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野武对死亡的思考
[摘要]音乐家坂本龙一曾说，“北野武是我见过最聪明的人之一。他可以成为一个伟大的总统，只要我们的社会愿意接受。”《北野武的小酒馆》，北野武著，姜向明译，新星出版社
北野武Takeshi Kitano，日本著名导演、演员。1947年出生于日本东京。26岁成为漫才演员，以其无厘头的辛辣和黑色幽默成为日本80年代喜剧热潮的灵魂人物。之后更涉足广播电视、电影和出版，佳作频出。主要电影作品包括《花火》《坏孩子的天空》《菊次郎的夏天》等。主要文字作品有《浅草小子》《毒舌北野武》《菊次郎与佐纪》等。音乐家坂本龙一曾说，“北野武是我见过最聪明的人之一。他可以成为一个伟大的总统，只要我们的社会愿意接受。”近日由新星出版社出版的《北野武的小酒馆》是北野武的随笔集，小巷深处的小酒馆内，最好的“下酒菜”非毒舌北野武的奇谈妙论莫属！时而是令人捧腹不已的灵机妙谈，时而是令人瞠目结舌的率性直言，时而是令人抚掌长叹的严肃正论……稀世奇才北野武从生死、教育、人际关系、规矩、电影五个方面，揭开现代社会种种病灶，唤醒大众逆位思考。从书中选取的这一篇，正是北野武从初中时代开始的、对死的思考。
有一段时间，我特别怕死，说什么也克服不了这种心态。
从高中到大学的那段时间，我几乎每天都会思考“死”这个问题。那时的我，可说是活在对死亡的恐惧之中。
细微的声响或什么东西的影子都会令我这个胆小鬼吓出一身冷汗，就像是深更半夜独自行走在墓地里。这次的咳嗽好像不太正常，身上的某个地方长出了一个小小的瘤，诸如此类的小事都会令我忐忑不安，担心起自己会不会是得了癌症。
如果就这么一命呜呼了，那该如何是好？
我每天都在思考着这样的问题。
初中的时候，棒球队里有名队友被一辆土方车轧死了。对我来说，那是第一次在现实中接触到死亡。
在我读大学的时候，京浜东北线发生了一场事故。事故造成了惨重的后果，伤亡人数接近一百五十人，在死亡的乘客中，有我认识的人。
现实中的死亡，对我造成了超强的冲击。
我这么说并不代表我认为死是一件伤心事。
听到别人说谁谁谁死掉了的消息，我的心头只会浮现这样一种想法：“噢，那个家伙死掉啦。”不管谁死了，这个世界都不会发生任何改变。日子一天天地过，今天和昨天没多大区别，只是那个家伙昨天还在，今天就不在了。
棒球队的那名队友也好，我认识的那名乘客也好，到昨天为止分明还是生龙活虎的两个人，可今天无论到哪里都找不到他们了。就像被黑板擦擦掉了，被擦得无影无踪了。仅此而已。
我深切地体会到：死是多么扫兴的一件事。
我明白过来，人死了只意味着不复存在。既没有什么天堂，也没有什么地狱。再就是，死人会非常简单地消失于活人的记忆中。
话说回来，朋友死了，心里肯定会觉得悲伤。但是说到底，心头也只会浮起“哎，他死了啊”，这么单纯的一种想法。
就算再悲伤再悲伤，就算一连三天夜夜流泪到天明，到了第四天泪水也会干掉的。不论你对逝去的故人有多怀念，活着的人都生活在一个与死者毫无关系的世界里。面对如此肃杀的现实，我感觉受到了很大的冲击。
“哎，他死了啊。”就这么结束了吗？
所以，我特别怕死。但是，我要怎么做才能使自己免于一死呢？我还认识一个人，那天他本该在那辆发生事故的京浜东北线上的，但因什么事耽搁了没乘上，结果反倒捡了一条命。人的生死，谁也控制不了，只是命运的拨弄而已。正因为是命，所以没人知道自己哪天会死。这样的想法令我浑身直起鸡皮疙瘩。
要是我现在死了，肯定什么也不会留下。世人很快都会忘记，有个叫北野武的人曾活在这个世上，就像落在地上的一滴雨，会被随后一滴又一滴的雨轻而易举地抹去痕迹。
