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般性知识的缺失是大清对外战略中的致命伤
[摘要]形成东西分流的关键性因素，不是技术的落后，而是制度的缺失——在大清，不存在一个欧洲历史上的那种“文人共和国”式的知识共同体。邓文初（中国政法大学副教授）
一、奇特的外交训令
1712年至1715年，康熙曾派遣太子侍读学士殷扎纳、理藩院郎中纳额和内阁侍读图里琛等5人（史称“图里琛使团”）借道俄罗斯赴土尔扈特。
出使前，康熙给他们下达训令说：
如问生计，尔等但言随处皆同，富者亦有，贫者亦有，且数年前闻得俄罗斯国与其邻国互相攻伐，俄罗斯国欲调用边兵，或疑我边人，不行调发，亦未可定，两国和议年久，朕无他意，有调用边兵之处，即行调发不必疑惑等情。
如问年高之人，尔等即告以我皇帝每岁查取年高之人，每次查得一百余岁者二三十人，九十余岁者或一省有万余人，俱加恩赐。
如问出猎行幸之处……
此役尔等同心合意而行，不可饮酒无状，严禁随役沿途以至俄罗斯国地方风俗甚坏，妇女不端者多，尔等随役不可无礼妄行，须严加约束；至俄罗斯国地方或见妇人或见可哂之事，尔等须庄重行事，不可轻于戏谑。
若问尔等系何官职，但言我等系外部院衙门所司官员，并非皇上侍近之臣。
此役俄罗斯国人民生计地理形势亦须留意。
——见图里琛《异域录》
图里琛《异域录》
雍正七年，清廷派出了托时使团出使俄罗斯；1730年，又派出德新使团赴俄罗斯祝贺女皇登基。在德新使团出发前，雍正也给了一通长长的训令，摘要如下：
如抵楚库柏兴后，设俄罗斯等欲索取咨行彼萨纳特衙门（元老院）之文书，或探寻口头转告之言，以为便于呈报等，则可告之……
抵达楚库柏兴后，设称仅准出使其国之人入境，而不准差往土尔扈特之人过境，并以此为借口而不准入境，则可告之……
设若彼国之人提及将如何拜见（女皇）之处，使臣等则可告之……
设俄罗斯察罕汗（沙皇）差人来告知欲会见我使臣，则可告之……
设察罕汗差人来称务必会见，该使臣则可告以……
设将欲剿灭准噶尔一事告知俄罗斯国之后，俄罗斯亦要乘机派军队来边境地区增援，则可告之：准噶尔人当被我大军击败之后，亦难料其无事犯尔界之处。我两国已多年和睦相处，尔若派兵驻守尔界，则由尔便，唯我大军足可以征讨准噶尔，不用尔之援助等语。
——《清代中俄关系档案史料选编》第一编，下册，中华书局版1981年
《清代中俄关系档案史料选编》
仅从语气看，这样的外交训令仿佛一个演员的自我表演，在其想象中，全世界的视线都聚焦在他身上，演员被笼罩在聚光灯的巨大光环中，完全无视外部世界的存在——这样的形象当然用不着强调，因为在传统文化的自我想象中，天子本身就是天下的焦点，政治权力的运作与其说是一种理性的决策与操作，不如说更像是一种仪式化的表演，是这个天下独一无二的演员之自言自语。从其内容看，这样的训令则更像一个父亲对于未成年子女的谆谆教导、语重心长的规诫、与具体行动的规定，而不像一个政治家高屋建瓴的战略性指示。
这样的训令如果将其纳入比较视野，其“特色”就会清晰呈现出来。
萨瓦使团出使大清时，俄国外务委员会（外交部）给他下达了四十五条训令，商务委员会(商务部)给他下达了二十多条训令，此后，外务委员会又补充了三条密令，内容涉及商务、界务、传教、遣返逃人等等问题。
