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何古代滥发货币现象很少？钱荒才是古代经济常态
[摘要]如果政府天然有滥发货币倾向，为何古代滥发现象很少？哈耶克曾说：「历史就是一部通胀史。只有在现代工业体系兴起后，在金本位制下，才有过两百年尺度上物价不变的历史（1714-1914 年的英国，1749-1939 年的美国）。」
▍10000 美元的金券
在哈耶克看来，除?政府放弃这个权力，否则就天然有滥发货币倾向。
哈耶克所言粗看有理。中国古代史上的货币贬值就不胜枚举：王莽、董卓、咸丰、光绪……政府滥铸造成物价腾贵民不聊生，剧本都不用换。二战后，世界主要发达国家虽然离零通胀的标准尚有距离，却都维持着年均 5% 以下的温和通胀，物价在一代人的时间内才会翻一番。
现代人把温和的通胀归功于人民对政府的有效制约以及独立的中央银行。没有宪政约束的古代专制王朝自然被看做靠通胀搜刮民财的惯犯。
超稳定的古代币值
但历史事实并非如此。虽然是货币发行的垄断者，但大多数古代政权其实比现代央行更尊重币值稳定。
古罗马虽以三世纪的通胀臭名昭著，但在更长历史尺度上，这只是极偶然的插曲。从公元前 150 年前后到公元 50 年，古罗马的小麦价格只增长了区区 50%。论物价的稳定性，英国在实施金本位前的几个世纪毫不逊于实施金本位后的两百年。
从 1200 年到 1700 年五百年间，除了 16 世纪小麦价格年均增长 1.5% 以外，其它世纪?价格的变化几乎为零。
即以中国而论，实物证据比史书泛泛印象更能说明问题。
宋代铜钱标记了年号，年号在宋代更新频繁，使今天的研究者得以用遗存的宋代铜钱构建货币成色的准年度数据。有宋三百多年，作为流通主体的一文和两文铜钱，重量和成色都极为稳定。
▍宋徽宗崇宁通宝
清朝尽管以咸丰和光绪时期两次滥铸闻名，其开国至 19 世纪中期两百年间谷物价格也只增长了 3.5 倍，折合年均通胀0.6%。
诚然，滥铸和通胀是中国几乎每个王朝临近末代时的通病。但更宽广的尺度上，超级稳定的币值和物价才是古代铸币经济最常见的面貌。和现代社会持续的温和通胀不同，古代社会的通胀往往表现出「停-走-停」的特征。
如果把现代文明社会的通胀比作斜坡，古代社会的通胀就像梯田。
为什么在其它方面毫无节操的古代政权，却独独对唾手可得的铸币收入坐怀不乱呢？从技术上说，修改铸币的重量、成色乃至面值并不比印钞票更难。古代的铸币局长也没有现代央行长长对总统说不的权威。为什么古代币值总体上反而比现代更加稳定呢？
比政府手快的竞争者
在一个铸币经济体系里，若政府以铸币掠夺民财，就得铸造重量更轻或成色更低的钱币，用它们支付官员和士兵的工资，等到官员和士兵再大量使用这批新币，尽管存在新币旧币之间兑换的摩擦，但因为人们注意力有限，无从分辨每一枚铸币的新旧，新币旧币渐渐等价混用。
但是，民间盗铸者却无法强制他人接受自己的伪币。如果伪币和真币在外表上有差别，盗铸者只能在零星的交易中才能慢慢让伪币流入市场，涓涓细流根本无法支持足以盈利的规模。
为了在「一级市场」上大量脱手，盗铸者必须把伪币铸造得和真币在图案、质地、成色、重量上极为接近，可这样一来，盗铸便无利可图。何况盗铸的币材往往取自融化后的真币，盗铸者又要冒着砍头坐牢的风险，因此，盗铸者唯一可能获利的机会，就是在政府滥铸新币之后，制造与官铸新币相似的伪币，借着新币的发行与旧币等价流通。
