。《收获》是一个有传统的刊物，这个传统正是来自郑振铎、巴金、靳以这些新文学的前辈。不过，他们在前辈的道路上走得更远、表现得更有气魄，《无愁河的浪荡汉子》的连载就是最典型的例子。九十高龄的黄永玉重新执笔开始小说创作，而且出手不凡，从容量和气魄而言，黄永玉的晚年创作，要比汪曾祺、孙犁更大，包含量也更丰富，《无愁河的浪荡汉子》是文学原野上的一朵奇葩，也是波涛滚滚的长河。而《收获》则是这个创作的有力推动者，包括有勇气采用“连载”的方式，这是对作者创作个性和特点的尊重。因为黄永玉的写作是开放式的写作，倘若让他一口气完成一部书，也许他会放弃写作，刊物敞开胸怀地纳入，很好地孵化了这部作品。这是作者和编者共同完成的文学史的壮举。别人做不出来的事情，《收获》做了，说明《收获》的眼光；别人浅尝辄止的事情，《收获》坚持下来并把它做到极致，这是《收获》的魄力，《收获》成其为《收获》，正在于此。
《收获》并非只给予黄永玉这样的特别待遇，对一个作家长期关注，形成作家与杂志的紧密关系，是《收获》重要的特点。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很多富有个性的刊物都是同人刊物，后来刊物为公有，加上特殊语境下的气氛，使得“同人刊物”成为人们谈虎色变的名词。一个刊物，为了表明公正性，“五湖四海”，平均分配力量，其实，这是不利于一个刊物个性、特色和优势的塑造与形成的。《收获》拥有一个相对稳定的作者群，是它长盛不衰的重要原因。在这样的作者群中，可以列出许许多多闪光的名字，有人说是从茅盾、巴金、老舍以降的五六代作家。我们不妨举出几个名字，就能看出《收获》对作家的长线关注。第一位是冯骥才，1979年复刊后第二期《收获》发表他的《铺花的歧路》，是他引起文坛广泛关注之始，从此以后，冯骥才的每一步重要的创作都与《收获》息息相关：接下来是反思小说《啊！》（《收获》1979年第6期）、《雪夜来客》（1984年2期），文化反思小说《三寸金莲》（1986年3期）、《阴阳八卦》（1988年3月）；俗世奇人、“市井人物”系列小说，从《炮打双灯》（1991年5期），到《市井人物》（1994年1月）《俗世奇人》（2000年3期）、《俗世奇人新篇》（2015年4期）。在这个过程中，还有他的口述史系列创作：《一百个人的十年》（1989年第4期），《无路可逃》（2016年第3期），《地狱一步到天堂》（2016年第6期），《激流中》（2017年第5期）。以及他的“田野档案”专栏（2004年1-6期）、“田野手记”专栏（2009年1-6期）……近四十年的相依相伴，可以说，他的创作全覆盖。难怪冯骥才说：“谁会为一个作家的写作生命着想？”“惟有《收获》。”（《〈收获〉的性格》，《大家说收获》第6页，复旦大学出版社2012年第11期）
第二位作家是余华，从一个业余作者，到万人瞩目的聚光灯下，站在他背后的是《收获》。我只要列举在当代文学史上一个个经典的篇名就够了：《四月三日事件》（1987年第5期）、《一九八六》（1987年第6期）、《世事如烟》（1988年第5期）、《难逃劫数》（1988年第6期）、《呼喊与细雨》（1991年第6期）、《活着》（1992年第6期）、《许三观卖血记》（1995年第6期）、《兄弟》（下部，2006年第3期），还有专栏“边走边看”（1991年1-6期）……最后，我想举的例子是已成佳话的李锐、蒋韵夫妇以及他们的女儿笛安，一家三口，承传着与《收获》的关系，在时间的跨越上，从五零后作家到八零后作家，这也能看出《收获》为中国文学输送出的生生不息的力量。
法国年鉴学派代表人布罗代尔，在研究资本主义起源和发展历史时，强调关注“长时段”、“总体史”，虽然他有具体所指，但是，转引到文学研究上也颇有启示。一个刊物对作家的成长，对文学的贡献，也不妨放宽眼光，从长时段去看。六十年，时间不长也不算短，把《收获》与中国文学发展联系起来看，我想，其中的脉络和性格也是越来越清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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翻阅合订本，浏览篇目，我分明能感觉到，《收获》像它的一期期封面设计一样，既稳重、大气，又先锋、敏锐。后者，从表面上很好理解，《收获》一直是马原、孙甘露、余华、格非、苏童、莫言、韩少功、贾平凹、阎连科、叶兆言等等这些作家的大本营，为他们的文学探索提供了开阔的空间。近年来，他们又加大对新一代作家的关注，它嗅觉敏锐，很少放过它的文学“猎物”，而总是占得先机，引领文学潮头。我想强调的是，这种性格与稳重、大气的结合，才是《收获》既有降龙十八掌又有化骨绵掌的上乘武功。这不仅体现在小说创作上，还非常明显地表现在《收获》一些专栏的设置上。
