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年疑云：究竟是谁杀死了宋教仁？
[摘要]当时最合适的向导宋教仁，死于一帮鼠辈制造的暗杀，民国初年最值得期待的一场政治实验，刚刚开幕便宣告终结。国运之衰，莫此为甚。《宋案重审》,尚小明 著,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8年版
1913年3月20日晚，宋教仁遇刺于上海火车站，抢救两日，终告不治，年仅31岁。行刺者武士英，指使者应夔丞、洪述祖，殆无疑义；至于幕后主谋，百年以来，聚讼纷纭，袁世凯、赵秉钧、孙中山、陈其美等民国初年政坛大佬，皆被指为疑凶。与此相应，各派之间，不仅在案发当时，相持不下，时至今日，依然大打笔墨官司。譬如我的两位朋友，金满楼《退潮的革命：宋教仁的1913》认为陈其美嫌疑最大，张耀杰《谁谋杀了宋教仁：政坛悬案背后的党派之争》直接断定主谋即陈其美，不过，尚小明新著《宋案重审》则将他们斥为“业余史学研究者”“业余探究者”，称他们“总体而言缺乏专业训练，无论是对史实的把握还是对史料的鉴别使用，都存在很大问题，往往看似分析得头头是道，实则由于缺乏史料支撑，或不能准确解读史料，难以得出有价值的认识”，火气之大，令人侧目。
宋教仁正装遗照
尚小明的火气，自有其底气。这底气，首在史料。“史学就是史料学”（这是一句被改造的名言，一般认为出自傅斯年《历史语言研究所工作之旨趣》：“历史学和语言学在欧洲都是很近才发达的。历史学不是著史：著史每多多少少带点古世近世的意味，且每取伦理家的手段，作文章家的本事。近代的历史学只是史料学，利用自然科学供给我们的一切工具，整理一切可逢着的史料，所以近代史学所达到的范域，自地质学以致目下新闻纸，而史学外的达尔文论正是历史方法之大成。”）一说固然绝对，然而无论何时何地，史料都该是史学第一要素。宋教仁案（以下简称“宋案”）之成疑案，第一正在于史料稀缺与破碎。尚小明利用地利优势，发掘了一批此前研究者不曾注目的珍贵史料，如北京市档案馆所藏宋案案卷、北京大学历史学系所藏宋案密档等，后者系1950年代初吴晗、邵循正、周一良等在清华大学历史学系筹建“中国近三十年史资料室”之时从袁世凯心腹幕僚曾彝进处购得，后因院系调整而归北大收藏，其中如赵秉钧自辩“勘电”底稿，总统府、国务院“宋案证据逐条辨明书”稿本，“宋教仁被杀真相”稿本，袁世凯手定赵秉钧拒绝出庭对质“真电”底稿等，历史价值不言而喻，有赖于此，尚小明为赵秉钧“辩冤白谤”，洗清了他谋杀宋教仁的嫌疑，这是《宋案重审》最精彩的章节之一。
赵秉钧
再举一例。陈其美被指为宋案主谋，有一重要证据，即所谓“北京国务院声明”。以前读丁中江《北洋军阀史话》等，读到这一节，如“宋在南方主张袁为总统，而己任内阁，陈其美一派深忌之，黄亦恶其不举己为总统，且疑其为亲袁派也，亦欲排而去之”这等揣测之辞，若谓出自堂堂国务院之口，多少有些讶异。不过我也只能存疑，无法查证。尚小明则在北京大学历史学系所藏宋案密档之中，找到一封手书残信，仅存的最后一页，恰与“声明”最后数行重合，而且此信还多出一句“乞公与当道酌之，名心叩”，由此来看，这哪里是什么国务院声明呢，分明是一封私信。尚小明考证写信人是应夔丞的党羽，收信人是袁世凯麾下干将雷震春，写信的目的是希望雷震春运动“当道”，将应夔丞从国民党盘踞的上海转移到国民党势力所不及的湖北接受审判，为此，信中胡编乱造，混淆视听，显然并不足以作为宋案的证据。
陈其美
找史料之外，还得会用史料，包括辨析、论证等。如针对袁克文《辛丙秘苑》，何处属于杜撰，何处接近真相，尚小明的辨析非常有力。袁克文为了帮其父摆脱嫌疑，坚称刺宋主谋是陈其美和应夔丞，并述及陈其美、应夔丞与宋教仁一起吃饭、发生争执、酝酿杀机的故事。事实上应夔丞与宋教仁仅在南京见过一面，“颔首而已”（当然尚小明对宋教仁所言“大公无党”的诠释并不令人信服）。再说论证。有一种正统的说法，称赵秉钧为了长保其总理权位而蓄谋刺杀宋教仁，尚小明通过史料指出三点：第一，刺宋案发生在中华民国临时政府即将结束前夕，不论宋教仁被刺与否，赵秉钧都将卸任国务院总理，并且已经忙于移交准备工作；第二，赵秉钧对正式政府总理并无觊觎之心，亦非袁世凯心中的理想人选（袁世凯希望由徐世昌出任）；第三，国务院总理由谁担任，并非袁世凯或某一党派可自行决定，更非赵秉钧个人可决定。经此三点论证，可知赵秉钧绝无谋杀宋教仁的犯罪故意。
