和大多数先锋派一样，尼采是个热诚的健忘症患者
[摘要]如果尼采肆意去宣扬无神论，那么原因一定在于他不关心文化的共同感，也因此对探寻其超自然原理的问题漠不关心。和大多数先锋派一样，尼采是个热诚的健忘症患者。我们只能通过对过去灾难的有意遗忘才能开创未来。这里没有康德或者席勒的教化的观点，在人类实现自己集体权力的上升过程中没有信仰的存在。虽然意义上有很大差别，但和马克思认为的一样，只有通过基础性破坏和重建我们才能修复自己的处境。本文节选自特里·伊格尔顿《文化与上帝之死》。
如果尼采肆意去宣扬无神论，那么原因一定在于他不关心文化的共同感，也因此对探寻其超自然原理的问题漠不关心。事实上，他对任何社会的凝聚形式都缺乏兴趣，这个理念是对他那火焰似的个人主义的冒犯。克尔凯郭尔另一种不同的个人主义也包含同样的厌恶。文化和清教主义是不稳定的伴侣。而认为两个个体可能有某些共通之处这样的理念对尼采那贵族式的自大而言绝对是一种冒犯，对克尔凯郭尔那激进的清教情感而言同样如此。在精神的领域中不可能存在交换价值。“共同标准”这个短语对尼采而言是一个愚蠢的矛盾修辞。社会粘合意味着平庸、群体一致、贵族精神的毁灭以及大众的统治。他在《偶像的黄昏》中将传统美德漠视为社会拟态（mimicry），在《善与恶的彼岸》中嘲笑公共利益的概念。他不止毫不关心为社会功利理由而维持宗教信仰，甚至将这样一个事业看作是自我矛盾的。无私的价值观怎么能够服务于自私的社会目的呢？社会秩序能够交由警察与政客来决定。这里，至少，是一个思想家对那个永远不会停止折磨中产阶级社会的进退两难困境的激烈的解决方案，这个困境就是：政治秩序如何护卫利己主义又不会被其根除？
如果说尼采坚持对新神话的需求，主要原因也不会是为了社会稳定。而更应该是因为“没有神话，每个文明都会失去其创造力那健康而自然的力量”，正如他在《悲剧的诞生》中所写。神话以具体的想象对抗着法律、道德和国家那苍白的抽象概念，也因此使得艺术再次繁荣。我们已经看到对某些更为早期的思想家来说，神话和审美作为理性的补充，使其进入到共同经验的核心。然而对《悲剧的诞生》的尼采来说，理性（或者真理）与审美是对立的。这对于一直以来认为艺术和真理不可分割的思想史来说是一个重大的突破。审美或者说日神精神是能够使我们免于酒神精神那关乎人类生存惨况侵扰的遮蔽物。它的职责是掩藏真相而不是体现它。悲剧艺术既是文化又是文化的否定，就像美和恐惧那样紧密地存在。后人类生物就是敢于通过在无意义的恐惧之中找寻到取代造物主的机会并且勇敢地将自己的生存掌握在自己手中，将自己和周围的世界打造成符合自己幻想的迷人形式从而接受这个无意义的恐惧。就是在悲剧艺术中常见的从无用中提取出意义，从恐惧中提取出美以及从必要性中提取出自由。
在某种意义上，尼采通报了文化的终结以及上帝的死亡。如果自我是虚构的，客体仅仅是强力意志的衍生物，舆论是卑劣的，世界是不定性和费解的，文明史就是对千奇百怪的意外的冗长陈述，道德是残酷的自我歪曲，现实是一系列不公正的解释以及真相就是美化生活的幻想，那么文化还怎么能存在呢？然而于另一个意义而言，文化在尼采的作品中维持着某种至高的重要性。确实，他在《强力意志》中特别使用这个词来表示超人的精神生活方式。作为共同生活形式的文化被抛弃以便作为个体自我实现的文化更加自由地蓬勃发展。作为共享生活方式的文化包含着每个内化了律令的个体，这在过去非常重要，但是现在必然让位于新物种了，这个新物种像审美制品一样自我立法。这个生物在其不会向非自己所创造的权威屈服这一点上类似于康德或卢梭的公民；区别在于此生物只对自己独一无二存在的律法宣誓忠诚。正是这个璀璨的后人类样本的出现证实了我们称为道德的那个集体性自我折磨的记录的合法性。