改革开放之初，海外文化界与大陆交流始兴，《收获》便敏锐地设置“朝花夕拾”专栏，从1986年到1990年连续介绍海外华文作家的创作，洪醒夫、李昂、张系国、三毛、陈映真、张大春、李黎、张贵兴、平路、朱天文、吴念真等多位海外作家的作品被介绍过来，由此为大陆读者所认识，这是《收获》得风气之先之举。当人们的生活安定、富裕，消费文化盛行之时，《收获》又以余秋雨的文化大散文来冲击日益零碎的文化状态。而世纪之交，反思过去的文化积淀，探寻新的道路中，鲁迅思想资源是一笔重要的文化遗产，如何面对它？《收获》在2000年开设“走近鲁迅”专栏，这个专栏曾引起很大反响甚至是争议，然而，这恰恰说明它抓住了思想焦点，专栏设置成功。还有李辉从“沧桑看云”到“封面中国”的专栏，也是历史反思的佳构。在这之外，杂志的常设栏目人生采访、作家书简、河汉遥寄等等，刊发叶圣陶、巴金、冰心、黄裳、萧乾等人的散文随笔，它们一面通向五四新文学传统的纵深处，一面又回应现实的文化呼唤，走在时代的前沿，又不轻浮；走在历史的深处又不封闭，这样的性格，是可遇而不可求的难得境界。
《收获》这个性格的养成，我想是与它的历史传统分不开，是巴金先生这样的灵魂人物赋予《收获》这样的品格，是李小林等人不跟风、不媚俗的坚守发扬了这样的品格，对此，王安忆有很好的总结：“它尊敬传统，坚持美学的神圣性，但这并不等于说它要拒绝实验。它具有一种好奇的童真性格，对一切新鲜的事物都抱着探索的准备，这就使它始终呈现出年轻的面貌，其实，这也就是它的创始者巴金先生的性格。”（《收获五十周年作家贺信·王安忆》，《大家说收获》第131页）与此同时，还应当看到《收获》的性格与海派文化之间的潜在关系，海派文化的活力、敏锐，既务实，又不保守；既开放，又坚持自我，这些也都默默影响着《收获》的选择，培育着他的个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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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十年，《收获》走过不平凡也不平坦的道路。巴金先生在《〈收获〉创刊三十周年》中曾经回顾过刊物一路走来所经历的风风雨雨，很多教训仍然像凉水浇在我们头上。在庆祝《收获》六十周年的座谈会上，我看到背景板上“文学家园”四个大字，“家园”两个字特别温馨，仿佛可以遮风挡雨，给人极大安全感。它是温暖的，可以孵化作家的梦想，唤起人们的自尊与欢悦。在很多时候，比如上世纪九十年代，经济大潮对文坛冲击的时候，《收获》的存在，是旗帜，也是灯光，是庇护所，也是出发地，是真正的“家园”。哪怕在今天，它带给作家的仍然是一份文学的安宁和庇护，为那么多精神流浪者提供精神抒发地。
今年《收获》长篇专号夏卷上，刊登阎连科的新作《速求共眠》，读后我就有很多感慨。我还注意到刊物后面配发的欲言又止的评论，我能体会到刊物尊重自家、爱护作家的良苦用心，也能够体会到这之间默默传递的信念。这个《收获》，从来都不是冰冷的，它的个性里总是带着体温的。正如莫言在座谈会上所言：“作为《收获》的作者，来到这里，确实有回家的感觉。讲起我在《收获》发表的十几篇作品，每一部作品背后都有很多记忆，每一部作品都让我成长。我向《收获》投稿、发稿、写稿的历史是我个人历史的构成部分，也是我和《收获》刊物之间心灵的契约。”
其实，“家园”也是很脆弱的，《收获》老编辑彭新琪就曾谈到过这样一件事情：
