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中国外交史上一个被忽略的重大转变
《中国外交与第一次世界大战》，侯中军著，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出版。
2018年是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100周年。一战对欧洲的影响重大而深远，当欧洲各国围绕一战的叙事和记忆而争议时，同为一战参加国的中国，纪念的声音相对弱了很多。相较于欧洲学界，中国史学界对于中国与一战的研究相对薄弱，甚至在一些基本的历史线索上尚存在模糊之处，有必要予以廓清。
学界更多关注的是几个历史节点，而在外交史自有脉络中的一战研究相对薄弱
提到一战时期的中国，学界更多关注的是北洋军阀、“二十一条”、五四运动等几个历史概念或节点，主要是以政争切入外交，在外交史自有脉络中的一战研究相对薄弱。外交是内政的延续，所有的外交都有其相对应的国内政治背景，但这种背景是一种合力的作用还是竞争的关系，不能一概而论。
一战前后的中国外交，与当时的国内外形势息息相关。中华民国成立后，为获得列强承认，北京政府宣布继承晚清政府所有的条约、外债和特许，这使得中华民国成立初期的外交局面事实上是晚清外交的继续，辛亥革命并未改变帝国主义各国的对华侵略态势，列强在华的不平等条约体系仍然存在。然而经过工业革命的发展，欧洲内部各国的矛盾日益激化，这种矛盾在远东地区体现在对中国问题的态度上。能有实力影响中国政治的，除欧洲各国外，还有美国和日本。
列强对中国的干预，很大程度上是晚清时期争夺势力范围和利益的继续，只不过面对的是中国内部新的形势。国内各派政治势力为了达成各自的目的和利益，亦有意寻求列强的帮助。究竟是谁操纵了北洋政治？并没有一个明确的答案。
欧洲发生的战争是否会祸及中国，是当时北京政府主要考虑的问题
欧战爆发之后，北京政府几乎同日就得到消息，并抱定了对欧战的中立态度。因交战双方在华各自拥有殖民地和势力范围，欧洲发生的战争是否会祸及中国，是当时北京政府主要考虑的问题。此时北京政府对国际法的掌握和了解已经非常深入，于是冀图运用通行的国际规则，尽量避免受到战争的影响，其宣布中立之举，亦属依据国际法做出的应对策略之一。宣布中立之前，北京政府最关心的是近邻日本采取何种行动。在宣布中立时，北京政府并未预想到日本将会加入战团，在未得最佳外交形势的情况下，于1914年8月6日宣布中立。中国宣布中立后，日本很快紧随英国于8月23日对德宣战，随后出兵中国山东，攻占青岛及胶济铁路。巴黎和会上中日纷争和交涉的根源自此种下。
如何收回山东权益，成为一战爆发后中国政府面临的关乎自身主权的重大问题。其核心当是设法收回被日本侵占的胶州湾、胶济铁路及相应的权益。达到此一目的的最佳外交途径，莫过于参加战后和会，于会上伸张自身的权利及主张。
为了获得参会资格，中国方面进行的外交交涉及国际活动大体可分为两个线索：一是寻求参战，结果是当然地加入和会，在会上维护自身利益；二是不参战，但加入和会，并运用各种手段达到维护自身权利的目的。寻求在不参战的情形下达到加入和会的目的，是这一时期中国的主要考虑。
从准条约的视角而言，华工赴欧是中立时期北京政府的变相参战行为之一。日本则不甘心交还山东，遂对华提出“二十一条要求”，妄图继承德国在山东的权益，独霸中国。英国方面的档案表明，英国对日本有意利用英日同盟加强其远东霸权的做法非常不满，在施压中国接受“二十一条”的同时，亦逐步认识到日本的野心，为战后解散英日同盟埋下了伏笔。
在寻求参战的道路上，曾经出现了一个非常有利于中国的环境
1915年11月，为了杜绝德奥两国在华进行的针对协约国的活动，俄国与英法两国商议后，建议中国驱逐在华德人进而对德绝交，并许诺贷款给中国扩建兵工厂。虽然俄、英、法为中国对德绝交进行了相当的外交努力，但日本此时坚决反对，中国错失了此次加入协约国阵营的机会。
美国参战后，中国朝野上下为是否对德绝交和宣战展开讨论，派系政争夹杂其中。北京政府对德绝交并宣战，虽然是段祺瑞皖系军阀在政争中占得上风，但多数人已意识到参战利大于弊。因此，政争是否损害了外交决策的选择，确实是一个非常复杂的课题。
从程序上而言，断绝国交与加入战团，本属两事。单纯绝交事实上并未脱离中立状态，而加入战团便为宣战，这种从程序上的区分对于判断府院之争的是非曲直具有一定的借鉴意义。
中国参战并非如以往所认识的那样只是名义上的参战
华工在欧洲战场冒着生命危险工作以及北京政府出兵西伯利亚都是中国对战争的贡献。最初法、英等国来华招募华工时，北京政府虽然为维持中国的中立身份，刻意避免以国家的名义进行，但事实上，这种招工方式必然具有国家性质。北京政府甚至希望能通过华工出国，换来协约国对中国出席战后和会的承诺。
《中日共同防敌军事协定》的签订是北京政府在困境中的主动作为，外交方针的背后有深刻的国内政治背景。中国出兵西伯利亚，目的在于争取外交上的主动及战后和会中较有利的地位。广义上的出兵西伯利亚，还包括出兵外蒙古。北京政府趁机收回了外蒙古的自治，外蒙古重新回到中央政府管辖之下。
参战标志着中国外交政策从消极回避转变为积极参与，北京政府后期的积极外交可说由此发端
中国参战之前的和会筹备，主要以加入和会为目的；参战之后，加入大会已经不成问题，中国应采取的外交方针成为筹备会议上讨论的主要内容。
中国参加一战，实因山东问题而起，预筹参加和会的种种努力，最初亦属为收回山东而设计，但在出席和会的准备讨论中，并未提出山东问题。较为合理的解释或为：由于日本一再宣言将归还青岛，因此政府并不认为这属于一个主要问题，而是将注意力转到更为宏大的废约问题上，力图借此提高自身的国际地位，山东问题是隐含在中国与会宗旨之内的当然内容。又由于山东问题的解决主要是以日本为对手，因此何时以及如何向大会提出，必须在摸清日本的方针以后方可着手。陆征祥过日时与内田的谈话，已经使其大致了解了日本的方针，不单独对日是中国参战前内部就已经达成共识的外交策略，此策略与日本的方针针锋相对，不得已，到达巴黎后陆征祥决定在和会正式提出山东问题。
已经有研究总结认为，近代以来，中国被动地卷入世界体系，面对的是不断的失败和挫折，中国对世界问题很少发言。一战爆发后，中国虽然尝试守住自身利益，但中立的政策并未达到效果。1917年，中国终于对德宣战。可以认为，参战标志着中国外交政策从消极回避到积极参与发生了一个重大转变，北京政府后期的积极外交可说由此发端。参战使得中国获得了加入战后和会的机会，中国能够参加巴黎和会，阐明自己的观点，在国际舞台上做一出色的亮相，其本身便是很重要的。“参战不能解决中国所面临的一切问题，但参战为中国提出和解决这些问题提供了可能的机会，抓住这个机会是明智的。”
（作者为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副研究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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