外交部关于边界事务的第26条训令是要求他们全线收集地理情报，并绘制详细地图。训令说：“全权大臣在路经西伯利亚时，应竭力搜集此等地区详尽可靠的情报，尤须注意以下几点：（一）何处确曾划定边界，何处尚未划定？（二）在尚未划定地区，俄罗斯的势力达到边境何处？中国的势力又达到边境何处？（三）尤其中国人在何等地区向前推进？现下提出何种要求？此等地区以前由谁管辖？（四）在未完成定界地区，应明确指出一切必须归于俄罗斯的地区。关于上述所有地区，亦应尽早绘制一副简明地图并附以对此地区的精确说明，应寄呈外交部一份，全权大臣本人携带一份，作为与清廷交涉的依据和必要的参考。”
圣彼得堡科学院地理系于1754年出版的关于中国北部的一幅地图，新的地理信息迅速扩散并在全欧洲得到广泛关注。以上是由伦敦制图师Thomas Jefferys编写的题为“俄罗斯发现”的英文地图。
商务部训令是：
大使应与中国缔结商约，或者至少也应该恢复中断了的商务关系，为了做到这点，他可以利用一切手段和一切人，尤其是耶稣会教士，可以许诺他们经过西伯利亚旅行及通信的自由；大使应尽力获得商队入境的许可，以及获得在北京设立事务官或领事，后一职务应由郎克担任。如果中国方面坚持要先解决边界问题，大使应为了最重要的商业利益而在这一点向中国让步。
……
二、外交训令背后的一般性知识状态
上述外交训令的不同格式，呈现的是两种完全不同的国家外交体制——未经理性化与专业化的个人政治与已经理性化与专业化的国家政治——尽管我们一般将俄罗斯与大清当做同样的帝国政治实体看待，但其权力结构却早已在此分道扬镳，一个是现代的，一个是前现代的；同时，它也呈现为两种完全不同的知识体系：个人化的人身经验与一般化的共有知识。
彼得大帝一样喜欢向臣下下达手谕。彼得在给白令的手谕写道：“你可以调查美洲海岸从何处开始，并到一些欧洲人的殖民地去，当你看到欧洲船只时，可问一下这个海岸的名称，把它记下来，在该处登陆，并于绘制好海图后返回”。
彼得一世·阿列克谢耶维奇（1672年6月9日—1725年2月8日），史称彼得一世（英语：Peter I），后世尊称其为彼得大帝（Peter the Great）。
但这份手谕所提示的内容，却是当时俄罗斯知识界（地理学界）关注的一般问题，而非仅为彼得个人兴趣，它经过官僚体制（白令组织的考察队最终需要整个官僚体制配合）的整合，彼得的个人意志由此转化为帝国意志，并落实为知识界的具体行动。在这一帝国意志的落实过程中，知识共同体的存在是关键因素，它不仅为帝国提供了决策的知识基础，而且也将决策转化为直接的知识行动。在这一转化过程中，帝皇的个人意志转化为帝国意志，而帝国意志又通过知识共同体转化为国民意志，帝国的国家认同感由此得到建立——彼得大帝时期的俄国，正是在这一点上，实现了由“朕即国家”的君主政治进入立宪帝国的现代政治，政治不再是个人权力的“运筹帷幄之中”，而是俄罗斯帝国的整体事业；与之相比，大清虽号称帝国，但却仍旧处在个人与部族政治之间，从康熙到乾隆的这一代代的雄主们，个个以“乾坤独断”为理想模式，权力（不管的对外还是对内）乃是其个人绝对意志的体现，近臣与官僚不过是其实现个人意志的工具（以满族为主体的帝国官僚往往自称奴才，正说明这种国家权力的个人性质），政治与国家、与国民之间并无关联。
这种区别，表面上是国家体制的不同，其实却是社会结构的差异，其中最为关键的是知识共同体的有无及其在帝国所处的位置。
彼得大帝时期及其之后的俄罗斯帝国，尽管仍然处在沙皇统治之下，但其国家政治结构却已完成了理性化建构，具体表现就是元老院、宗教委员会、科学院、最高法院等宪制权力结构的形成与商务部、外交部等专业化行政机构的设置。制度框架反映的不仅是权力关系、社会关系，更是其社会知识状态，只有其对政治事务的认知进入专业化的程度，才能在制度设计上充分体现这种知识状态。上述所引俄罗斯外交部、商务部对萨瓦使团的训令，展现的正是这些行政机构对于其所管辖领域系统知识（一般性知识）的掌握与理解。