“当时有一件事，有一次巴金从苏联回来，上海的一个刊物，写文章批判巴金，张春桥对巴金是很恨的。当时为了团结人，靳以要张春桥写一篇理论文章，在《收获》上发表，这个稿件很重要。靳以拿去给巴金看，巴金提出一点意见，是张春桥在文章里提到了一个人，大概是提到张资平或是张恨水，我记不清了，巴老说，这样提法不妥，要改一改，我把这个意见带到张春桥那里去的，他住在淮海路的一个公寓，在海洋医院隔壁。张春桥很生气地说：“不说这个人，难道说你巴金吗？”巴金在关键问题上要提意见，一方面他积极支持靳以的工作，在关键问题上他敢提意见，并不是不管不问的。”（蔡兴水《与彭新琪谈〈收获〉》，《巴金与〈收获〉研究》第270页，复旦大学出版社2011年11月版）
这能够让我看到，为了呵护这个“家园”，《收获》的编者们所付出的心血，同时也看到他们的勇气和胆识，用勇气和正义来呵护。这样的事情也给我们提出警醒，隐忧始终存在，不能在鸟语花香时，就忘记风雨之夜。巴金先生曾经祈愿：“我真诚地祝愿以后不再发生这种不寻常的事情。”（《〈收获〉创刊三十年》，《大家说收获》第27页）在一个网络时代，传统的纸面刊物面临着各种冲击和挑战，如何能够继往开来保持自己的优势和特色，也是摆在编者面前的问题，在这个时候，恐怕更需要一种知识分子的使命和担当，在时代的风雨中也要保持清醒的头脑，保持自我，用自己的选择来保持《收获》的个性，丰富《收获》的性格。也可以说，更大的挑战还在后面，《收获》任重道远。
作者系巴金故居常务副馆长、文学评论家
巴老的话都是很简洁朴素，比如讲真话，比如把心交给读者。年轻时我们不懂事，并不过心，随着年龄的增长渐悟到这些话语中蕴含的厚重分量，如果把《收获》比作一棵大树，赋予它灵魂的无疑就是巴金先生，今天我们为《收获》庆生的时候，我们格外怀念巴金先生、靳以先生、萧岱先生、吴强先生…等一批前辈知识分子，他们身上展示的五四时期的中国知识分子的理想、良知、情怀和人格力量，犹如阳光和乳汁，不断增强和补充我们后来人身上的钙质。
——程永新（《收获》杂志主编）
这个场面挺熟悉的，因为我们似乎每过五年十年就会在这里举行一次《收获》的庆典，这是很有意思的事情，世界变化那么大，经过60年的风风雨雨，我们又在这里相聚，我就觉得似乎《收获》有一种暗示，暗示着生活当中再怎么变化，都有不变的东西。我们作者就是在寻找永远不变的东西。
——王安忆
作为《收获》的作者，来到这里，确实有回家的感觉，见到了这么多的“坏人”，见到了这么多的好人，有“坏人”，有好人，才构成了一个世界，有坏人，有好人，才构成了一个刊物丰富的文学世界，我们小说里面也有好人坏人，如果我们小说里面都是好人，没有必要存在，正是因为这个世界上有坏人，所以我们个别坏人也要写写坏人，让我们的好人才知道世界上有坏人是同样重要，假如这个世界上没有坏人，我们人类就不能进步。
——莫言
我们这一代作家很幸运，这是因为巴金的长寿。巴金气管切开以后又在病床上煎熬了很多年，那样的生活是很痛苦的，他自己说过长寿是对他的惩罚。但是巴金的长寿，让我们这一代作家有足够的时间自由成长。我觉得当时的极左派们很想把我们流放到西伯利亚去，但是我们后面有《收获》，有巴金，我们都没去西伯利亚，最北也就是跑到东北，参加完一个活动又跑回来了。
——余华
《收获》杂志发表了我的“破文章”第九年了，全世界没有这么一个宽宏大量的杂志，连载“破文章”有9年的时间，而且底下还要连载下去。我现在94岁，写到多少年，或者写到明天就完了，但是我希望写下去。因为我对这个世界感觉太有趣了，我很希望能够写下去。
——黄永玉
这个时代什么话都会被记录，会被传播，批判什么很容易引起赞美，赞美什么很容易引起批评。但是我觉得对于《收获》来说，似乎怎么赞美都不过分。我突然想起一个钻石广告，好像是“钻石恒久远，一颗永流传”。感谢《收获》，不是客套话，而是一个人人生当中的某个重要的遗产。
——苏童
《收获》是一个，让一个不管是多么大牌的作家，当他投稿的时候他都觉得自己投的是处女作，而且这个处女作会成为他的成名作和代表作的杂志。《收获》也是对作家的一种提醒，我记得全国只有《收获》把原稿重新还给作家，编辑在上面做的改动都非常精彩。
——李洱
制图/姜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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