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作家如何评价自己的少作？看看阎连科、金宇澄、唐诺怎么说 ... ...
[摘要]3月24日下午，主持人梁文道，嘉宾阎连科、金宇澄、唐诺、许子东、高晓松在CHAO酒店参加了宝珀·理想国文学奖启动仪式。五位嘉宾及梁文道理想国供图
腾讯文化 王星星
今天早已成名的大作家，如何看待当初有些青涩的少作？阎连科谦称那简直是“垃圾中的垃圾”，唐诺则干脆不想示人。在3月24日宝珀·理想国文学奖启动仪式上，几位评委中，唯有高晓松回忆起少作轻松愉快，《同桌的你》等经典歌词，给了他“后来的整个人生。”
当天的主持人，也是“室内生活节”策划人的梁文道，很疑惑用生物学上“幼年-老年”、“幼稚-成熟”的模型看待作家的写作轨迹是否合适，少作对一个作家意味着什么？又在他们的生命中充当了怎样的机遇？后来的作品是否一定超越了少作？
活动现场理想国供图
2018年3月，“看理想”联合CHA0酒店,举办第一届“室内生活节”，结合“概念商店”、“概念咖啡店和茶馆”、“文化艺术沙龙”、“巡回剧场”等形式，探索一种融生活与人文于一体的新概念艺文活动。整个生活节秉承理想国“想象另一种可能”的理念，拓展出版的边界，以视频、音频、社交媒体，乃至物质制作的方式，推动中国人文素养与生活美学的成熟。
3月24日下午，主持人梁文道，嘉宾阎连科、金宇澄、唐诺、许子东、高晓松在北京CHAO酒店参加了宝珀·理想国文学奖启动仪式。宝珀·理想国文学奖是面向已出版作品的45岁以下华语作家的奖项，该奖由阎连科、金宇澄、唐诺、许子东、高晓松担任评委。设置30万元丰厚奖金，寻找“中国文坛特别是在小说领域非常有潜质，能够长期创作”的写作者。
阎连科理想国供图
阎连科：我的少作是垃圾中的垃圾
“怎么会不悔少作？我是非常后悔一生的写作的。吃饭的时候拿起少作在桌边看了一下，饭都没吃下去。我一生写了非常多的作品，80％是垃圾，20％比较好。这20％我死掉它就死掉，我活着它就活着。我死掉这些作品也就没人提了，那80％确实是垃圾。”
阎连科20周岁当兵，在《战斗报》上发了一整版的《天麻的故事》，写的是主人公入党送礼被辅导员退回，并劝说不能送礼的事。“一下我就被认为有文化引起了轰动，而且得到了8块钱的稿费。这活儿能干。”阎连科就此踏上了文学之路。
阎连科自问，为何莫言年轻时写了《透明的胡萝卜》，余华写了《十八岁出门远行》，自己写出《天麻的故事》：“原来是20周岁以前从来没有看过外国小说，他们居然都看过外国小说。20周岁以后第一次看外国小说，偶然的机会当上图书馆的管理员，找了一本小说看。《飘》上中下三部，用3个晚上看完，才发现天下还有这么好的小说。我就是这么一路走来，一生都特别懊悔。我全部都在懊悔中写作。”
阎连科目睹了陆文夫逝世10周年以后，“有人想给他出本文集，居然因为卖不出去没有读者就没出。”因而对自己作品的未来较悲观，“他们这样那我们自己就非常明显。所以少作对我来说非常后悔。”但他还是一口气读了5首年轻时写的诗：“有河就有村，有村就有河，村是河的家，河是村的歌……”
金宇澄理想国供图
金宇澄：年轻人一定要找事做
金宇澄坐着的时候瘦得像一只黑色仙鹤，稀疏的眉毛上扬，眼睛好像总是闭着好像在凝神静思，以至于说什么都像在追忆，一点点在他的南方口音里摊开。他当时因为“写稿子要政审”却“出身不好”，30岁安定下来的时候，才开始写东西。早年劝他写作的一位朋友却始终没有写作。直到金宇澄小说获茅奖对方寄来一封祝贺信。
那位朋友70年代看着画报上的图片自制洗衣机，80年代初就去了美国。“我跟他没有来往了，因为他性格变得孤僻，我一直期待他可以写东西。结果他到上海来以后呢，生意上跟别人有了什么事连我都不理睬。我再三跟他说，我和生意没有关系，你有什么事都可以来找我。”
对此，金宇澄感慨道：“他已经根本不想再联系我了，青年时代经常来信的人。所以我觉得年轻人一定要想办法写。我现在想想很后悔啊，我在农场认识那么多20后30后的老人，我当时都没有记录下他们的故事。”
1988年，金宇澄调到《上海文学》是因为一部短篇小说，这也是金宇澄加入上海作协首届“青创班”的作品。写的是棺材匠在农场里面打棺材，一夜之间死人复活，以及将死的重病老人偷偷看棺材的故事。1993年，金宇澄在《收获》上发表了一篇关于东北农场男青年的小说，他在现场朗读了一群知青在坟地上劳作的一段：
“待我们走到了慢坡的最高处，一股旋转的狂风将地里的枯枝败叶卷上了天，马匹也嘶鸣起来。我们放下手里的活儿，回头遥望。我们和王宝已经等待很久的那支队伍远远出现在里头。我们站在高处像攻克堡垒的士兵那样挥手致意，在混乱中，我们都以为王宝的喊声是最兴奋强烈的，实际上他一点反应也没有。他背着我们。没有回头，他的眼睛凛然前视……王宝，怎么了？我们打算再说些什么，但是就在这一瞬间什么都凝滞了。我们一眼看到在慢坡背后的草地里，我们口中只是喃喃自语：‘这是怎么了，这是怎么搞的？’”
