厄休拉：把道家思想写进科幻小说的人
[摘要]美国科幻女作家厄休拉·勒古恩去世，她始终在用作品为人类的心灵发出追问：你想要活在一个什么样的世界？Ursula K. Le Guin，1929.10.21-2018.1.22
在岁末一片促销声和年终奖的闹腾之中闻听美国科幻女作家厄休拉·勒古恩去世，一时间恍如从长长不舍的梦里惊醒，神伤了好一会儿，一边重新翻开手边的海恩宇宙，让文字把自己带至阒然无声，以此种方式平抚失落的心情。
《卫报》和《纽约时报》等著名媒体相继报道了这一消息，前者更是找来近来因小说《使女的故事》被改编成美剧而备受瞩目的加拿大女作家玛格丽特·阿特伍德，与厄休拉惺惺相惜的阿特伍德写了段小小悼文，真挚而准确地指出这位巨匠同行的价值，即她始终在用作品为人类的心灵发出追问：你想要活在一个什么样的世界？比如其代表作之一，1969年出版的《黑暗的左手》，作为一个深刻、独特的思想实验，其力量如今依然在世间回响。
相比于为其赢得极大声誉的奇幻系列“地海传奇”，厄休拉早年的几部科幻作品显得较为小众，但放到圈子里则被奉为杰作经典。《黑暗的左手》拿下了当年的雨果奖和次年的星云奖，五年之后，又再度以《失去一切的人》（更早的中文版书名译作《一无所有》）斩获这两个奖项，还夺得了同年的轨迹奖，而《世界的词语是森林》也在两年之后成为雨果奖最佳中篇。
这三部作品都属于“爱库曼联盟”系列的科幻小说，该系列还包括了其他十来个长篇和短篇集，它们同处于一个海恩宇宙的设定下，这个设定说的是人类和其他文明都源于早期的海恩星，一开始借助星际旅行逐渐向外扩张，期间有的星球还因为某些原因而中断了和其他星球的联系，并通过基因工程、在环境作用下演化出不同的智慧形态，然后大家又陆续找到彼此，结成了叫做爱库曼的联盟。虽然说这些大大小小的作品并没有去讲述一个完整而连贯的历史，但大多遵循着同一框架展开，彼此之间也有着一定的联系。真正核心的部分在于，作者或说该宇宙的构造者厄休拉，把一个个星球当作了实验场，来展开她对于人类世界的另一种可能性或说另一面的探讨。
以《黑暗的左手》为例，这个故事中，联盟向一颗名为格森的星球派去了机动使金利·艾，欲说服对方归顺。格森有着十分独特的气质，首先，常年下雪，气候严寒，以至于被原来的调查员们直接称作“冬星”，其次，居民有着迥异于其他星球的性形态，是一个单一性别的社会。比之以亚马逊女战士传说发展起来的母系社会（在东方，对应物是西游记中的女儿国）科幻，或为数不多的几部作品（考德维那·密斯以斯巴达城邦为蓝本，洛伊斯·比约德以阿索斯山为灵感来源）试图打造只有男人的世界，格森是一个前所未有的新鲜事物，它吸取了许多来自其他生物的特性，像是蜗牛似的雌雄同体和广泛存在人类以外动物身上的发情期。
具体而言，格森星人有着26-28天为一期的性周期，其中21-22天处于性欲冷淡的潜伏期，而剩下约1/5的日子则因大脑垂体启动荷尔蒙变化，进入了一个具有强烈性冲动的克慕期。两个克慕碰到一起，如彼此有意便会成为配偶，期间一方雄性激素占主导，另一方雌性激素占主导，这样便有机会交媾受孕，合作诞下下一代。当然也有可能并未有效受孕，那么克慕期结束后各自回到性冷淡便是。
对于在克慕恋中到底扮演男性还是女性，格森人并无先天倾向，完全有可能这次男下次女，于是一个人当然能同时是某某的母亲同时又是另一个某某的父亲。他们的社会结构，工业、农业、商业的管理模式也都按照克慕周期来安排，每个人在克慕亦即发情期间，都不需要工作，只需坦坦荡荡地去发情找配偶，连国王也无例外。冬星有文明记录的13000年历史中，并不曾发生过大的战争事件，主要原因在于他们人口较稳定，没有急剧扩张，同时也没有形成一个庞大、等级森严的国家政府，贫富差距很小，人与人之间没有“所属”关系存在，这是一个通过传统而非权力来维系的社会，存在一种自有的平衡体系：去中心化与集权制、灵活性与古板、循环与线性。
