陶丽群创作谈：日常与写作
近三年来，一过春节，大概到二月中旬左右，天气稍微透出点暖意，再来几场雨水，我便开始过敏了。往往是晚上临睡前，脸颊看起来还相当红润正常，一早起来，从脖子到额头，犹如喝醉了酒上脸的人，一片火辣辣的红。于是匆忙漱了口，脸都不敢怎么洗，稍稍用纸巾沾水轻轻按压，便捂了围巾，火烧眉毛又心生愤恨地赶往医院皮肤科。照例是过敏源检测，每次六百大洋。我认真收集了三年来的六张不同医院的过敏检测报告单，提供给医生，希望能给他当参考。但年年仍需要检测，并且结果大同小异，没有准确的过敏源。我对医生说，近几年来只要春天一遇雨水，便会发痒、发红。医生思索片刻，给我一个意义朦胧的答复：可能你对春天空气中的某种物质过敏，这种物质（天杀的某种物质）到下雨时在空气中浓度更高，你就倒霉了。我问：那该怎么办？医生回答：过敏除外部皮肤接触引起，还有通过呼吸引起。你既然不是由化妆品引起，也和饮食无关，那就跟吸入的空气有关，戴口罩吧。在家也要戴吗？我问。他严肃地点点头。还有别的办法吗？我又问，因为不喜欢捂住嘴脸。医生这回很幽默，答曰：有，你可以停止呼吸！这办法有些惨烈，实在不敢尝试。于是，整个春天，譬如今年，从农历二月十三开始（去年是农历二月初二一直到农历七月十四日），我一直和这种看不见的“某物质”作斗争。皮肤隐约发痒，随之而来的肯定是一场或小或大的雨水，比天气预报还准确。在贵如油的春雨中，我又往医院跑。照着镜子看，我都能看见自己的脸是怎么一寸一寸红起来的。挂号，排队，一边祈祷碰到同一个医生，他就不用再多做检查了。三天，每次都是三天，三天后，红色褪去，又没事了，简直跟诈骗犯一样。有一次，我觉得也许硬撑到雨停后会自动修复。不料雨停了，红没褪，脸像发面一样肿起来，只好又跑了医院，这次好了，打五天的点滴。南方的春天有多少场雨？有时候稍微下得像样些，干涸了一冬的地皮正好湿润，有时候只是像牛毛一样，睁大眼睛才能看得见。而我不用看，只要脸开始发痒，肯定是下雨，不管大小，赶紧上医院吧。后来学乖巧了，把大医院医生开的注射药单拍下来，一到开始发痒，就往熟人介绍的靠谱私人诊所去，不用挂号排队，甚至连钱都不用先付，手机亮出拍下来的药单子，节省了很多时间。今年五月二十一号到二十五号，美丽温婉的河南省作协主席邵丽女士邀请我去河南采风，出发前愁肠百结，万一到了河南下雨，怎么办？于是在临出发前，自己想了个荒唐办法，临出发前一个星期，天天按那方子去打点滴，血液里的药物浓度够了，应该对付得了外出遇到的一两场雨吧？还好，安全归来。回到百色后的第三天，不仅是脸开始发痒，甚至连脖子也跟着作祟。本来阳光明媚的天空，两个半小时后来了一场入春以来首次伴有厉雷和闪电的大暴雨。我在狂风暴雨中，在小诊所里闭着眼吊点滴，一滴、两滴，一瓶、两瓶，一天、两天，一场雨、两场雨。庆幸自己是在家里过敏，可以不必那么惊慌，庆幸百色的交通没有北上广那么拥堵，出家门三蹦两跳就到诊所，庆幸没有什么活动或者约会需要参加，可以安然过敏……过敏。一直到现在，眼看着要入秋了，每逢雨来，脸还是会照例发痒、发红，只是没有春天时那么严重了，氯苯那敏加维生素C，雨过两天，症状退去，简直像被人下蛊。没有人知道在反反复复的过敏中，心境会糟糕到什么程度，情绪会恶劣到什么程度，脾气会暴躁到什么程度，耐心会被折磨到什么程度。从过年到现在，眼看着就要进入年尾了，刮过好多场大风，下过好多场大雨，在被过敏折磨的大半年里，我错过二月杏花三月桃花四月蔷薇五月石榴六月荷花七月凤仙，眼见着八月桂花也要过了，凡是有花盛开的地方我都不敢靠近。特别是南方多风多雨的夏秋季，隔三岔五来一场雨，我门都不敢迈出，只能专心调养过敏的脸。陆陆续续，在这烦躁得近乎狂躁的漫长疾患中，我完成了三个中篇和三个短篇。常常是带着一张猴屁股般发红的脸坐到电脑前，我得以暂时忘掉奇丑无比的脸和糟糕的心情，像一只被逼入险境而采取藏头露尾的鸵鸟。这么多年来，大部分时候，写作总是这样夹杂在凡此种种的烦恼、一地鸡毛中进行着。我的生活没什么大起大落，整日为茶饭劳碌，没有什么固定的写作时间。吃完饭，把该干的活儿干完，饭桌用酒精消毒一遍，笔记本打开（我一直很讨厌正儿八经地在书房里写作，多半作品都是在饭桌上完成的），便可以构建心里那个世界。有时是在早饭后，有时是在下午。隔壁那对夫妻生了二胎，孩子才三岁多，乡下奶奶来帮忙带孩子，依然保持着乡下人的生活习惯，喜欢敞开家门。孩子几乎是每隔十多分钟就尖叫哭闹，奶奶跟着大声呵斥起来。我喜欢这种热气腾腾的生活，在其间奋笔疾书，会让我写下的每个字都带上柴米油盐的气息。这没什么不好，文学再怎么高，也不能不食人间烟火。来源：《人民文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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