萧盛 发表于 2018-1-18 11:05:03

杨贵妃真的养猫吗?

陈凯歌执导的《妖猫传》,笔者去电影院看了。散场时,坐在后排的一位男士跟身边的女朋友说:“电影都是骗人的,杨贵妃压根儿就没养过猫。”此话一出倒引起了笔者钩沉的兴致,回到家中翻阅了记载唐玄宗与杨贵妃各种逸闻故事的隋唐五代笔记,诸如《明皇杂录》、《开天传信记》、《开元天宝遗事》等等,确实没有发现杨贵妃养猫的任何记录,不过,史料未载不能成为彻底否定的证据,那么不妨从其他的角度,来分析一下杨贵妃养猫的可能性。

  壹

  吃掉鹦鹉的宫猫

  可以肯定的一点是,中国人养育家猫的历史相当的“不久远”。

  明代大学者张岱在笔记《夜航船》中曾经这样写道:“猫,出西方天竺国,唐三藏携归护经,以防鼠啮,始遗种于中国。”也就是说猫是唐僧取经,回国的路上,怕老鼠把经书啃了,随身带了几只猫,这样才把猫引进了中国。这种说法当然有些极端,但著名民俗学者和动物学家、民国时曾经做过万牲园(北京动物园)园长的夏元瑜先生也认为,猫在中国很晚才变成家畜,“商周秦汉的铜器玉器,以至陶制殉葬的冥器全没猫形的,《三字经》上‘马牛羊,鸡犬豕,此六畜’,可见家猫在家畜中毫无地位,更谈不到列入十二生肖中了,在地支中的地位竟连老鼠都比不上”。张岱亦举出证据:“《诗》有‘貓’,《礼记》‘迎貓’,皆非此猫也”。

  事实上直到唐代晚期,家中灭鼠也很少依靠猫。五代学者严子休在笔记《桂苑丛谈》中记载过唐僖宗末期的一件事,“广陵有穷丐人杜可均者,年四十余”,此人酒量极大,“每日常入酒肆,巡坐求饮,亦不见其醉”。有个姓乐的酒肆老板十分慷慨,经常招呼穷朋友来店中免费喝酒,有一天外面下着大雪,杜可均来了,见老乐正闷闷不乐,一打听才知道,有个客人寄存了一领昂贵的衣物,老乐将衣物放在仓库里,谁知竟被老鼠啃了,现在要作价赔给人家,而鼠患越来越严重,老乐却又找不出什么别的办法,唯恐家中财物会遭到更多损坏。杜可均说:“我早年间曾经学过一道辟鼠符,杜绝鼠患特别有效,只是不知道现在还能够灵验,现在不妨一试。”然后画符,做法焚之,“自此鼠踪遂绝”——由此可见,那时的人们对猫的灭鼠价值还知之甚少。

  不仅如此,有唐一代,猫的名声一直不咋地。比如唐高宗的宰相李义府“容貌温恭,而狡险忌刻”,当时的人们给他取外号叫“李猫”,形容他两面三刀,外表温顺而内心阴毒。还有五代学者孙光宪在笔记《北梦琐言》里记载,唐左军容使严遵美,在官场上遭受排挤和冷落,心情抑郁,有时就突然手舞足蹈起来,家中所养的猫居然开口说:“军容使失去常态,癫疯病发作了。”总之是各种的妖异。

  笔记如此,正史亦不例外,《旧唐书·后妃传》中记载:永徽六年十月,武则天废王皇后和萧淑妃为庶人,囚之别院。之后,武则天命人将她们二人勒死,萧淑妃临死前发下毒咒:“愿来世阿武变成老鼠,我变成猫,生生扼其喉!”武则天又恨又怕,从此下令宫中不许养猫。

