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冯玉祥将军与赵文炳等在西北从军
记冯玉祥将军与赵文炳等在西北从军卢旦华冯玉祥将军是一位身经两朝数代的著名历史人物，他出身贫寒，历经磨难，从幼年起萌发了仇恨封建老财和日本帝国主义的反抗思想。在辛亥革命大潮的推动下，参加领导了滦州起义、讨伐张勋复辟和反袁斗争。1924年发动了北京政变，赶溥仪出宫，其后五原誓师，举兵北伐，直至张垣抗战。在他失去兵权以后，仍坚持抗日立场，反对国民党对日妥协投降，呼吁全国军民团结;日本投降以后，他又无情地揭露蒋介石内战、独裁、卖国的罪行。冯玉祥将军是一位杰出的爱国主义者，是以毛泽东为首的中国共产党人的真挚朋友。冯玉祥将军与赵文炳、简又文等是好战友、好助手，为中华民族革命和复兴相互关系密切。赵文炳、简又文两人同是民国中央立法委员，在广西又是患难朋友，梁羽生曾拜他们二位为先生。现据<<冯玉祥传>>、<<西北从军记>>及当时西北军政之事，以此文纪念前辈之。一、赵文炳、简又文传略 赵文炳(1900---1954.11) 又名焕卿，字文彬、文心、耕之、尼古亚(苏联学名)，浙江慈溪周巷叶亭路南新屋人，原祖籍甘肃通渭县义岗川镇人。出身于 “中国书画之乡”书香门第之家，幼承庭训，好学聪慧、学识渊博，追求上进、办学育人，多才多艺是个 “西北才子”，留学莫斯科中山大学，民国时任安徽大学教授，中央政府立法院三、四届立法委员(与历史学家简又文同事)，国立广西大学教授，新疆监察使署副监察使，浙江英士大学教授兼法学院院长。解放后，任浙江农学院教授等，支援抗美援朝和办学。著名的法学家、教育家、书画家，易学家，一生中思想进步，爱国爱民的民主人士，治学谨严，为学界楷模，著作多部，愿 “做一个利国利民东西南北人以报效祖国”，生前关心祖国和平统一大业，为振兴中华而努力奋进。简又文少年时代就读于广州岭南学堂，于1910年受洗为基督徒。1914年入美国奥伯林学院，获文学士学位。1919年入美国芝加哥大学研究院攻宗教学，获文学硕士学位，1921年以父病辍学返国。1922年任中国基督教青年会协会编辑部干事。1924年受聘为燕京大学宗教学院副教授，结识冯玉祥，旋任冯玉祥创办的今是学校校长。 1926年加入中国国民党，被派往冯玉祥领导的国民革命军第二集团军总部工作。曾任山东盐运使、铁道部参事、立法委员。1936年曾创办颇负盛名的文史刊物《逸经》（半月刊）。1938年在香港与林语堂等创办《大风》旬刊，至1941年日军袭港停刊。1945年抗日战争胜利，倡办广东文献馆。1949年去香港定居。1954～1959年受聘为香港大学东方文化研究院研究员，任满后为名誉研究员。1964～1965年受聘为美国耶鲁大学客座研究员。1978年在香港寓所逝世。简又文是中国著名太平天国史专家，他认为太平天国是民族革命运动，兼有宗教革命和政治革命的意义，其目标是要改革一切传统的旧制度，并认为这样的大计划不特为中国历史所未见，即在世界历史中亦占重要而光荣之一章。值得一提的是，1937年7月出版的《逸经》第33、34期，率先于“今代史料”栏目里，以连载形式发表了署名“幽谷”的《红军二万五千里西引记》，详细披露了红军长征的经历及到达陕北的消息，配以红军由江西瑞金出发，至陕西吴起镇的长征路线图，以及毛泽东身着红军军装照片等。红军长征胜利的始末大白于天下，它比斯诺的《西行漫记》中译本出版(1938年)早了一年多。二、西北军队政工之事冯玉祥早年即具有革命思想，武昌起义后曾在滦州举兵响应。1921年，冯玉祥奉北洋政府之命入陕。马伯援到冯的驻地，传达国民党方面的期望。其后，冯率部东下，嘱马赴粤，向孙中山提出五条意见，建议“结合拥护共和者，为一大团体而救危亡”。其后，孙冯关系日密。