不是害怕被别人遗忘，而是害怕因为自己的人生空空如也，所以就这么轻易地被别人遗忘了。这样就太可怜了。
我还什么都没做呢。人生的乐趣，我还什么都没享受过呢。虽然我打过棒球，但那不等于我打进了甲子园呀。学习也谈不上很好，也不记得自己享受过什么奢侈的生活。既没有开着车子兜过风，更没有开车搭讪过什么女孩子。我不要就这么死了，什么都还没做就这么死了，我不甘心。
在我身上从来没有出现过那种活得有滋有味的感觉。
人死后会变成什么，有没有天堂和地狱，使我感到烦恼的并不是这一类哲学性的问题。我只是害怕，还没有体验到生的快乐，还没有留下任何能证明我没有白活的记忆，就在这个世界上消失了踪影。
虽然我说生的快乐，但那并非仅指快乐的记忆。哪怕是残酷的、痛苦的经历，只要它能让我品尝到活着的滋味，就算是一种快乐。
因为有这种想法，所以当时的我憧憬着要做一名海洋研究员。
那时正是雅克·库斯托名气响当当的年代。当时我羡慕的是海洋科学家这类人，因为他们能乘上像“深海6000号”那样的潜水艇，下潜到水压高达几百个大气压的黑暗海底，对海底火山和在深海里繁衍的细菌进行考察研究。我向往的是那种和现实利益没有半毛钱关系、纯粹为了学问不惜拿自己的生命去冒险的活法。因为我觉得如果能过这样的生活，我就能切实地体会到我真的在这个世界上活过。
如此说来，当时我所害怕的，也许并不是死亡本身，而是无法按照自己的理想活着。我害怕的是那种既沉闷又无聊的生活。
话虽这么说，但当时的我其实并没有想做什么事啦，想成为怎样的人啦，或者说想过怎样的生活啦这类具体的理想。不过，正因为我没有任何具体的理想，所以我反而更加恐惧了。难道我的一生要在连该做什么好都不知道的情况下随波逐流、浑浑噩噩地度过吗？
但是，人生充满了讽刺。
为了克服对死的恐惧，我选择了一条相当于自杀的道路。
此前，我已经谈过许多关于我母亲的事。尽管我无法用片言只语来概括，但不管怎么说她都是一个非常勤劳的女人，而且是一个不折不扣的现实主义者。艺术啦，哲学啦，文学啦，她完全不认可这类东西的价值。对她来说，爱好这类玩意儿就是在浪费人生。
现在回过头去想想，她这种看法其实也是一种人生智慧，甚至是一种可称之为哲学的思想。但是，因为我自懂事起就一直生活在这个家里，所以我无论如何都无法客观地将母亲的这种看法视作是一种思想。
我父亲属于典型的下町区里的手工匠。父亲去世的时候，我已经入了说漫才这一行，所以说我们在一起生活的时间也不算短了。不过，我从小到大和父亲之间有过什么真正的交流吗？我一次都想不起来。我只记得在我很小的时候，父亲曾带我去江之岛看过大海，但那也是绝无仅有的一次。
父亲是个粉刷匠，每天都在施工现场、小酒馆和家之间做三点一线的往返运动，就像敲图章一般千篇一律。他平时是个胆小如鼠之辈，可每天晚上醉醺醺地回到家后，都会对老妈挥拳头。他每天都认认真真地干活，但我想他挣的那点钱基本上都被他贡献给了酒馆。
因为老爸是这副德行，所以我家的生活全以老妈为中心。日常的吃用开销啦，孩子的升学问题啦，不管什么问题都是老妈说了算。她白天在建筑工地打临工，晚上还在家里接点零碎活，每天都要做到深夜。在那样的年代里，在如此艰苦的生活中，她愣是把三个儿子送入了大学，一个女儿送入了高中。这么说吧，她就是美轮明宏的《打夯工之歌》的现实版。
老妈为我设计了一条出路：读完理科大学，然后去家大型企业就职。她觉得我不可能有别的出路。而且，老妈的决定在我家里是没有商量余地的。因此，在我考取了明治大学理工学部的时候，脑子里尽想着我就这么太太平平地念完大学，然后去做个循规蹈矩的工薪族。
也就是说，当时的我是被老妈的各种想法所左右的。
尽管如此，我却像一只生下来就待在笼子里的小鸟，从来也没觉得自己有什么不自由，更不会想到自己的人生受到了母亲的束缚。对母亲来说，应该也从来不会去往这方面想。我这样做都是为儿子好，她肯定是这么认为的。
