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献研究：不要全盘接受文化糟粕，也不要自我矮化
[摘要]坚持文化自信，有两点必须警惕：一是“文化自大”，唯我独尊，排斥欧美国家的先进制度和最新科技成果，对于传统文化中的糟粕也不加批判，全盘接收。众所周知，在世界四大文明古国（古埃及、古印度、巴比伦、中国）中，中国是惟一有着丰富的历史文献资料并且文字没有间断的国家。古埃及的圣书字，古巴比伦的楔形文字，古印度的梵文，都没有传承下来，而成了死文字；这三个国家的文明也因此中断，没有相应的历史文献，只能通过零星的出土文物来考证他们的历史，管中窥豹，不成体系。中国则不同。我们的祖先创造了十分灿烂的文化，留下了极为浩瀚的文献资料，为世界文明的发展与进步做出了独特贡献。中国古代的文字，从甲骨文、金文、战国文字、小篆，发展到后来的隶书、楷书、行书、草书，尽管形体有了很大变化，但源远流长，递嬗有序，成为中华民族共同使用的记录符号。中国疆域辽阔，地大物博，各地方言差异极大，交流并不容易，但有了共同使用的文字——汉字，在文化传统、民族精神上就有了内在的凝聚力和向心力。因而中国古代尽管多次出现分列割据的局面，如三国鼎立、南北朝对峙、五代十国等，但最终还是“分久必合”，形成统一的帝国。汉字在维护国家统一、民族团结，在传递思想、抒发感情、记录历史、传播文明方面功不可没。
一
中国传统文化主要通过图书文献的方式（以汉字文献为主，兼有多民族语言文献）流传下来。早在西汉时期，就有刘向、刘歆等人对国家文献进行大规模整理、分类，首创“七略分类法”。自从晋代荀勖《中经新簿》以来，历代学者大都将文献分为经、史、子、集四部。四部典籍浩如烟海，仅仅《四库全书》《四库全书存目丛书》《续修四库全书》三套大型丛书，就收录古代典籍一万五千多种。现存古籍的数量远远不止这些，估计有七八万种之多。这是先民给我们留下的一份极为珍贵的文化遗产，其中蕴含着中华民族的聪明才智和极为厚重的传统文化精神，是我们进行现代化建设必须继承的宝贵精神财富。如何整理、阅读、研究这笔财富，挖掘其中可资借鉴的因素，古为今用，推陈出新，并将这份遗产传承下去，是我们当代知识分子义不容辞的责任。
经部典籍居于四部之首，在中国传统文化中居于核心地位。经部专门收录儒家经典以及小学（语言文字学）类著作，而以中国最古老的文献“十三经”以及研究“十三经”的著作为主，包括易类、书类、诗类、礼类、春秋类、孝经类、五经总义类、四书类、乐类、小学类等。经部文献内容丰富，既有包含着重要哲学思想和社会伦理观念的占筮类著作《周易》，又有最早的历史著作《尚书》《春秋》，还有最早的诗歌总集《诗经》，以及最早的伦理学著作《孝经》，最早的官制文献《周礼》，最早的礼仪类著作《仪礼》《礼记》，儒家思想的早期经典《论语》《孟子》，以及作为“诗书之襟带”“五经之户牖”的《尔雅》，中国最早的通过分析字形来说解字义的文字学著作《说文解字》，等等。自从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经部文献成为历代文人的必读书籍，研究著作浩如烟海；宋代以后，“四书五经”还成为科举考试的指定教材，影响极为深远。其中所蕴含的思想，如仁爱思想、礼仪观念、天人合一观念、法天敬祖思想、中庸思想、和谐观念等等，都已经进入中华民族的血脉，成为不可忽略的文化基因。
史部典籍以历代史书为主，兼及地理学、目录学著作，包括正史类、编年类、纪事本末类、杂史类、别史类、诏令奏议类、传记类、史钞类、载记类、时令类、地理类、职官类、政书类、目录类、史评类等。史书最主要的体裁有三种：一是纪传体，即以历史人物为中心记载历史事件的史书，汉代司马迁《史记》是第一部纪传体通史，因为这一体裁将帝王作为历史活动的核心，而得到历代皇帝的重视，被确定为正史体裁，渐次形成“十七史”“二十四史”“二十五史”等权威性史料文献；二是编年体，是一类严格按照历史事件发生的时间先后编纂的史书，以《春秋》最早，以宋代司马光《资治通鉴》最为著名；三是纪事本末体，是一类以重大历史事件为专题撰写的史书，开创者是南宋袁枢的《通鉴纪事本末》。地理类文献如郦道元《水经注》、玄奘《大唐西域记》等，目录学、金石学文献如晁公武《郡斋读书志》、赵明诚《金石录》等也隶属于史部。