1923年，孙中山希望借助苏联的帮助，在库伦训练军队，由蒙古南部进攻北京，因此，一面派蒋介石率领孙逸仙代表团赴苏，希望得到苏方支持;一面则希望冯玉祥在北方有所作为。10月25日，孙中山对马伯援说:“冯焕章若真革命，必须加入国民党。”12月14日，马伯援到北京南苑向冯介绍孙中山北上的决心及其俄蒙计划，冯玉祥认为当时条件还不具备，对马说:“政府的兵力，数倍吾人，冒险盲动，终必失败，稍待则济，我终要革命的，请转语中山先生及季龙。”此后，冯玉祥即积极准备。1924年1月，孙中山命孔祥熙携带《建国方略》一部赠冯，冯读后，深受启迪。同年10月，冯玉祥在北京发动政变，推翻以曹锟为代表的直系政权，实现了他对孙中山的诺言，也实现了许多国民党人“首都革命”的梦想。冯为表示服膺国民革命，将所部改编为国民军。11月7日，冯玉祥请马伯援持函面见孙中山，邀孙北上。电称:“先生党国伟人，革命先进，务希即日北上，指导一切。”12月4日，孙中山抵达天津，冯玉祥特派参谋长熊斌赴津欢迎。12月30日，孙中山抵达北京，冯玉祥亲赴铁狮子胡同行辕，向孙中山请教解决时局办法。孙中山提出召开国民会议，废除不平等条约等主张，被冯玉祥认为是“救时之良方”。孙中山逝世后，冯玉祥下令全军带孝七日，并将《三民主义》、《建国大纲》、《建国方略》等书颁发全军少校以上官佐。1925年3月，伟大的民主革命先驱孙中山先生在京不幸与世长辞，苏共领导集团快速决策，为对中国革命创办了一所以其中山旗帜的学校。其目的在于用马克思主义理论培养中国共产主义群众运动的干部，培养中国人民革命的骨干力量，并成为今后中苏人民友好关系的纽带。时年8月，经学校竭力推荐并通过全国统一招考，由沪乘船，转海参威，再乘火车，前去苏联莫斯科中山大学留学深造，受过二年系统的军事培训，精通五国语言，双枪之能手。当时，有三百名学生，京津地区五十名(赵文炳在此区录取)。其中国民党子弟由国民政府总顾问鲍罗廷特别推荐二十名，如蒋经国、邵志刚、邓明秋、屈武、冯洪国(冯玉祥之子)、叶楠、于秀芝(于右任之女)等；招生对象并不仅仅是国民党人，更多的是共产党人，如后成为伟大的中国改革开放总设计师邓小平同志(从法国留学后转苏联继续学习，其生前曾讲过：“我和蒋经国是同学。”)、乌兰夫、董必武、张闻天、杨子烈，施静宜、赵一曼、杨尚昆、叶剑英、王稼祥、陈绍禹(王明)、秦邦宪、陈佰达、陈昌浩、李立三、林佰渠、左权、吴玉章、徐特立、何叔衡等；还有名誉大学生冯玉祥、于右任等，我们耳熟能详的名字。这所学校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近代中国的历史进程，它是苏联和国民党密切合作的产物，成为一代政治名星。赵文炳时有人生感受 “生我者父母，学我者中大”。赵文炳的好友简又文是广东新会人，世居广州恩宁路逢庆中约。早时就读西关述善小学，曾师从当时的国画教员高剑父。早年留学美国，回国后在上海中华基督教青年会全国协会任编辑干事。1922年应广州市长孙科之邀，任广州市教育局局长。1924年春，应聘赴北平任燕京大学副教授，结识冯玉祥。1925年任冯玉祥创办的北平今是学校校长，深受同样信仰基督教的冯玉祥将军器重。1926年开始效力西北军，被任命为西北军政治工作委员。西北军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二集团军后，任总司令部外交处处长、前敌政治部主任，中将官阶。先是，直皖两系军阀争夺上海，引爆江浙战争，而奉系军阀张作霖则组织“镇威军”相机南下，欲再次和直系争夺北京。民国大总统曹锟急招吴佩孚整备军务，以近二十万人的“讨逆军”迎击奉系。冯玉祥是“讨逆军”第三军司令，却收受奉系贿赂，突然反扑北京，一举将曹锟擒住，继而和张作霖拥立段祺瑞，形成由段祺瑞担任“临时执政”的北洋政府，不料反被张、段排挤，次年春季离开中央，至察哈尔省的张垣（张家口之旧称）主持边防军务。