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作家：为何眼界开阔了，辨识度却降低了
徐则臣、双雪涛、张悦然、散文作者李娟等新一代作家，已经吸收了很多视为当然的不同的世界文学的资源，比如徐则臣写《耶路撒冷》，自然而然就把耶路撒冷召唤出来，他的人物谈恋爱，出国，在中国四处旅行等等，我很难想象在前一辈作家的作品中看到类似的自信，也是一种视为当然的写作或生活的模式。因此，一方面你觉得现在这些作家面向世界的眼光开阔了，但另一方面，我觉得一个隐藏的威胁是，你逐渐觉得这些作品展现了他们和广义的世界文学的同质性。你逐渐觉得，我现在只是在中国的语境里，看到一个世界文学的缩影。在这个情形下，我觉得这一代作家在表现所谓中国特色上，可能不如前一代作家，他们的辨识度变低了。当然，这是单一和多元之间永远的争执。
在开拓议题上，我似乎觉得当代作家仍然在摸索的阶段。作家们所依赖的议题，在历史方面仍然是比方说“文革”经验、少年成长等，但在写作上又未必达到前面那些作家所给予的道德紧张感，以及生活本身的危机所带来的复杂的密度。
作家的眼界开阔了，一方面他的资源很多，在写作风格的经营上，可以测试、实验很多东西，不再带有原来那一代作家的生涩或者兴奋的感觉，显得很老练，但另一方面，你又觉得也许创作的过程里少了一点紧张的感觉。作品本身不必非要文字经营多么完美，故事说得多么精彩，才能感动读者，有时候不太完美的作品反而因为它的某种缺陷，让你有一个警觉，或者有阅读上的准备，感到他要讲的东西里面的张力或是压力。
作品的好坏其实很难只用纯粹审美的标准来判断，不是说你写得漂亮就是好作品。作家怎么巧妙地运用小说创作的媒体，仍然是作家如何面向生活本身的问题。世界总在那里，但生活是最眼前的，怎么在每天这样一个穿衣吃饭的人生里面去找寻那些刺痛你的，让你兴奋、刺激的东西，这是所有作家辛勤寻找的命题。但是，我们眼前的生活状态，未必容易给予刺激或刺痛你的材料。
在这样一个分众的时代，写作已成为众多传媒的沟通方式之一，选择文字作为手工业的作家们，已经是一个特殊的族群。上世纪八十年代的文学热、文化热是一个特殊的历史现象，如今可见的争议和风光都逐渐归于平淡，既然文学的销路不见得永远那么受到重视，既然外在的压力仍然如影随形，也许“眼前无路想回头”，还是回归到最纯粹的创作局面，你得问自己能写出什么样的东西。一方面是对自己，一方面是对少数知音型的读者。
——王德威：《世界总在那里，但生活是最眼前的》，原载《单读15：我们的黄金时代》，台海出版社2017年8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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