对超人的批判之一并非他是试图践踏穷苦百姓的原型纳粹（proto-Nazi）野兽，而是他对传统文化英雄（culture-hero）根本没有任何值得珍视的发展，尤其是对尼采这样令人讶异的先锋派思想家来说。他与其说是近代的成吉思汗（Genghis Khan），不如说是一个虔诚、文雅、勤奋的自我训导的生物，精神力丰富并且举止宽容。事实上，歌德，几乎称不上是金发碧眼的条顿血统，却在《偶像的黄昏》中被赞美为超人。由于他对统一主体的怀疑主义，尼采绝不会拒绝关乎自我实现的伦理。相反，他将其推向了共同文化的理念所几乎不可想象的地步。社会标准和集体风俗对他们本身而言是压抑性的，这个不幸的错误观念将会直接变为后结构主义。作为艺术作品的自我与所有共同存在都是对立的。文化的两种主要意义现在互不相容。
尼采最为出色的成就之一就是将文化唯心主义去神秘化了。“躺在‘美好事物’脚下的是多少鲜血和残忍啊！”他在《道德谱系学》中如此评论。这个主题同样还被现代另外两位伟大的去神秘化者马克思以及弗洛伊德所共享。文化和道德是那个关于债务、折磨、复仇、责任以及剥削的残暴历史的果实——简单讲，是为了让人类适应文明社会而被不断夺取活力和虚弱化的整个可怕过程的结果。诞育了所有珍贵理念的辛苦和冲突就是尼采所称的谱系学，与之相对的是文化唯心主义者那安慰性的进化论。他们所称的历史对尼采来说不过是“无意义以及偶发事件的可怕领域”。这正是人类需要被矫正之处，而不是保证人类顺利进入更为丰富未来的通途。文明的每一次进步都必须付出顺从与自我折磨的代价。道德源出于暴力和自我压抑。它的本源（home）就是某些人喜欢称作主体性的那个罪恶、虚弱以及卑劣良心的精神空间。它再现了对精神的阉割，而那些眼光无法超越它的人（康德、英国人、宗教类型）都是可鄙的阉人。
和大多数先锋派一样，尼采是个热诚的健忘症患者。我们只能通过对过去灾难的有意遗忘才能开创未来。这里没有康德或者席勒的教化（Bildung）的观点，在人类实现自己集体权力的上升过程中没有信仰的存在。虽然意义上有很大差别，但和马克思认为的一样，只有通过基础性破坏和重建我们才能修复自己的处境。与马克思还存在着其他的类同关系。虽然他厌恶形而上学，在涉及人类行为更为不可信的方面尼采仍然是个成熟的自然神学者，他认为所有这些不可信的方面都在未来作用于人类的兴旺。超验需要来自贫民阶层的考验，对作为整体性的物种而非个体性的。道德律的时代或许是个灾难，但它也是超人到来前必不可少的序篇。同样，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的看法也是可论证的，即虽然其悲惨而无情，但对社会主义的到来而言仍是不可或缺的。
尼采和马克思不同，他不是一名历史唯物主义者，但他是从属于自我风格的唯物主义者，揭发了那些将自身表现为高尚的与永恒的事物那讨人嫌的根源。最为高尚的理念也根植于需求、焦虑、嫉妒、怨恨、竞争、侵略以及其他类似事物。他还从叔本华那里继承了一系列“粗俗”唯物主义，叔本华将人类历史看作一种动物学并且陶醉于某个特定的粗俗的生理学简化论。叔本华的论述不外乎就在诸如咽部与喉部、痉挛、抽搐、癫痫、破伤风以及狂犬病的范畴中。对尼采以及马克思而言，文化是建立在具体的身体之上的。他在《快乐的科学》中自问是否哲学“并不仅仅是身体的解释以及身体的误解”，在《偶像的黄昏》中则假装严肃地以其特有的狂欢的风格记述没有哲学家怀着尊敬和感激的心情论述过人类的嗅觉。（文/特里·伊格尔顿 译/宋政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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