戈特弗里德·威廉·莱布尼茨 （1646年7月1日－1716年11月14日）， 德意志 哲学家 、 数学家，获誉为十七世纪的亚里士多德 。
俄国在彼得大帝时期即已加入了欧洲知识共同体：1714年，俄国贵族亚历山大·米契科夫当选为皇家学会院士（英国皇家学会成立于1660年，顺治十七年），这一年也正是俄国第一家公共图书馆的开放时间。莱布尼茨当时正在向俄国大力“移植”他的艺术和科学计划，劝说彼得，彼得大帝为其雄辩折服，最后决定聘请他担任顾问。1724年，在圣彼得堡建立了科学院，其蓝本就是莱布尼茨设计的柏林科学院。彼得·伯克在其《知识社会史》中用“国际学术共同体”或“文人共和国”这样的词汇描述当时整个欧洲的知识状况，俄国是这个知识共同体的一部分，他们之间相互认识、相互影响、相互促进，为整个欧洲社会建立了普及普通国民的一般知识体系。
彼得·伯克的《知识社会史》
三、一般性知识缺乏是大清对外战略的致命伤
从个人经验与政治智慧看，清初的几位雄主，与彼得大帝相比并不逊色，然而，其训令却“迂腐”得可笑，原因不在这些雄主们的个人能力，而在于他们并没有为自己的经验与智慧创造、建立一个使之成为帝国一般知识的制度体系——尽管他们完全有能力创设这样的体制，但终有清一代，这样的知识共同体根本就没有出现过。
当然，现实需求必然会逼迫出一种制度性架构，只是，在大清帝国，这种现实需求产生的不是皇家学会或科学院之类的独立知识机构（原因在上篇中已经提及），而是作为帝皇个人工具的机构——军机处（下篇将专题展开）。
雍正一手创立的军机处主要是为其个人服务的参谋与办事机构，但其下还设置有方略馆与内翻书房两个子机构。
内翻书房的主要职能是满汉互译，除此之外，也承担纂辑经史、拟定清文（满文）音义的标准和增添满语词汇等文字工作，算是一个专为皇帝服务的学术机构；方略馆（本非常设机构，至乾隆十四年才定为常设机构）的主要职能则在纂修方略等书——依据清制，每遇到重大的军事或政事，都要将事件中官员的报告和皇帝的谕旨等相关档案材料编纂成书，纪其始末，名曰方略或纪略；另外，皇帝也特地交代纂辑其他书籍，如《大清一统志》、《西域图志》、《明纪纲目》、《明史本纪》等。
本来，方略之类应是帝国战略制定中最为重要的知识资源，但其所编辑的方略、所保存的档案之类，外界绝难接触，其严格的存档备检制度，与其说是为了便于利用，不如说是为了封锁信息更为恰当。
乾隆四十八年的一道谕旨说：
国史体例与历代不同，馆臣纂辑，惟应据事直书，毋庸分别各门。至该馆臣采录事迹，俱发红本……第自雍正八年设立军机处以来，五十余年，所有谕批奏事件，未经发钞者尚多。
清高宗乾隆帝（1711年9月25日－1799年2月7日），为中国清朝第六位（入关后第四位）皇帝。
五十年时间，这些档案资料大多被封存在军机处这样的绝密机构中，其结果，自然是对外战略的实战经验被永久性私密化封存，无法进入知识共同体，成为一般知识而与普通国民共享。
上述乾隆谕旨似乎说明他已经意识到这一问题，但乾隆时期的状况是否有所好转呢？
表面上，乾隆时期在文化工程方面堪夸“盛世”，《四库全书》等等让世界瞩目的文化工程大都是在这个时候启动，一些与国家战略直接相关的文献著述也是在这个时候编撰完成，如《乾隆内府舆图》、《大清一统志》、《平定准噶尔方略》、《西域图志》、《西域同文志》、《蒙古回部王公表传》等等，但是，这些并未带来知识的普及与文化的创新，反而，在一定程度上窒息了知识与文化的创造。
英法联军火烧圆明园后的《四库全书》残本