再者说，母亲是怎样含辛茹苦地把我抚养大，让我上了大学，我是再清楚不过了。我也知道，我哥为我牺牲了自己的学业。所以说，除了母亲的决定外还有别的选择，连我自己都不会这么去想。
不过，我现在觉得，当时自己之所以那么怕死，也许归根结底就是因为这个。
因为我被束手束脚地五花大绑着，因为我对自己的人生没有任何选择的余地，所以我体会不到活着的感觉。
而我自己的大脑运作方式，也是相当理科型的。
我到现在还觉得做数学题是一件很开心的事，每当听到别人说起欧拉定理、非欧几里得几何学什么的，我的心里都会涌起一股莫名的骚动。如果我做了数学家，我的人生又会是怎样的呢？我常常会不由自主地做这样的白日梦。
干起了以前做梦都没想到过的电影导演这一行后，我有时也会瞎琢磨：那也是因为我是一个典型的理科男啊。在写电影台词的时候，我发觉自己就像是在无意识地做因式分解题。
如此说来，我学理科是完全对路的。
只不过，对于大学毕业后登上固定轨道驶向未来这一点，我感觉不到有什么魅力。
我读大四是在1970年。从1960年到1970年，正是大学里的学生运动搞得如火如荼的时期，运动的起因是安保问题。当时，各所大学都遭到了封锁，授课基本处于停顿状态。只要你交毕业论文，学校就会给你发一张毕业证书，当时是这样的一个时代。
而日本社会呢，当时正处于经济飞速发展期，音乐、戏剧之类的文化演出开始大量涌现。于是乎，我基本上不去学校，取而代之的是整天流连在新宿一带的爵士乐茶室里。
说到在爵士乐茶室里聊的那些话题，当时最时髦的是存在主义、萨特和波伏娃，另外还有科林·威尔逊，在当时也有很高的人气。我记得当时我的书包里也有一本书，是《次郎物语》，但我没好意思拿出来。
对于一个理工学部机械系的大学生而言，存在主义什么的简直就是天方夜谭，但这反而激起了我的向往。再说了，最关键的是，谈谈文学和哲学，聊聊学生运动，可以搭讪到大把的女孩子。要说我能够顺顺利利聊下来的话题，那无非是本田汽车的引擎如何如何之类，而这样的话题女生是一点不感兴趣的。说出来很可怜的，我对自己的未来缺乏信心，可能也有这方面的原因。
另外，成为大学生后，我对这个社会的构造有了一些朦朦胧胧的认识，也明白了接下来如果想事业有成的话，就该想法进入官僚阶层，还明白了如果就职于制造业，那今后的收入就堪忧了。
要跻身官僚阶层，就必须通过高级国家公务员考试。如果自己大学毕业后，在某家企业里做个工程师什么的，那顶多也就混到个二把手的位置。这样的未来有多大前途呢？我意识到了现实的残酷。
当时，还有不少人气剧团（如“状况剧场”“天井栈敷”之类）里的演员也会经常光顾爵士乐茶室。这帮家伙都是热情洋溢之人，几杯老酒下肚后会为了不同的戏剧观争得面红耳赤，有时甚至还上演全武行。
在文化人的世界里，干活从来都不是为了维持生计，但他们居然还会上演这么轰轰烈烈、你死我活的戏码，这对我来说实在算是新鲜事。
当时的我只知道下町区的生活，只见过与战后的价值观保持一致的、为了谋生而玩命工作的成年人，看到这样的场面后，就感觉自己进入了高一个档次的世界。那是因为，这个世界有一种令我目眩的文化气息。母亲在战后对我长期灌输的价值观是：理工科大学毕业后，到大企业去就职，这是一条人生的成功之路。但当我在爵士乐茶室里闲荡时，每每会觉得这样的想法实在太老土、太落伍了。
这么说听上去很潇洒，但充其量不过是经常去茶室晃晃，去做一些不那么光明正大的临工，去搓搓麻将赌赌钱，用赌来的钱去买醉，就这么点破事而已。
所以我觉得，生活在那个时代里的人，总是低着头走路的。
总是低着头，总是贪生怕死。
对文学、戏剧什么的，我充满了向往。但是，我不觉得自己能够胜任这种行业。那我到底应该做什么呢？我会不会这辈子都找不到答案，就这么翘辫子了呢？当时我脑子里尽是这样的想法。