《宋案重审》一书的最大贡献，即在这两处，一是史料，对应论据，二是考辨，对应论证。至于此书之结论，其实坊间早有流传，如廖大伟《袁世凯不是“刺宋”主谋考析》认为主谋应是应夔丞，洪述祖充当了教唆、鼓动的角色；2008年我读到张永《民国初年的进步党与议会政党政治》一书，其第三章第一节专门探讨宋教仁案，认为“刺宋谋划于上海，而非北京，主动者是会党头目应夔丞”“袁世凯、赵秉钧事前是否知情应该存疑”等。不过这些著述，对比《宋案重审》，未免过于简略，以至粗陋；而且仔细说来，尚小明的结论还是有所修正：刺宋基于洪述祖与应夔丞合谋，要说主谋，则是前者。他的判断，关键证据是1913年3月6日洪述祖自天津发给应夔丞的一封信，信中有“或有激烈之举（譬如邓系激烈，似较好办），方可乘机下手也”之语，足见杀意之萌发，只是我读来读去，始终觉得这句话应是一句回复，“下手”之说似由应夔丞一方提出，洪述祖则建议或告诫，希望宋教仁能做出“激烈之举”，哪怕没有，那也要逼迫或者伪造宋教仁的“激烈之举”，如此而行刺，正便于向上峰交代。
应夔丞
我对《宋案重审》的另外一处疑虑，亦在结论，即此书正文最后一节“‘二次革命’的必然性及意义所在”。这里的歧异，涉及历史观。尚小明相信历史的必然性，我则以为，就像世界源于不确定性，历史源于偶然，并无必然以及规律、范式等可言，所谓必然性，出自后世诠释，属于典型的“后见之明”。拿宋教仁之死来说。如果能够证明，主谋是袁世凯、赵秉钧，抑或孙中山、陈其美等，那还能找出一丝必然性，如归结为专制与民主之争等；事实则如尚小明考证的那样，刺宋案之发生，纯粹出于洪述祖和应夔丞利欲熏心、胆大妄为、自作主张、酿成血案——这连老话说的“先意承旨”都算不上，因为袁世凯并无杀宋之意。如史料所示，洪述祖曾向袁世凯请示，收拾一二反对党，以警其余。袁世凯明确反对：反对既为党，则非一二人之故，如此办法，实属不合云云。有一种论调，认为洪述祖在“迎合意旨”，这其实还是冤枉了袁世凯——偶然性之大，实在叫人感慨造化弄人，天妒英才。
基于偶然，宋教仁不幸遇刺，宋案迟迟悬而不决，从而构成了“二次革命”的导火索。尚小明将“二次革命”视作“一场反对袁世凯独裁政治与保卫民主共和制度的战斗”。换言之，只要袁世凯一意走向独裁，不管宋教仁是否遇刺，“二次革命”都必定爆发，这大概便是所谓的“必然性”。这里正隐藏了一个问题：袁世凯必然会走向独裁吗？
还得回到宋教仁之死。我们不妨做一假设：假如宋教仁不死，民国政局该当如何走向，他与袁世凯到底能不能合作呢？国共两党的正史，都把袁世凯判定为刺宋主谋，进而强调二人之间的致命冲突。诚然，冲突的确存在，如1913年初，宋教仁和黄兴曾试图运动黎元洪出头竞选中华民国第一任正式大总统，这摆明了在拆袁世凯的台；在此前后，宋教仁四处演讲，批评袁世凯及其政策，甚至宣称“他（袁世凯）不久的将来，容或有撕毁约法背叛民国的时候，我认为那个时候，正是他自掘坟墓，自取灭亡的时候。到了那个地步，我们再起来革命不迟”，据时任国务院秘书长的张国淦回忆，袁世凯读到宋教仁的演说词，曾感慨：“其口锋何必如此尖刻？”但是我们还要注意到另一面：宋教仁是国民党内的稳健派、温和派，一向主张通过合法手段与袁世凯斗争，袁世凯虽然忌惮宋教仁的才具超过孙中山、黄兴等，却把他当作一个可打交道的人，所以宋教仁死讯传来，袁世凯愕然道：“……国民党失去宋遯初，少了一个大主脑，以后越难说话。”言下之意，宋教仁至少可以说话（交流）；与此相应，宋教仁是一个知大局、识大体、具备规则意识的人，第一届国会选举之前，他曾拜访一向作为政治对手的梁启超，“以两党轮替秉政如英美相勉励。在即将到来的国会大选后，梁若当政则他愿在野相助，否则，他出来时请梁善意监督。”这是何其高远的眼光，何其博大的格局，再看他临终之际，致电袁世凯，“伏冀大总统开诚心，布公道，竭力保障民权，俾国家得确定不拔之宪法，则虽死之日，犹生之年”。无论此刻他怎么判断自己的死亡与袁世凯的关系，这番“临死哀言”，足见其胸襟与对袁世凯的寄望。基于此，他与袁世凯，未必不能合作。
袁世凯内阁成员，后排左一为宋教仁。
至于袁世凯，同样要注意到其人的另一面：长达百年的妖魔化，导致我们误以为，袁世凯之于共和，从无真心实意，事实上，他对共和的反感与背叛，是一个漫长而曲折的过程，正如他复辟帝制，也是如此，其间反复，不下十次，唐德刚曾打过一个比方：“余曾于袁大总统的起居注中，按日细计之，老乘客在后座煞车减速，盖不下十余次之多也。”要言之，如梁启超、顾维钧等人所判断的那样，袁世凯并不具备现代政治知识，“不了解共和国需要什么或民主如何起作用”，不过，倘若有人加以引导、合法博弈，能否将他和新生的国家引上共和之路呢？这一试题，根本未迎来解答的契机：当时最合适的向导宋教仁，死于一帮鼠辈制造的暗杀，民国初年最值得期待的一场政治实验，刚刚开幕便宣告终结。国运之衰，莫此为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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