冯玉祥军中设有“基督教青年会”的组织，故屡屡邀请简又文至张垣讲学。同年（1925年）夏季，简又文回籍省亲，正撞上六月廿三日的学生大游行致使英军开枪（沙基惨案）一事。他当时和友人下棋，打算完局后便去游行，结果竟看到满眼惨状，不禁愤恨至极。简又文回北京后，有几家英国教会主办的学校学生前来见他，原来是各校学生数百人决意集体退学，以抗议英国暴行，请他帮忙安排去向，以便继续求学。简又文义不容辞，慨然允诺，次日便带男女代表三人赴张家口向冯玉祥将军求助。冯玉祥当时正跟苏联往来，听完学生陈词，毅然拿出一万大洋，表明创办新校之意，且坚决要求简又文出任校长。该校得国民党元老徐谦取“今是昨非”之革命意义，名曰“今是”二字，学制涵盖初中、高中，又分出男校、女校。男校在北京西城暂租大厦，女校则借用颐和园之储秀宫。男女校舍均兼办宿舍，当年秋季便告开学。(梁羽生的二哥陈文奇赴法留学之前，就是该校的高中学生。)冯玉祥得苏联资助设立各种军事学校，拥兵近十五万，惹得奉系和直系不安，联军迫他下野。简又文失了依靠，只得先回广州老家，时值一九二六年七月，国共两党合作成立“国民革命军”自粤北上，欲推翻由奉系控制的北洋政府。简又文甫一抵家，立刻去见徐谦、孙科，表明要投身革命事业，旋又听说冯玉祥从苏联回国，九月十八日誓师绥远，宣布全体将士皆自动获取中国国民党之党籍，准备投身国民革命，唯以政治工作人员匮乏，望中央党部派同志往助。简又文惊喜交加，主动向徐、孙二人请缨要去西北，二人因向中央党部举荐，授他以“西北军政治工作委员”职务，西北军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二集团军总部工作后，任总司令部外交处处长、前敌政治部主任，中将官阶。于十月十日国庆日补行入党手续。再说简又文的另一老友赵文炳。此人当时年轻有为，曾留学苏联，毕业归国后被国民党中央党部派往西安，以“政治工作员”身份担任冯玉祥的政治部参谋。冯玉祥击破北洋政府围困西安的部队之后，进城设立中山政治军事学院，正副校长均由共产党员出任，邓小平任政治处处长，赵文炳则任政治教员。赵文炳和简又文有同僚深厚之谊。1926年3月，冯玉祥赴苏考察，途次蒙古库伦，适值苏俄顾问鲍罗廷及原在北京活动的国民党人顾孟余、徐谦等人途经该地，准备转道海参威，南下广东。鲍罗廷等要求冯的国民军与国民党合作，并向冯宣传“如何救民救国及党之重要”。徐谦与冯玉祥会面后，即针对冯的顾虑加以说服，声称国民党是“有组织，有主义，有纪律的一种政党，是以国家民族的利益为前提”，动员冯加入。此次，冯有允意，徐谦遂决定放弃南下打算，随冯玉祥赴俄。5月9日，冯、徐抵达莫斯科。冯玉祥到达莫斯科后，苏联政府派专家为他讲解辩证法唯物论，引导他参观机关、学校、工厂、兵营，共产国际和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也派刘伯坚、蔡和森等人做他的思想工作。其间，冯并受到苏联政府和苏共领导人加里宁、托洛茨基以及列宁夫人克鲁普斯卡娅等人的接见。在各方帮助下，冯的思想发生很大变化。从此函所称“弟偕季龙远来莫京”等语，可见苏联以及徐谦等对于冯玉祥的影响。后来，冯玉祥在《自传》中说:“吾自十五年二月由平地泉启行，经库伦、乌金斯克乘西伯利亚火车至俄，则参观莫斯科、列宁城(即圣彼得堡)之新建设，而于其革命成功之由，亦博访而审查之。又时与中国国民党要人时相过从，已深知革命策略。尝谓革命而无一旗帜鲜明之主义，正确革命党为之领导，向一定之政治目标奋斗，决不能取得与永远保持其政权。”这里所谈“时相过从”的“中国国民党要人”正是徐谦。冯玉祥本人加入国民党后，不久又通令国民军全体加入。