唐诺理想国供图
唐诺：文学不是嘉年华，不想骗年轻人入坑
今年刚过60岁的唐诺拒绝展示少作，并且谦虚地给出了一个沉重的理由：“诗的巅峰可能来得相当早，比如兰波、普希金。但是小说不是，小说是一个小写的‘我’。是必须放在时间里，放在人群中，必须和这个世界相处。必须要知道和理解很多东西，需要慢慢一样一样地去发现，去证实。”
意识到这么说和整个文学奖的基调相悖后，唐诺不只一次表达了歉意：“在我这个年纪说出一些让大家不舒服的真相，是一种道德责任吧。这不是我说的，这是马克思·韦伯在他的重要的演讲里说的。”
戴鸭舌帽的唐诺眼角下拉显得忧心忡忡，他频繁点着两鬓灰白的头，用一口台湾腔在跟自己确认什么：“文学必须要有专业的锻炼。它甚至是一个非常清苦的行业。马尔克斯曾经说过文学是一个最孤独的行业，只有落水的人独自在和大海搏斗。”
他担心年轻人误以为文学是热闹的嘉年华，对于“太看重自己现在作品”的年轻人，唐诺想说：“你20多岁，30多岁甚至35岁自认为写出了最好的作品，（事实上）除了早慧，你可能拥有的是一个虎头蛇尾的书写人生。也许你的书写作品是迷路的、偷懒的，也许是发生了一些无可抗拒的事情，才会让你的书写轨迹这样子吧。”
唐诺的话让梁文道想起香港写作者的清苦：“一位作家找了一个小房间做新书发布，等了半个小时，这场发布会就是这位作者，加我们5个朋友，还有一个记者。最后我们决定到咖啡馆坐着聊天算了。这才是文学的真相。因此，我们想办一场嘉年华给他们。”
许子东理想国供图
许子东：我不相信，我不原谅
接下来发言的许子东笑称：“我出过十几本书，但都是文学理论批评方面的，我写过十几篇小说。我的文学成就还没有得到公正的对待。”许子东大黑框眼镜后面的眼睛小而疲惫，他说起话像泡腾片一样肆意旋转，消耗着自己。
许子东15岁下乡的时候收到《江西日报》给他的回信，说文章被采用了。但信中的修改意见让他无法接受。“今天你不能明白，那个时候报纸只有几版，我要一登的话就是大半版，如果1974年我发表一篇短篇小说的话。我在这个公社的地位就彻底改变了。”
但他拒绝了，“因此我丧失了这个机会，肠子都悔青了。否则我的名字就应该出现在《朝霞》上。我后来在《朝霞》上看到了很多文坛朋友的名字，这些人早早就在文革中期开始了写作，而我推迟了五六年，我的文学地位受到了巨大的影响。”
台下一片哄笑，但许子东皱着眉头越说越激昂：“我当时不信宗教，我现在还认为一个人可以在很多地方说假话，可以在节目里，可以在床上，可以在做生意的时候，但一个人不可以在自己的作品里明知道是假的，还说假话。后来我听到有人讲文革那个时代怎么怎么，我不相信。我一个最普通的知青，我都可以抵抗掉这个诱惑，你们为什么不可以？为什么为了一些好处，就可以说一些那样的话？我不原谅。”
高晓松 理想国供图
高晓松：门缝越来越大，魔鬼越来越少
在音乐界更有名望的高晓松也受邀担任评委。梁文道解释说，主办方参考了外国很多文学奖的评委设置。比如布克奖规定评委中必须有一位在全国有相当活跃度，相当影响力的文化人。而受邀出任文学奖评委，对高晓松来说是第一次。
高晓松直言少作都是为了骗姑娘而写：“我小的时候诗人的地位几乎相当于今天的小鲜肉。我们班长发表了那么短一首小诗，收到一麻袋情书。”后来他在自己编的《北京四中校刊》上发表了诗歌，再后来就发表了《同桌的你》。“我肯定不能说不悔少作，我肯定不能后悔写了《同桌的你》，第一个作品给了我后来的整个人生。”
高晓松用魔鬼比喻伴随作家一生的创作力。一个人早期的艺术作品可能粗糙，心中都是拥挤的小魔鬼，这些魔鬼只能通过小门缝发泄灵感。年龄越长技术越好，但喷出荷尔蒙的健壮魔鬼少了，“等到大门终于开了，魔鬼在哪里？”
说起2010年的《如果有来生》高晓松笑得有些无奈，他觉得比《万物生》又差了一点：“以后的作品就完全没意思了，感觉门这么宽，风都出来了魔鬼还没出来呢。”而他至今喜欢的是30多岁时写的四幕小歌剧《彼得堡遗书》，他最喜欢的是男主角失去左脚被流放到西伯利亚之后的几句：
请在万人前将我斩首示众，
以爱国和叛国的名义将我传颂。
请将我的双眼灌满青铜，
在日落前凝望我爱人隆起的大胸。
今夜我要潜渡辽阔的伏尔加河，
实在要换气就伸出头歌唱祖国。
我要死在去找你的路上，
彼得堡，那只鞋留给你吧，好好收藏。
（文/王星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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