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说是留给后来者的“考古学”
自20世纪初，确切地说1918年4月鲁迅《狂人日记》为标志的第一部白话文小说的诞生，新文学迄今已走过了百年的历史。百年的历史相对于古老的中国而言算不上悠久，但20世纪初到21世纪初的这个一百年文化思想的变化却是翻天覆地的。而记载这翻天覆地之巨变的，文学功莫大焉。作为一个民族的情感、思想、心灵的记录，从小处说起的小说，可能比之任何别的文体，或者其他样式的主观叙述与历史追忆，都更真切、更真实。将这一百年的经典小说挑选出来，放在一起，或可看到一个民族心性的发展，而那可能被时间与事件遮盖的深层民族心灵密码，在这样一种系统的阅读中，也会清晰地得到揭示。所需的仍是那份耐心。如鲁迅在近百年前对阿Q的抽蚕剥丝，萧红对生死场的深观内视，这样的作家的耐心，成就了我们今天的回顾与判断，使我们——作为这一古老民族的每一个体，都能找到那个线头，并警觉于我们的某种性格缺陷，同时也不忘我们辉煌的来路和伟大的祖先。
来路是如此重要。小说除了是个人技艺的展示之外，还是社会大众的灵魂素描。如果没有鲁迅，我们可能会失去或推迟认识自己另一面的机会。当然，如果没有鲁迅之后一代代作家对人的观察和省思，我们生活在其中而不自知的日子也许更少苦恼，但终是离麻木更近。是这些作家把先知道的写下来给我们看，提示我们这是一种人生，但也还有另一种不一样的人生，可以去尝试，可以去追寻，这是小说更重要的功能，是一个文学家个人通过文字传达、建构并最终必然参与到的民族思想再造的部分。
我们从这优秀者中先选取百位。他们的目光是不同的，但都是独特的。一百年，一百位作家，每位作家出版一部代表作品。百人百部百年，是今天的我们对于百年前开始的新文化运动的一份特别的纪念。
而之所以选取中篇小说这样一种文体，也是出于这个原因。
中篇小说的文体，只是一种称谓。长篇的体积更大，短篇好似又不足以支撑，而介于两者之间的中篇小说兼具长篇的社会学容量与短篇的技艺表达。虽然这种文体的命名只是在上世纪七八十年代才明确出现，但三四十年间发展迅速，其中的优秀作品在不同时期代表了小说甚至文学的高峰，比如路遥的《人生》、张承志的《北方的河》、莫言的《透明的红萝卜》、韩少功的《爸爸爸》、王安忆的《小鲍庄》、铁凝的《永远有多远》，等等，不胜枚举。小说是留给后来者的“考古学”，它面对的不是土层和古物，但发掘工作更加艰巨，因为它面对的是一个民族精神最深层的奥秘。作家这个田野考察者，提交的个人“报告”，不啻是一份份关于民族心灵潜行的记录，而有一天，把这些“报告”收集起来的我们会发现，它是一份长长的报告，在报告的封面上应写着，“一个民族的精神考古”。
一百年的时长在人类历史上不过白驹过隙，何况是刚刚挣得名分的中篇小说文体——国际通用的是小说，只有长、短之分，并无中篇的命名，而新文化运动伊始直至20世纪70年代早期，中篇小说的概念都未得到强化。需要说明的是，这给今天我们的编选带来困难，所以在选取新文学的现代部分和当代部分上半部时，我们采取了篇幅较短篇稍长又不足长篇的小说，譬如鲁迅的《祝福》《孤独者》，它的篇幅长度虽不及《阿Q正传》，但较之鲁迅自己的其他小说已是长的了。其他的现代时期作家的小说选取同理。在编选中我也曾想，命名“中篇小说名家经典”是否足以囊括，或者不如叫作“百年百人百部小说”，但如此称谓又是对短篇小说的掩埋和对长篇小说的漠视，还是点出“中篇”为好。命名之事，本是予实之名，世间之事，也是先有实，后有名，文学亦然。较之它所提供的人性含量而言，命名是否妥帖则已显得不那么重要了。
值此新文化运动一百年之际，出版“百年中篇小说名家经典”丛书（河南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旨在向这一百年来通过文学的表达探索民族深层精神的中国作家们致敬。因有你们的记述，这一百年留下的痕迹会有所不同。
（ 来源： 光明日报，作者：何向阳，系中国作协创作研究部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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