  不过,这条禁令随着时间的推移,肯定遭到了淡化或废除,因为《旧唐书》的史料价值很高,真实可信,另外一部名叫《朝野佥载》的笔记同样具有很重要的史料价值,作者张鷟曾经在武则天当政时任御史。《朝野佥载》记载:“(武则天)调猫儿与鹦鹉同器食,命御史彭先觉监,遍示百官及天下考使。传看未遍,猫儿饥,遂咬杀鹦鹉以餐之,则天甚愧。武者国姓,殆不祥之征也。”大意是说武则天训练猫和鹦鹉一起吃饭,然后给百官看,寓意着萧淑妃即便真的化身为猫,也早已散尽戾气和仇怨,能够和“武”和平共处了,谁知表演到一半,猫儿大概没吃饱,一口把鹦鹉咬死当了点心……《资治通鉴》中记载此事发生在长寿元年(公元692年),距永徽六年(655年)过去了37年,这不仅预兆着“武氏”的不祥,还有萧淑妃的冤魂历37年而绝不谅解。

  贰

  睚眦必报的妖猫

  虽然猫“引进”中国的时间晚,又总带着那么一股子妖异的味道,但唐朝以后,养猫的人家确实是越来越多了,而“妖猫”的传说也一直没有断过。

  宋初学者徐铉在《稽神录》中记载过这样一则故事,建康(南京)有个人,养了一只猫,这猫“甚俊健”,主人非常喜欢它。这年的六月,猫突然死掉了,主人不忍将它抛弃或埋葬,“犹置坐侧”。没过几天,猫的尸体腐烂发臭,十分难闻。主人不得已,带它到了秦淮河边,扔进河水里,谁知猫一入水,居然活了,主人一看赶紧跳下河去救这只猫,竟然被淹死,而猫自己登上岸走了……这猫的灵异和冷血,闻之令人心寒。

  不仅如此,在古代笔记中,猫还代表着一种睚眦必报的恶毒。北宋学者刘斧在笔记《青琐高议》中记载了这样一个故事:有个叫朱沛的人,特别喜欢养鹁鸽,有一天,一只猫吃了他的鹁鸽,这朱沛平日里为人残暴,一怒之下,把猫捉住,切断了四只脚然后放掉,猫拖着断肢惨叫了好几天才死。没过几天,又有猫吃了他的鹁鸽,朱沛“又断其足”,前后杀了十几只猫。后来,朱沛的老婆“连产二子,俱无手足”。南宋学者洪迈《夷坚志》中也有关于猫的报应的记载:有个厨娘准备晚饭,把一块腊肉放在案板上,“为猫窃食”,厨娘遭主母责骂,心中很是生气,便想方设法逮住了那只馋猫,远远地往木柴堆里扔,本心并不想把它摔得多重,谁知积薪之上恰好竖着一个木头叉子,猫落下时肚子正插在叉子上,“签刺洞过肠胃流出”,惨叫了一夜死了……一年后,这个厨娘在晒被子的时候,失足摔倒,小腹插在了竹片上,“小腹穿破,洒血被体,次日即亡,殊似猫死时景象”。

  可能也就是与猫有关的灵异事件太多,在中国古代,猫在民间越来越成为一种“凶兆”,比如明代江盈科在《雪涛谈丛》中记载他家乡的民谚:“猪来穷来,狗来富来,猫来孝来。”听来极为可怖,以至于“猪猫二物,皆为人忌,有至必杀之”。《雅俗稽言》中更记为“猫儿来,带麻布”,又称“猫儿来耗家”,这种说法流行的原因是“家多鼠耗,故猫来捕之,因‘耗’误为‘孝’”。不过有学者认为,“猪来穷来,狗来富来,猫来孝(耗)来”这句话不是说征兆,而是根据已然发生的事情进行的总结:“穷则墙坍壁倒,猪自阑入之,富则庖厨狼藉,狗自赴之,开当铺则群鼠所聚,猫自共捕耳。”但到清代,据《浪迹丛谈》所记,福建一地已经有所谓“猫衰犬旺”的谚语,意思是养猫之家易衰败,养狗之家易兴旺。

  叁

  杀气十里的黑猫

  要说猫“作妖”作出一定水平的,要数清代学者潘纶恩在笔记《道听途说》中的一条记载,花堰有一家姓俞的,共有兄弟三人,家里很穷,老母亲长年没有自己的屋子,只能独居在阁楼上,“而年及古稀,衰病龙钟,起居不甚适”。俞老大心疼老娘,就提出和母亲换屋子住,老太太拗不过他,只好同意了。