那天，我像平时一样朝着歌舞伎町的爵士乐茶室走去，脑子里还在想着……
现在的新宿ALTA，以前是一家叫作“二幸”的食品店，有点像现在的大型超市的前身。我从新宿站的东出口出来，穿过“二幸”前面的人行横道，当时我走路的样子肯定也和平时一样：弓着背、低着头，往前走。
只不过，那天我脑子里的思路和平时方向不同。
突然之间，我有了一个荒唐透顶的想法：“对呀，我应该退学。”
我记不清自己的这种想法是打哪儿来的。就像万里无云的天空里突然划过一道闪电，这个想法就这么突然间闪现在了我的脑海里。当时我的感觉就像是，站在高楼上准备跳下去自杀。
我的思绪仿佛晃晃悠悠地飘到了天上，就像被毒蛇凝视着的一只青蛙，我陶醉在“自杀”这种甜美的想法里。
我很清楚，母亲为了能让我上大学付出了多少心血。我也清楚，都已经念到了大四，如果这时再提出退学，会给母亲造成多大的打击。
这样做，就意味着抛弃了把我抚养成人的母亲。对母亲来说，哪怕是突然听到我猝死的消息，估计也不会比这个更惊讶了吧。对我自己来说也差不多，如果我不是在心里打定主意自己已经是个死人，这样的话我是绝说不出口的。所以说，我这里说的自杀不是什么文字游戏，对我而言，它就等同于真正的自杀。虽然等同于自杀，但对于当时的我来说，这是唯一明确的答案。
就这样，我下定决心要退学。
那时候，我一边走在横道线上，一边抬头望着新宿的天空，湛蓝的天空一片晴朗，就像我以前从没见过、今后再无缘见到的那样。我感觉眼前的景物全都清澈澄明，就像一阵劲风吹散了此前一直盘旋在我头顶上的那团乌云。
至少在那一刻，我对死的恐惧消失得无影无踪了。
听说在狼或狐狸之类的动物世界里，母亲一旦完成育儿，就会把自己的孩子赶出巢穴，而且那架势简直就像在和想要侵入地盘的敌人交战一般。在这之前，母亲会精心地照料孩子，就像孩子的生命比自己的更宝贵。可是在那一刻，母亲甚至会撕咬自己的孩子。
我不知道母狼或母狐狸这么做是否是出于对孩子的爱。如果从人类感情的角度来考虑，那就是为了让孩子能够独立地走上社会，就狠下心来这么做。但真相也许没那么复杂，也许只是母狼或母狐狸在某个阶段打开了身体里的某个本能开关，然后在脑子里自动生成了将自己的孩子视作敌人的程序。
如果理查德·道金斯的“所有生物都是基因的交通工具”说的没错，那么与其依赖于母爱这种不确定的感情，还不如建立一套本能的机制，这样反倒能够确保育儿的成功。因为用这种方法，遗传基因的存活概率会大许多。不过，对于狼崽子或小狐狸来说，不管真相是哪一种，其差别都不大。因为不管哪一种，其结果都是到昨天为止还在这个危机四伏的自然界里保护它们的母亲，今天却成了最凶狠的敌人向它们扑来。它们的心里，一定会感到一种被全世界拒之门外的惊恐。然后，它们会明白一个道理：要活下去只有靠自己。
遗憾的是，在人类的育儿过程中，这样的程序已经退化掉了。即便如此，古人还是有行冠礼的仪式的，虽说现在也有取代它的成人礼，但谁都知道它没有任何用场。
回头说我自己吧，我觉得，要不是在那个阶段对死亡那么恐惧，我是不会做出那种决定的。那样的话，也许我这辈子都飞不出我的鸟笼，这辈子都行走在母亲为我铺设好的轨道上。我觉得，青春期的孩子所感受到的死亡恐惧，也许就是他独立成人的本能开关。至少，我的情况正是这样。
从根本上说，如果我就这样走在母亲为我设计好的人生道路上，其结果也不一定就是不幸呀。只不过，这样的话这世上就会少了一个叫作北野武的艺人，只有这一点是明确无误的。不过，这是题外话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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