这部作品的诞生年代，恰处于西方女权运动高涨时期，并伴随着性解放和同性恋两大运动，无怪乎一问世便引起了轰动，厄休拉本人也从一个籍籍无名的作者成为举足轻重的科幻作家。它引起了旷日持久的讨论和批评，以至于数年后，到了1976年，厄休拉还不得不提笔撰写长文《性别是必要的吗》（IsGenderNecessary？）来回应人们对作品的质疑。
“《黑暗的左手》是我意识的记录，和思考的过程。”她写到，“我一直认为自己是一个女权主义者，但此前并未曾在埃米琳·潘克赫斯特和弗吉尼亚·伍尔夫的基础上往前迈过一步。”直到1967年，她意识到需要用自己的方式去定义性与性别对于个人生活以及当代社会的意义，这种冲动，是驱使波伏瓦写出《第二性》，也是驱使贝蒂·弗里丹写出《女性的奥秘》的冲动，在厄休拉这里则催生出了《黑暗的左手》。
小说问世后受到的一大指责就是，厄休拉使用了男性he来指代所有的格森人，这一点让部分女权主义者感到不爽。而她解释道，这是因为在英语中he是一个泛称，倘若这种语言能有其他同时指代两种性别的代词，显然会更好。她也提到了另一个遗憾，那就是写这本书时还未接触过荣格理论中的Animus和Anima概念，前者指女性无意识中永恒的男性原型意象，反之，后者指男性无意识中永恒的女性原型意象，这是雌雄同体现象更本质更普遍的解释，如果她当时就对此已有了解，可能会让作品在某些点上更为深入。
有趣的是，厄休拉本人并不认为这是一本乌托邦小说，她的乌托邦社会实验放到了五年后的《失去一切的人》。在其中，作者构造了一个双星系统，乌拉斯和阿纳瑞斯，两个星球互为对方的月亮，乌拉斯资源丰饶，生活富庶，而阿纳瑞斯自然环境恶劣，生活清苦。后者之所以会演变为一个人类社会，是因为乌拉斯世界政府理事会在某个动荡时期，将月球让给了不满该星球法律权威和国家政权的奥多主义者们，由他们去按照自己的社会理想在那个苦哈哈的地方生活下去，“在阿纳瑞斯，我们保持了这个承诺，我们一无所有，但我们拥有自由。”摒弃一切权力和等级制度，这些人依循互助、分享原则来维系社会运转。小说中的故事，是以阿纳瑞斯的一位物理学家谢维克为了学术研究需要去往乌拉斯为背景展开，全书一直以交互穿插的两条线展开，一条是主角正在乌拉斯经历的生活，一条是他回忆中的阿纳瑞斯生活。
无疑，厄休拉这个构思是与当时世界的冷战格局分不开的，而且加进了很多她自己的理想成分，阿纳瑞斯颇有些以色列基布兹农场的意味，以及东方哲学家老子著作中所描述的无为社会。两个阵营所代表的两种价值，最深刻地反映在了他们对于物质世界的不同感受中。尽管能在乌拉斯享受更好的食物和居所，谢维克依然不解于他们为什么如此迫切地走上一条“人为财死鸟为食亡”路：他在乌拉斯人脸上经常能看到这种忧虑的神色。觉得很好奇。这是否因为，不管他们多么有钱，还是得操心去挣到更多的钱，以免临死的时候穷困潦倒？还是说是出于愧疚，因为不管他们多么有钱，总是有人比他们更穷？当然，这些，如今于我们也已经毫无惊奇。我甚至在看到此处时，脑中忍不住想起了身边泛滥得起沫子的各种创业者猝死和如何通往财务自由之类闹心话题。
小说中的一个场景描写让我印象颇深，这是谢维克在街上遇到了自己寄居那家人的小姨子时的心理活动：他看着薇阿纤小的双脚，脚上是一双鞋跟很高的白色鞋子，塔科维亚常说的一个词蹿进了他的脑海：“身体投机分子”。塔科维亚用这个词称呼那些将性作为武器同男人进行权力斗争的女人。薇阿是身体投机分子的终极代表。鞋子、衣服、化妆、首饰、姿态，她身上的一切都充满挑逗的意味。但对于他这番嘀咕，薇阿本人可毫不在意，她一个漂亮的反击就打了回去：“不过我还是要告诉你一些事情。如果你把你在月球上的‘姐妹’带来，给她一个机会，让她脱掉靴子，来上一次精油浴，再来一次脱毛，给她穿上一双漂亮的高跟鞋，肚脐上贴上珠宝，再洒点儿香水，她肯定会喜欢的。你也会喜欢！……你们这帮信仰你们那些原则的可怜虫。一群无趣的兄弟姐妹。”