  俞老大上得阁楼来,一看眼前的景象,不觉得十分辛酸,阁楼上“无床榻,无茵褥,惟展败絮一裹,竹簟一张”,老太太原本就席地以寝,虽然上面搭着个帐子,也早已破烂不堪。俞老大和老婆收拾了一下,感到有些疲惫,就一起先躺在地上睡下了,谁知,第二天早晨两口子睁眼一看,“帐幄皆为火化,竹簟败絮,四周皆成灰烬”,只有他们躺的那块地方没有过火。“一家并骇,莫测所为”,更加糟糕的是,在接下来的几天里,“种种怪异,无片刻安帖”。

  俞家三兄弟请了一位和尚做法驱妖。“绘象数十轴布满一堂,自释迦、文殊以下,鬼卒鬼狱皆备”。僧人弄了一个大鼎,“炽炭其中,烈火熏灼……步步灌醋喷之,酸气四溢,扑鼻莫纳”。俞氏三兄弟各举着一个香炉,跟在僧人的后面。那僧人头戴毗卢帽,披着水田衣,手拿七星剑,口中喃喃有词,也不知道他念的是什么法咒,踏梯上了阁楼,“拨火醋频频加紧”,白烟四溢,酸气顿时充斥了整个阁楼,那阵势有点儿像被蚊子咬急了的人举着灭蚊剂在屋子里一顿狂喷,妖异终于被熏得受不了了,“忽空落中跃起一大猫,修尾蓬蓬,目光如炬,疾驶若飞,足不及地”,从只有二指宽的窗户缝里钻了出去,逃之夭夭。

  俞家三兄弟“俱谓猫鬼远遁,怪可从此绝矣”,谁知僧人前脚走,后脚那妖猫就回来了,“每日作恶,一如前状”。俞家三兄弟没办法,又去请僧人来伏妖,僧人摇摇头道:“不必了,那妖猫明年开春一定会离开。”俞家三兄弟不知何理,僧人说了一番很有哲理的话:“凡是人想久居某地,一定不会惹邻居讨厌,猫也是这样,憎恨你们越深,离开你们时越坚决,你们放心吧,那猫对你们骚扰得越重,越说明它失去耐心了。”

  “明年,怪果绝”。

  清代的妖猫如此,唐代的“妖猫”是真是假呢?笔者以为,从正史和野史中对武则天的记录来看,唐代宫中养猫应该已经形成风气,所以杨贵妃抱着一只可爱的小猫把玩也未必是什么不可能的事情,但是否会像《妖猫传》中那样抱着一只纯黑的小猫,就不好说了。

  纯黑的猫在文艺作品中往往作为一种法力强大,灵异指数极高的象征,中国古代也不例外,清代学者汤用中所著笔记《翼駉稗编》记载:金陵有个姓马的养有一只猫,“色纯黑,状极神骏而驯”。有一天有个蜀人路过他家门口,看到这只猫,立刻提出重金买之,姓马的不同意:“畜以自玩,不觅售也。”蜀客不停加钱,直加至百金,姓马的看他志在必得,只好同意了,成交之后,姓马的问:“猫已经归你了,能否告诉我你为什么花这么多的钱买它?”蜀客说:“实不相瞒,这只猫乃是神物,所在之处,方圆十里之内所有的老鼠都会死光,我家是做纺织生意的,最怕老鼠咬,却偏偏遭遇鼠患,数年之中,大量的纺织品被咬烂,买了很多猫来对付,谁知竟一一被老鼠咬死,今天得到这只黑猫,带回蜀地,从此可以高枕无忧了。”姓马的半信半疑,掀开家中阁楼的木地板一看,“果有死鼠数斗,大者重二十斤”!

  由此推测,杨贵妃纵使真的养猫,恐怕也很难养黑猫吧。不过文艺作品,本来就不必为杜撰而穷究,毕竟比起那只小猫,《妖猫传》里杨贵妃的长相要奇葩得多。电影里的杨贵妃对李白说“大唐有你才是真的伟大”,而观众们对“混血杨贵妃”的包容才说明了我们这个时代的文明与进步。(来源: 北京晚报,呼延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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