帕特里克·格里：历史学家的道义责任
我们为谁写历史？为当今之人，为未来之人。愿未来之人还会读我们今日之所写。不过，倘若你听说有人写出了什么终极版的研究，永远别信。没有这回事。我们都是凡胎肉身，现身于此，在2016年的北京。这是我们唯一拥有的世界。我们是这个世界的居民，参与其间，尝试为现世去理解过去。我们不能如无所不知的上帝那样看到真实的过去，人没有那种能力。我们各有具体的局限。我们所提的问题部分地来自历史传统，但更多来自我们各自当前的社会。这便是为什么历史会一再重写，因为每一代所要了解的过去各有不同。是啊，我们希望我们所写的书能传之后世，传好几个世纪，不过还是现实一些吧。我们处在沟通过去与当前的过程中，想要做得好，但愿后人不至于发现我们的著述有事实错误，或有愚蠢的论证。可是他们还是得再来一遍，还是得写有关过去的书，因为他们需要为一个不同的世界去写。危险在于他们可能简单地接受我们从当前出发所给出的有关过去的那些答案，并据以了解过去。
我们从当前出发，是因为我们就处在当前。不过，如果我们出发时所依赖的，是我们基于自身经验而生发的世事本当如何如何的某种观念或假定，或者如果我们用搜集来的历史资料简单地证实那些我们本已知道的，那么我们就是极端可怜的学者了。
当前是出发点，本不必是终点，可是太多的历史正是这么做的。不止历史，文学、神学、哲学，太多的著述只是简单地从往昔选取材料以确认当前的偏见，正是这种做法通常会制造受欢迎的历史学家。要多卖点书，人们想听什么你就讲什么好了，把他们想听的故事设置到中世纪，他们会喜欢的。
不过挣钱可以走别的路子，学者应有更道德的做法。据我所知，“过去”总是为当前行动、意识形态和信仰的正当化需求而被认领。人类是历史存在物，我们的身份认同取决于我们对过去的认知，即我们的个人记忆、集体记忆和历史。所以，过去真的不是无关紧要。
你们知道，美国人喜欢说：过去无关紧要，不都是工程制造嘛，你用不着理解文化与过去，只要有好的运算法则，你就可以解决世界上的问题。然而照这个路子，美国人在解决问题方面迄今做得并不怎么样。我认为，我们需要去理解过去，可是我们必须非常小心，不能简单地用过去来正当化我们现在所要做的事情。对政治家来说这是一个诱惑，这个诱惑对形形色色的意识形态来说更是无可抗拒。
作为专业学者，我们有责任去观察、去改正。也许我们不知道一切过去，我们也不会写完美客观的历史，但这并不意味着怎么写都行。我们必须是过去的负责任的监护人，随时准备好指出那些对过去不恰当的阐释。
比如十字军研究在西方现在很热门。我想我知道为什么。伊斯兰与基督教的文明冲突，在伊斯兰世界某些圣战组织里也很流行。基地组织的词汇表里经常提到十字军。但那是好的历史吗？
事实上，圣战者理解的十字军正是从阅读20世纪早期的历史学家的著述发展而来的，伊斯兰世界本没有关于十字军的长时段记忆。在普及的层面上，这正是从西方重新引入的，而且还颇有一些西方人热衷于谈论这种文明冲突。当然这可以卖书。如果你真想制造点动静，那就把十字军写成当今世界的预兆吧。然而，在我看来那可是非常不负责任的。
作为学者我们必须做的就是指出为什么这样不行。我们需要理解这个爆炸般的，充满可怕、令人恐惧的暴力的时期——可是，过去不会再发生。我们必须理解过去对于当今的重要性，也必须理解过去与当今之间的区别，因为历史就在于变化。如果有人以为历史会重复，那就大错特错了，过去肯定不会再次发生。
目下欧洲对“蛮族入侵”——就是我研究的领域——有很大的兴趣，这是因为来自叙利亚、近东和北非的难民。政治家说又有蛮族入侵了，4世纪又来了。当然，说这不是4世纪重来，并不意味着难民危机不是一个必须应对的、非常严重的问题，也不是说现在处理得很好。然而，说我们应该做罗马人早就该做的，并不是应对这一严重问题的一个有创意的办法。
作为历史学家，我们的工作常常（如一个欧洲学者喜欢说的）是做过去的看门狗。如果人们错用过去，我们就得在夜里吠叫，有时候还得撕咬，不过别指望会讨人喜欢。没人喜欢看门狗，可是看门狗很重要。
历史学——被正确地研究、正确地使用的历史学——是一个批判性的学科。批判性不是指说坏话，而是独立地思考过去及其与当前的关系，且不惮于加以区分；即使社会大众中间流行的是另一种主张，他们热烈地想要把过去与当今联系起来，为正当化当今而想象过去。
本文摘录自《历史、记忆与书写》， [美] 帕特里克·格里 著，罗新 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18年2月，澎湃新闻
页:
[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