这正是乌托邦社会的尴尬，弗里德里克·詹姆逊在《未来考古学：乌托邦欲望及其他科幻小说》中指出，厄休拉这个“模棱两可的乌托邦”，必然会受到“模棱两可的异托邦”的挑战。异托邦是塞缪尔·德拉尼1976年出版的小说《海卫一》中所引进的概念，由福柯著作中“异端”一词而来，比之那个不存在的好地方，可能一种正常社会之外的其他地方才更有可能出现。海卫一上的自由主义路线最终因为没有权力来规范个人行为而失控，最后演变为一场战事。
故事结尾最终谢维克回到了阿纳瑞斯，那里有他心心念念的精神伴侣，以及更可接受的生活状态，这在厄休拉的笔下毫不意外，她是一位《道德经》的深度爱好者，对精神世界的执着始终如一。生于美国经济大萧条元年（1929）的厄休拉，父亲是著名人类学家阿尔弗雷德·克娄伯，母亲是写过畅销书的作家西奥多·克拉考，她于一种学者气息浓厚的家庭氛围中长大，往来无白丁，24岁那年即嫁给了历史学者查尔斯·勒古恩。
尽管作家本人在2014年美国国家图书奖颁奖礼上严厉声讨电子书对“以版权为生”的作家们的收入和生涯带来毁灭性打击，但我还是不得不通过在线图书馆才看到了她1997年翻译的《道德经》，序言部分她讲到和这本东方哲学著作的渊源。红蓝封皮，保罗·迦耳斯译，1898年版，是她父亲非常喜欢看的一本书，受其影响，厄休拉也早早开始了对老子的阅读，对“邻国相望，鸡犬之声相闻，民至老死不相往来”的小国寡民境界心向往之。她把《道德经》翻译得像一部隽永优美的诗集，并配上朴实无华的中国古乐纵声朗诵，听者闻之动容。
《失去一切的人》在科学和技术上的预测相当之保守，谢维克这位来自阿瑞斯那的“当今世界最伟大的物理学家”谈到爱因斯坦理论时是如此之无力，甚至还停留在“广义相对论和狭义相对论”迄今无法在观测中得到证实的阶段，这也显示出了厄休拉和阿西莫夫、克拉克等几位开创科幻黄金时代的男性作家的一个很大不同，她不觉得科幻小说需要过分关注科技内核，说到底，小说要关注的还是人类的情感和生境。这有很大积极意义。以反对越战为背景写就的《世界的词语是森林》，很大程度地凸显了环保运动大潮下兴起的生态主义思想，地球人对外星物种睽嗤所在星球的树木资源的掠夺带来了毁灭性后果。
网上有段采访视频，主持人和厄休拉开玩笑，说您一直被称为troublemaker，所以在国家图书奖典礼上也搞了个麻烦出来，厄休拉回答说，我都85岁了，不妨说些真话。其实纵观她一生，都极其平和、克制，只以作品来挑战既有规则和现存制度。她的文字旅程在88岁划上句点，但留下数十部瑰丽的想象力作，犹如为我们的现实做了一个个平行宇宙画像，以人类学的方式。很多人会觉得，在一个物质化无孔不入的时代，谈论如何活在一个更加公正与精神化的世界，根本是不合时宜，然而，她的不可多得正在于此。这种写作的意义，我居然从另一位热衷于分析人类社会不平等的起源和地理成因的作家那里得到了部分映证，《枪炮、细菌与钢铁》的作者贾雷德·戴蒙德，其新作试图回答《为什么有的国家富裕，有的国家贫穷》这一问题，他认为答案是多重的、复杂的。“如果有人坚持希望得到一个对于这一重要问题的简单答案，那么这个人就必须在宇宙中另找一个地方住下来，而不是生活在我们这个地球上。”这项提议，的确只能在科幻中做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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