子部文献以先秦诸子百家的经典著作（多为思想史论著）为蓝本，不断扩容，形成了一个体制宏大、品类众多、内容庞杂，无所不包的大型门类。四库馆臣曾将其划分为儒家、兵家、法家、农家、医家、天文推步、术数、艺术、谱录、杂家、类书、小说家、释家、道家等14类。除了经典的哲学著作（如《荀子》《老子》《庄子》《墨子》《韩非子》《公孙龙子》等）外，也有大量的科技著作，涉及农学（如《农政全书》《天工开物》）、医学（如《黄帝内经》《本草纲目》）、数学（如《九章算术》《几何原本》）、植物学（如《洛阳牡丹记》）、动物学（如《禽经》《蟹略》）等诸多领域，此外还有宗教（如《高僧传》《抱朴子》）、法律（如《折狱龟鉴》）、军事（如《孙子兵法》）、教育（如《颜氏家训》）、书法（如《书品》）、绘画（如《历代名画记》）、篆刻（如《印典》）、音乐（如《羯鼓录》）、器物（如《古今刀剑录》）、饮馔（如《茶经》）、小说（如《世说新语》）、数术（如《开元占经》《遁甲演义》）、杂考（如《容斋随笔》《梦溪笔谈》）、类书（如《艺文类聚》）等等，是研究古代百科知识和科技文化的宝库。
集部文献专门收录历代作家一人或多人的文学作品，以及文学评论著作，一般分为楚辞类、别集类、总集类、诗文评类、词曲类、小说类等。其中别集、总集是集部文献的主体部分。所谓别集，是指专门收录单个作家部分或全部作品的集子，如《曹子建集》《李太白集》《杜工部集》等。所谓总集，是指收录多位作家（至少两个人）文学作品的集子，可以是一种体裁，如《全唐诗》《全唐文》，也可以是多种体裁，如《文选》《文苑英华》；可以是一个朝代，如《元曲选》《明文海》，也可以是多个朝代，如《历代赋汇》《唐宋八大家文钞》，还可以是选集，如《唐诗三百首》等。古人轻视通俗文学，所以《四库全书》不收杂剧和章回体小说。《续修四库全书》则收录了《窦娥冤》《梧桐雨》《三国演义》《石头记》等通俗文学名著，可以弥补这一缺陷。历代诗文评著作甚多，如刘勰《文心雕龙》、欧阳修《六一诗话》等，是古代文学理论发达的重要标志。
不难看出，中国古代的四部典籍体例严密，特色鲜明，内容丰富而精湛，全面反映了中华民族所创造的辉煌灿烂的文化。这一文化宝库不仅属于中国，更属于世界，是中华民族贡献于世界文明之发展的重要证据。四部典籍中包含着中国古代政治、经济、哲学、军事、法学、民族、史学、语言、文学、艺术、外事、科技、农学、医药、方志、民俗、宗教等方面的资料。无论是研究或者了解中国古代的哪一方面，都离不开四部典籍；再扩大一点说，每一个炎黄子孙，都不能不知道祖先留下来的这笔极为丰富的文化遗产，并自觉承担起爱护、研究、传承优秀文化遗产的重任。
二
中国传统的四部文献，是中华文化优于其他异质文化的坚不可摧的证据。整理、研究、利用这批珍贵文献，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进行。
第一，将珍贵而稀见的四部典籍影印出版，使其化身千百，方便海内外专家学者查阅、利用、研究，是弘扬中华文化的最为基础的工作。清代乾隆年间编纂的《四库全书》，收录文献约三千五百种，非常珍贵，尽管抄写了一式七套，分藏于七个藏书楼中，但只有皇帝和少数官员能够看到。1985年，文渊阁《四库全书》率先影印出版，使海内外学者都能一睹宫禁藏书的真面目，极大地促进了学术研究。此后《四库全书存目丛书》《四库未收书辑刊》《续修四库全书》《清代诗文集汇编》《中华再造善本》等大型丛书相继出版，使大量藏于深阁大库的珍贵文献公之于世，厥功甚伟。一些流散于海外的文献，也在以影印的方式回归，例如《英国国家图书馆藏敦煌遗书》《日藏诗经古写本刻本汇编》等，都为传统文化研究提供了最基础的文献资料。
第二，对四部典籍中的经典著作进行校勘、标点、注释、翻译，是传统文化研究与普及的关键一步。由于四部典籍浩如烟海，加之版本众多，没有标点，一般读者望洋兴叹，而在短时间内也难以全部整理，于是不得不优中选优，精选在中国历史上贡献最大、影响最为深远的经典名著进行整理。中华书局出版的《二十四史》标点本、《新编诸子集成》，上海古籍出版社的《中国古典文学丛书》，上海辞书出版社的《全宋文》，凤凰出版社的《文选旧注辑存》等，都在经典名著的汇辑、校点、註释和普及方面做出了重要贡献。