同年8月，国民党中央任命冯玉祥为国民军总党代表。国民军之政治化。冯氏游俄三月，对于军事最大而最重要的心得，乃在军队之政治，以主义为治军的手段，以主义为用兵的目标。此皆 “国民军”前所未有，亦为其历来失败之由。盖 “国民军”战斗力虽强，官兵精神纪律虽因基督教精神与严格的训练及冯氏个人之感化而达至优美程度，但不知主义为何物。冯氏自谓一向 “行革命之实，而不居革命之名”。然无名之师，即无目的之暴力而已。他未尝不知揭橥救国救民之口号，然如何救法，救之至如何标准，均无具体化的手段和目的。职是之故，他率全军向着这个救国救民空泛无定的目的而孤苦奋斗，周旋作战，实是混战。虽每战必胜，但不旋踵又陷于失败之地位，驯至愈走愈迷途，竟找不到出路。乃自正式加入国民党，接受其整个的主义与政纲，恍似在迷惘中找得一条光明大路，而且认识一个前进的目标，又加以在俄学得种种革命理论与方法，于是觉得去国时 “没办法而去，令则有办法而回”。自九、一七誓师于五原而后， “国民军”确有政治的新生命了。五原就职而后，冯氏即注重军队政治训练工作。但欲图全军之革命化，非先组成革命之大本营不可。于是联军最高特别党部得于最短期间，由全军代表大会产生。成立之后，九月三十日，五原举行第二大典礼─授旗礼。斯时，冯氏以国民党西北政治代表及国民联军总司令资格，接受国民党国民联军最高特别党部发给之党旗，并宣发 “本中山主义以完成国民革命”之誓词。词毕冯，氏在坛上举手高声大喊: “同志们，你们辛苦了!”坛下数万武装同志同声应曰: “我们是为革命服务”。大有气壮山河之概!时年6月，留学苏联毕业后，促成赵文炳回国的是西北国民革命军冯玉祥。冯此前曾赴苏联考察演讲革命，后于右任受李大钊之请，赴莫斯科敦促冯回国参加国民北伐战争。冯接受共产党人和苏联的支援后速返国，急需一批已在苏联受这军事、政治训练的清廉政治人到其部队工作，聘赵文炳任冯玉祥政治部参谋工作，参加民主统一战线运动和北伐战争，随部出师甘陕老家。据简又文<<冯玉祥传>>中国民军政治化一文中记载：“政治工作之第一困难即是人才。「国民军」武将有余，文人不足，人所共知，而熟识党务、政治工作者尤不多觏。冯氏回国时带有共党刘伯坚等数人回来，乃委薛笃弼为政治部长，而以刘为副部长代理一切进行。另从军事政治学生之优秀分子挑出若干，临时加以训练，勉强工作，北京国民党方面亦派有人员前往。冯氏又屡电粤中央党部多派政治工作人员，中央当即选派郭春涛、邓飞黄、于树德及余四人为政治工作委员，另十四人为政治工作员，分道前往，并掳带大批宣传品北上。有从北京假道晋省，有从武汉假道河南前往者。至宣传品两箱则特派赵文炳等二人由海参崴经西伯利亚铁路至库伦，转乘汽车经戈壁沙漠前去。二人历尽辛苦，费时六月，耗款数千元始到达。余带去之文件运到之日，全军奉为至宝，盖「国民军」之宣传及政治工作资料正缺乏也。”“先是，我于十五年暮冬经沪先到汉口，与孙科、徐谦等中央委员在一起，等候铁路交通便利然后北上。中间，我曾协助孙科、宋子文、陈友仁诸先生办理接收汉口英租界事宜，及其它事务。我又得诸委员多方训示到 “西北军”工作之方针，再与国民革命军总政治部主任邓演达联系，取得其全部标语、印刷品及中央重要文件多种。此外，另从军事机关及北方中委王法勤处取得他种函件，以为通过务省各单防地之助。十六年三月初，余由汉口乘火车北上，有共产党籍之陈适怀同行，带齐各种文件、标语、印刷品等，初不知其为危险物也。沿途经过五大关─信阳魏益三、偃师靳云鹗、郑州吴佩孚、洛阳张治公(刘镇华部)、陕州刘镇华各车防地，皆利用带来函件作护符，一一安然通过。走了十二天，卒于三月十六日抵达西安，径向冯总司令报到，面交各种文件等。沿途艰苦备尝，亦有相当危险，及得闻全军远征时之状况，乃噤口不敢言苦了。”“政治工作之次一困难则为宣传及政治训练之资料。其始不特参考书或现成宣传品都没有，即印刷工具器材亦不可得。