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歌：需要女权还是男权？日本家庭管窥
[摘要]社会地位的不平等，本应引起日本妇女的愤慨与反抗，可是奇怪，日本却不曾出现过有影响有规模的女权运动，更没有什么女权主义思想。日本电影《奇迹》剧照
日本是一个重男轻女的社会，这似乎已成定论。尽管日本人的祖先曾有过一个女人当权的时代，但那辉煌的过去已与现代日本妇女无缘。明治维新为日本走向资本主义打开了一扇大门，为日本社会的高速发展提供了一个可能的基础。但是，它却没有为日本妇女的解放打开哪怕是一条窄窄的门缝。随着战后日本经济的飞速发展，日本妇女不再需要为衣食奔波，于是，她们便更多地被排挤于社会之外。对于日本男人来说，他的人生理想是做个响当当的男子汉，建功立业；对于日本女人来说，长大了嫁人才是最合适的归宿。事实上，即使是那些受过良好教育的女孩子，也不容易找到可心的工作，在各大公司企业重要位置上坐的几乎都是男人。近年来日本的官僚层中开始任用个别妇女担当某一方面的负责人，这就引起了新闻界的轰动，记者纷纷出动采访报道，借当事人之口说些“男人能干的事我相信我也能干好”之类的话。然而从整体上说，妇女在社会上仍然改变不了端茶倒水的形象，她们结婚生孩子之后便辞职，如果孩子大了又想出来工作，就很难找到合适的工作，只能去干合同工。这种工作相当于我们的临时工，对所在单位的事情没有介入的权利，也得不到正式职工的某些待遇。所以，已婚妇女就业是一大难题，由于找不到合适的工作，很多人宁可再去读书深造，提高自己的教养。在大学里，女教师、女研究生的比例开始增加，而且她们不必为婚后的饭碗发愁，大概只有在大学里，妇女才不必为结婚而辞职。
社会地位的不平等，本应引起日本妇女的愤慨与反抗，可是奇怪，日本却不曾出现过有影响有规模的女权运动，更没有什么女权主义思想。我曾经有幸参加过一次女权主义者的集会，我发现，这些致力妇女运动的女性虽然有与男性世界决裂的决心，却没有相应的活动能量与理论武装。她们平时印发一些宣传刊物，开设一个为全国妇女解决疑问的咨询电话，每年召开一次大会和几次碰头会，在平时，则经常以妇女团体的名义举行一些娱乐性活动。在这些组织成员中，有一部分人是同性恋者，即使如此，她们也并不受到什么干涉，然而一位活跃分子对我说：“我们要维护自己的权利很难，社会上没有人理解我们。”
女权主义者不成气候，自然首先应归咎于日本社会对妇女的压抑，然而我觉得这并不是唯一的原因。就大多数日本妇女来说，她们宁愿安于目前的状态而对女权主义表示淡漠，说明她们的处境并非像我们想象的那么难以忍受。我甚至听一位年轻姑娘说过这样的话：她庆幸自己是个女孩子，如果工作实在难以忍受，还有嫁人这一条退路可走，要是男人，就什么退路都没有了。这姑娘的话很有代表性，它反映了日本社会中相当一部分妇女的心态。资源贫乏、国土狭小的日本，在战后是依靠日本民族的勤奋发展起来的，直到现在，日本人还保持着勤勉的工作态度，以至于近年来出现了“过劳死”这个词。的确，许多患者的死因竟是由于过度劳累，这不能不使每天疲于奔命的日本人有一种凄然之感。因此，妇女不那么积极进入社会，也有其可以理解的一面。
在社会上没有地位的妇女，在家里却得到某种意义上的补偿。首先，这与日本人家庭的观念有关。日本人的家庭基本上是一个对外封闭的私人天地，非经允许哪怕是好朋友也不得入内。中国人喜欢串门儿，朋友不请自来、街坊登堂入室都算不上什么失礼之举，而在日本，如果不打电话征得对方同意就贸然造访，会被认为没有教养。而有教养的人除非对方主动邀请，是不会提出去对方家访问的。平时会面，日本人一般是在咖啡店、饭馆、酒店，家庭不是会见朋友的主要场所。一个耐人寻味的小事可以反映出日本人对于家庭的态度：日本的水、电、煤气费用均由相应公司收缴，每月或每季度有查表员到各家查表，然后发出收费通知单。这几种表均安装在室外，查表员查表时无须打扰用户。而收费通知单，则寄到或送到各户的信箱里，然后由用户到银行转账或支付。我在日本住了近一年，从未见过查表员的面。与中国人的收费方式相比较，即可见日本人对家庭这一私人领地的尊重。
在这样一个纯属私人的天地里，主妇行使着她的权利。丈夫既然不在家，管理这个家的担子就落到她身上。在经济上，日本家庭最普通的管理方式是，丈夫每月领到薪水，就把它交给妻子，由妻子统一筹划开销，而丈夫每天的零花钱一般是按时从妻子那里领取。日本朝日电视台曾就丈夫每月的零花钱做过一次调查，对象是在公司供职的白领职工。这些人中每月领到零花钱最多的是10万日元，最少的仅有5000日元。这些零花钱一般用来支付酒钱、烟钱、午饭钱、出租汽车费，以及其他应酬。那位每月领5000日元的丈夫可怜巴巴地说，他根本没有用钱的自由。当然，大部分人的零花钱都不够花，记者问他们怎么办，他们的回答百花齐放：有的平时发了红包就自己存起来，不上交到妻子那里，需要时就偷偷去取（据说自己有“私房钱”的丈夫为数不少）；有的要用钱时就去妻子那儿软磨硬泡，妻子最后总会答应，不过每次都要附加一些条件；也有的钱不够用时就去借，反正妻子是不好意思欠债的；当然，也有人与妻子保持一致，钱不够时就咬牙挺过去；等等。当记者问他们每月零花钱的数目由谁规定，多数人回答说由夫妻商定，其他人有的是自己定的，有的是由妻子规定的。
实际上，日本并非一个遍地金子的极乐世界，普通的日本人仍需计算自己的开支，并要为退休后攒下一笔费用。如果是想买房的日本人，那就更要一生精打细算才能如愿。因此，拼命挣钱的丈夫就心甘情愿地接受妻子的管理，活像一个大孩子。而他们的妻子也确实把他们当成大孩子，从饮食起居到穿戴服饰，各个方面都加以管理。或许，日本的男人是世界上依赖性最强的男人，在公司里，他们依赖上司的指令；回到家里，他们依赖妻子的照顾。爸爸不在家，这个家庭还可以照样运转；而如果妈妈不在家，往往就会天下大乱。因此，现在的日本社会用两个词来形容那些退休前尚可挣钱养家、退休后则一无用处的男人——“工业废弃物”“大型垃圾”。
日本人的这种夫妻关系尤难令西方人理解。一位瑞士记者写了一本书叫《心的世界》，提出日本男人是与母亲结婚，他们永远是个大孩子，因此，日本需要的不是女权运动，而是男权运动。
我并不完全赞同这位西方记者的看法，不过，有一点我是同意的：如果说日本妇女由于社会的排挤而无法充分发展自己的才能，那么，日本的男性则由于社会的惰性而无法充分发展自己独立的人格。或许，比起男权和女权问题来，日本面临的是更为深层的社会问题吧。（文/孙歌）
本文摘录自《求错集》，孙歌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新民说，2017年12月，澎湃新闻经授权转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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