第三，利用现代技术对四部典籍进行数字化处理，既是保护珍贵古籍的有效方法，也是传统文化研究与普及的重要辅助手段。迪志文化公司、上海人民出版社率先对文渊阁《四库全书》进行了数字化处理，促进学术，有目共睹。此后，《四库全书存目丛书》《续修四库全书》等相继有了电子版，国学公司又推出《国学宝典》系列产品，古籍数字化成为潮流。而网络数据库建设也为传统典籍与文化的研究增添了羽翼，其中中国基本古籍库、中国数字方志库、中国谱牒库等尤其珍贵，既可以全文检索，复制部分内容，又可以进行版本对照，已经成为传统学术研究绕不开的资料宝库。
第四，对四部文献进行文本细读，深入挖掘，取其精华，弃其糟粕，为当前文化建设和世界科技进步做出应有贡献，是弘扬传统文化、提高民族自信的核心内容。著名科学家屠呦呦，从东晋医书《肘后备急方》中发现一个“治寒热诸疟”的药方：“青蒿一握，以水二升渍， 绞取汁，尽服之。”经过反复科学实验，终于提炼出青蒿素，拯救了数以百万计的感染疟疾的患者，不仅为中国人民、也为世界人民带来了福祉，屠呦呦因此荣获2015年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这是中国古代医学（隶属子部文献）对人类文明的巨大馈赠。《光明日报》百城赋栏目，为中国传统赋体文学注入了新的生机和活力，备受赞誉。近日收到浙江台州民间辞赋家苏绍康的《苏氏赋学指南》和《台州之赋》，他一方面深入研究古代集部文献《赋学指南》《律赋衡裁》等典籍，自己创作大量赋篇，另一方面在北京师范大学台州附属中学开设赋学班，指导年轻学子写赋，既传承古代文明，在青年学生中播下传统文化的种子，又参与当地文化建设，赞美祖国经济腾飞和日新月异的面貌，非常值得肯定。位卑未敢忘忧国，研读四部文献、传承中华文化，应该是每一个中国公民，甚至是海内外华人共同的责任。
三
在国际文化的视野下反观中国古代典籍文献，更能够提高文化自信，并且进一步与异质文明进行平等对话、交流。通过四部典籍以及丰富的地下出土文献、敦煌文献，我们得以清楚地知晓：中国古代曾经有过海纳百川、引领世界的汉唐文明，我们祖先曾经开拓了以长安（今西安）为起点，经甘肃、新疆到中亚、西亚，并连接地中海各国的“丝绸之路”，还曾经开拓了从中国东南沿海出发，经过中南半岛和南海诸国，穿过印度洋进入红海，抵达东非和欧洲的“海上丝绸之路”。中华民族曾经以丝绸、瓷器、茶叶等丰富的物产与亚洲、欧洲文明进行平等的对话、交流，而且将四大发明（指南针、造纸术、印刷术、火药）慷慨地赠与世界各国，推动世界文明向前发展。正如意大利传教士利玛窦在《耶稣会与天主教进入中国史》中所言：“在这个几乎有无数人员的无限幅员的国家，各种物产又极为丰富，虽然他们有装备精良的陆军和海军，很容易征服邻近的国家，他们的皇上和人民却从未想过发动侵略战争。他们很满足于自己已有的东西，没有征服的野心。在这方面，他们和欧洲人不同，欧洲人常常不满足于自己的政府，拼命贪求别人的东西。”这一比较切中要害，入木三分，至今仍有现实意义。毫无疑问，中华民族是一个聪明智慧的民族，是一个有着辉煌灿烂的历史和高度发达的文明的民族，同时也是一个热爱和平，讲究仁爱、礼仪，重视自律自省，并且胸怀阔大、兼容并包的民族。这些优秀的传统文化基因，是我们当下进行经济和文化建设，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强大的内在驱动力。
坚持文化自信，有两点必须警惕：一是“文化自大”，唯我独尊，排斥欧美国家的先进制度和最新科技成果，对于传统文化中的糟粕也不加批判，全盘接收。目前方兴未艾的“国学热”，很容易滑向极端，使封建迷信、帝王将相、愚忠愚孝观念死灰复燃。二是“文化自卑”，自我矮化，对于西方汉学家的研究成果盲目推崇。不少高校和科研机构在国家经费的支持下，在“推进国际学术交流”的大背景下，纷纷以高薪聘请海外汉学家（其中混杂着一些水平低劣、信口雌黄的伪汉学家）来华执教或从事科研活动，在一定程度上扰乱了中国的学术研究规范，消解了“文化自信”，实际上是“媚外”思想的另一种表现方式。
所以，研读四部典籍、提高文化自信，是进行文化建设，进而融入世界文明、参与全人类共同发展的必由之路。
原载《前线》2018年第3期
本文来自腾讯新闻客户端自媒体，不代表腾讯网的观点和立场。
页:
[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