直至到西安后乃稍有宣传机关之规模。在此筚路蓝缕之时，冯氏日己之贡献最大，他的工作方法可称为 “宝塔式”─由他在最高尖顶上施教，遂层逐层往下推进，从军、旅、团、营、连、排长，以至最低层的兵士，如传达命令般。结果:致令连、排长均能讲解 “总理遗嘱”，而小兵智能背诵全文，在最短期间，有此成绩，确可观也。”时年9月，冯玉祥任国民军联军总司令，正式宣佈全体将士集体加入中国国民党，参加国民革命。其为 “国民军”党化、政治化、革命化之最有效力的工具乃为其所自制之 “不忘”问答及口号数条，此皆能将革命理论及党义简单书出来，令全军上下皆能通晓、深入心中者。他尝自述其制成 “不忘”问答之历史如次:在由库伦归国途中，一夜露宿于冰天雪地，苦冷不能成寐，乃默想此行负有绝大使命回国，将如何入手工作?忽忆起吴越战争时，吴王夫差之父为越王勾践所杀，乃刻苦自励，以图报仇雪恨，并于每日晨兴时，以人击其首问曰: “夫差，夫差!尔忘勾践之杀尔父乎?夫差则答: “不敢忘。”灵感顿生，冯乃得新观念，草成本军 “不忘”问答数条，用作提撕警觉之资。其文曰:我们国民军历年战争，为的是打倒侵略我们的帝国主义和卖国军阀。我们和他们拚命打仗，是为救国家，救人民。应当不怕死，不要钱，忍苦耐劳，明白主义，来救国家、救人民，誓雪此耻。冯氏返国就职后，即以此颁发全军，于每晨朝会全体朗诵。在总部内每晨曙光微现(上午四时许)，冯即召集全部人员及所有队伍于旷地，自己站在一张木桌上，先高声朗诵 “不忘”之间，全体答 “不敢忘”。悲壮沉痛，感动心弦。日日如是，影响当然不少。每当检阅队伍，冯氏或主官则高声发问，士兵全体高声应之，精神亦为之勃发。(口号略)此外为日常的政治训练， “政治部”又有 “政治问答”标语、小册子、墙报、刊物等之编制，颁发全军。全军各级政治处亦相继成立:进行工作不遗余力，效果亦大而且速。全军兵士皆能诵 “总理遗嘱”，中下级军官更须为士兵逐字逐句讲解，务使人人能了解其意义，而为奋斗中精神上之鼓动力。冯氏每检阅兵队则以此考问兵士军官，以故成绩之优，余信南军尚逊之。当时，军中尚有两种稍有规模的刊物:一为总司令部派员自行编印之“革命军人朝报”;一篇总政治部编印之 “军人生活”月刊。对于政治军事大收宣传之效。其它宣传品尚多。政治工作之最有效力者，厥为冯民之讲演。冯其有雄辩家之天资，讲话声音雄壮响亮，而能耐久，且庄谐并杂，手足头面，一一表情，引人入胜。发言又深入浅出，饶有意义，人人易懂易记。对部属讲话是其每日工作之一重要部分，且为其治单秘诀之一。以余观之，“国民军”政治人才工作举行半年，虽、资料、经济、物资(印刷工具及纸墨等)之缺乏而发生困难，然成绩优异，其全军党化之程度，大足以媲美南方之国民革命军，则亦难能可贵矣。(按国民革命军总政治部长邓演达，后到河南谒冯氏，对西北军政治工作人员之刻苦耐劳，成绩突出，大为称许。然此殆因环境关系使然，盖冯在军中工作者自然与全军官兵一同吃苦也。)国民革命在陕西预备时期。冯氏既抵西安，总司令部即设于 “红城”内。在政治方面，冯氏第一件注重之事即为安抚百姓，盖甫经兵燹，民不聊生。他对于治安上先行整顿，使人民能安居乐业。又派兵士数千，拨马匹三千，帮助人民开耕。人民德之。至到处修桥筑路，服务社会，则作风一贯。其次，对于党务及民众运动，冯氏极力提倡。以文化落后之陕西，一时妇女运动也、农民运动也、工人运动也、青年运动也与国民党之各级各种组织，忽然纷纷成立，有如雨后春笋之勃发。他均以所得之新政治识见及一般的革命的新意识形态亲为提倡及指导。其三，对于国民军所管辖之区城，冯氏则制定军政时期行政大纲施行之，但交通梗阻，未得直接与南方国民政府联络(按:国民政府于十四年七月在广州成立)，故暂以国民军联军总司令部，为各地军民财政之最高统治机关，即是代行国民政府职权之军政府，亦因时制宜之举也。