本来，官方主持编修的舆图、方略、图志等等历来是政治参考书库的重要部分，舆图划定着王朝权力的界限，也是税收赋役征发的依据，编修方略、图志的目的就在“存史以为鉴”、“言史以治国”，为现实政治运作准备知识储备、提供机宜借鉴，这也是中外政治的基本状态。但在康熙、雍正、乾隆时期耗费巨大国力编修的这些帝国知识库存，却在此后的对外战略中并未派上用场——光绪年间的中俄边界谈判中，中方交涉人员仍旧无法获得精确的中俄分界地图，曾纪泽、许景澄在与俄人的外交折冲中，依据的竟然是俄国人、英国人测绘的地图——这样的闹剧，究竟是如何形成的？
学界认为（如郭丽萍在《绝域与绝学——清代中叶西北史地学研究》一书中提出的观察），这与从官书修成到被一般学者参考使用之间有一段时间差有关，也与知识无法得到广泛传播有关：官书一向流传不广，《乾隆内府舆图》修成后一直藏在内府，外间流布绝少；乾隆年间修的《大清一统志》等，民间也少有收藏；其他西北官书，如《平定准噶尔方略》之类，虽被收入《四库全书》，但起初，是“非词臣任校雠之职，不得而窥”；后来，虽在江南分储三地，士人理论上可以借阅，但也因为“学掌于官，求观亦不易”。
知识被秘藏，由官府所掌控，自然无法形成本文所说的可以共享的“一般性知识”，然而，毕竟知识创造与传播是知识界的份内事，何以大清的知识界无法像欧洲的“文人共和国”一样承担起这一任务？
这里以郭丽萍等人所研究的“西域绝学”为例来阐述这一现象产生的根源。
郭丽萍《绝域与绝学——清代中叶西北史地学研究》
尽管大清对西北用兵以及将西北地区纳入统治范围，随之出现了对于这一区域的知识性探寻，从康熙亲征噶尔丹始，曾参加征战的宁夏总兵殷化行就开始对其行军所经之处的山川道里有所记载，其在蒙康熙召见时呈上了他“所记征行地图形势道里”。随着乾隆年间西北战事的结束，各种“事略”、“事宜”，各种档案汇抄、办事则例、方志、官修政书，以及文人的诗赋、史地著述等等纷纷出现，西域研究一时成为显学。然而，这种“盛况”是虚假的，“显学”在昙花一现之后便成“绝学”，是因为缺乏实地亲历目验的资料，缺乏先进的技术手段，学界只好走入文献考证、以史为鉴的旧路：“当实地目验手段缺失后，求助于文献记载的西北研究转向以文献考证为手段的蒙元史地研究”（郭丽萍在书中比较了处于同一时期的大清西北史地学家徐松与德国近代地理学家洪堡的不同装备，说亚历山大·冯·洪堡在19世纪初赴南美洲进行实地考察时，在巴黎装备了各式各样的仪器，如八分仪、六分仪、气压表、气温表、望远镜等四十多种），因此，嘉道至同光时期的舆地学家们只能在文献整理、文献考订的圈子里止步不前。
亚历山大·冯·洪堡
技术性支撑当然重要，但纯从技术角度看，康乾时期能接触到的技术其实完全可以与欧洲诸国并驾齐驱。因此，形成东西分流的关键性因素，不是技术的落后，而是制度的缺失——在大清，不存在一个欧洲历史上的那种“文人共和国”式的知识共同体，甚至连俄国式的参谋总部、地理学会、科学院等国家学术机构也不存在（以科学院设置而言，则已经是200多年之后的民国了），遑论独立的知识共同体。
德国思想家马克斯·韦伯说，中国是一个未经理性化的家父长制国家，美国史家列文森则说，中国的官僚文人拒绝职业化，他们只是一批业余人士、一批外行。以如此业余而外行的政客官僚，却要在既要靠实力，又要凭知识与智慧的国际竞争中拼出个高下输赢来，大清的败亡命运难道不是早已注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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