冯氏后以刘郁芬任驻甘总司令，于右任住驻陕总司令(于去后以石敬亭代)，在冯统辖下，分管两省军民两政。郑州将下未下时，南军总政治部主任邓演达绕道至洛阳，由余招待及陪伴，同至豫西陕州谒冯氏，共商今后革命进行计划。事后邓对于我们在国民军的全体政治工作人员之刻苦耐劳，努力工作，嘉许备至，多方鼓励。郑州下后，邓与冯氏同至郑与南方各位同志多人相会。其在政治方面，新的省政尽力整顿财政，提倡党化教育，改良民政、司法等项。当时，冯极力罗致人才，厉行新建设。教育家凌冰、查良钊、邓萃英、陶行知等，及唐悦良、黄少谷、孟宪章、马伯援、王瑚、谷钟秀、焦易堂、马福祥(马鸿逵父)等均在军中或政府中服务，或任顾问。王正廷来豫一度任陇海铁路督办。孔祥熙其时犹未得势，亦常来联络。洛阳、郑州、开封三地，冠盖甚盛。一时，政治焕然刷新。所可纪者，则在开封办一政治训练班，有男女学员千余人，是为三省行政、党务、民众运动及政治工作等之储才馆。又设立 “农村组织训练处”、“改良工人生活委员会”等机关，以施行新政。前敌政治工作等。研读<<冯玉祥传>>观赵文炳、简又文等人。以后赵文炳与简又文离开西北军政治部工作后，赵文炳由冯玉祥将军介绍去安徽大学任教授；后在1933年1月经选举与简又文先生，同任民国中央政府立法院三、四届立法委员(与历史学家简又文第二次同事；1944年5月始赵文炳兼任国立广西大学教授，在蒙山成患难之交的第三次同事；1946年9月始因于右任先生之聘任新疆监察使署副监察使，浙江英士大学教授兼法学院院长。解放后，任浙江农学院教授等。其女淑慎经卫生部长李德全(冯玉祥先生之夫人)推荐在卫生部做药检工作。他们生前经常函件往来、问好同进，他们都是 “是非分明、爱国爱民；以身作则、教育树人；多才多艺、德艺双馨”的资深老将军、老先生(老园丁) 。冯玉祥将军戎马一生，他一生走过的四个阶段：从出生到弱冠从军；从青年到成年；他由一个旧军人转变为坚定的民主战士；他坚持抗日，反对分裂，为祖国的民主与和平奋斗不懈的战斗生涯。直至冯玉祥将军自美回国乘船途经黑海时，因轮船失火于1948年9月1日遇难。冯将军其一生，由士兵升至一级上将，所部从一个混成旅发展成为一支拥有数十万人的庞大军队。在其50余年的军事生涯中，以治军严、善练兵著称。注重爱国爱民精神教育，强调纪律是军队的命脉，致力整饬军纪，并身体力行、赏罚严明、关心爱护士兵，要求官长与士卒共甘苦，以带子弟的心肠去带兵。严格训练部队，尤重近战、夜战训练和恶劣气象条件下的艰苦耐劳锻炼。编著《军人精神书》《 战阵一补》等书作为教材，并经常给士兵讲课示范。在作战指挥上强调“知己知彼,速战速决”、“以己之长击敌之短”，借助夜暗和恶劣气候，运用侧后突袭战术，出其不意地打击敌人，人称“布衣将军”。1953年时任政务院总理的周恩来在冯玉祥骨灰安放仪式上评价：“冯玉祥将军是一位从旧军人转变而成的坚定的民主主义战士；虽然和所有的历史人物一样，由于政治视野的局限，在他身上不可避免地存在这样那样的缺陷，但是，瑕不掩瑜，冯玉祥将军为中国民主事业的贡献，将是永垂不朽的。赵文炳等战友有联曰： “冯公将军遇海难，奋斗一生成模范。”我们学习前人留下战争年代的生动感人史迹，目的是要传承中华民族优秀传统的伟大爱国主义精神。它对于“生于斯、长于斯、衣食于斯”的祖国的一种神圣感情，是人们对于自己民族的一种强烈的责任感和使命感，是感召和激励整个中华民族的一面永不褪色的旗帜。在漫长的历史上，爱国主义一直激励着中华儿女为祖国的独立、统一、进步和繁荣而英勇奋斗。向前辈学习，奋发向前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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