二十四史中，几乎每次出现盗铸记录，都可以在紧邻的前文中找到「货币改革」的踪迹。
比如南朝刘宋的史书《宋书》中记载：「先是，元嘉中，铸四铢钱，轮郭形制，与五铢同，用费损，无利，故百姓不盗铸。及世祖即位，又铸孝建四铢……铸钱形式薄小，轮廓不成。于是民间盗铸者云起，杂以铅锡，并不牢固。」
▍南朝孝建四铢
政府滥铸引发盗铸的道理，古人早已了然。《南齐书》中记载，孔觊的《铸钱均货议》说「民所盗铸，严法不禁者，由上铸钱惜铜爱工也。」苏轼也曾经说：「私铸之弊，始于钱轻，使钱之直若金之直，虽赏之不为也。」
每一次币值变动，都是一次财富转移。新币的铸造者剥夺了旧币的购买力。政府融化 100 个旧币，铸造出 150 个分量更轻的新币，这额外的 50 个铸币就叫做铸币税。但是，盗铸侵夺了政府的铸币税。正如宋代学者周行已所述：「国之铸者一，民之铸者十，钱之利一倍，物之贵两倍，是国家操一分之柄，失十分之利。」
除非政府事先积攒大量旧币，短时间内迅速熔铸成新币投入市场，否则老百姓就有充分时间置备私铸工具，与政府争夺铸币税。可是，政府之所以滥铸，往往是迫于财政压力，如果府库中已存有大量旧币，哪?还用滥铸呢？
所以，大多数选择滥铸的政府无力与盗铸者赛跑，也抢不到多少铸币税。这也解释了古代的币值变化的梯田特征：在古代铸币经济中，除非政府短视到极点，否则不会轻启滥铸；而一旦启动了滥铸，盗铸就如火上浇油，造成急速通胀。
对一个铁了心要把滥铸进行到底的政府来说，币制改革中头等大事就是对付盗铸。为了阻挠盗铸者对铸币税的侵夺，政府主要有两个办法。
《汉书》中记载，王莽时期「每壹易钱，民用破业，而大陷刑。莽以私铸钱死……私铸作泉布者，与妻子没入为官奴婢；吏及比伍，知而不举吿，与同罪……犯者俞众，及五人相坐皆没入，郡国槛车铁锁，传送长安钟官，愁苦死者什六七。」
▍王莽篡汉后，先后进行了四次货币改革，共发行了 20 多品货币，这些钱币换算困难，每一品与其他各品之间比值、比价都极不合理｜来源：中国国家博物馆
严刑峻法之外，政府还可以升级铸币技术，制造更精致的铸币，以增加盗铸的成本。可能正是由于这个原因，币制混乱的短命新朝偏偏留下了中国古代最精致的一批铸币。
当政府有了消灭盗铸的神器
说盗铸约束了滥铸，有没有更清晰直观的证据呢？我们不妨瞧瞧政府在没有盗铸威胁时的德行。
1900 年，清政府引进西方蒸汽铸币机开铸铜元，铜元不带方孔，精美程度远非铜钱可比。要想私铸铜元，必须购置蒸汽铸币机，可蒸汽铸币机要从海外进口，价格昂贵，更兼体积庞大易被发现，所以盗铸者不敢下血本添置。
▍清政府发行的铜元
盗铸威胁突然解除，清政府从此?上了滥铸?财的作死之路。
以今天研究者搜集的样本看，光绪通宝（一文制钱）的平均重量为 3.5 克，光绪重宝（非蒸汽机铸造的当十铜钱，在流通中折价使用）的平均重量为 9.26 克，而蒸汽铸币后的当十铜元平均重量只有 7.3 克。
于是，政府铸币从一门亏本生意，变成了各省政府争相抢夺的香饽饽。1900 年时还只有广东一省使用了蒸汽铸币机，短短五年之后，已有 12 省共 14 家铸币局安装了 846 台蒸汽铸币机。蒸汽铸币前一年（1899 年），清朝铸造了 3300 万当十（十文）铜钱和 2600 万枚一文制钱。1905 年，在蒸汽的催化下，中国的铜进口从 1901 年的 1 万担上升至 1905 年的 73 万担，清政府一年就铸造了 75 亿枚当十铜元。
▍以蒸汽等方式驱动的铸币机出现后，铸币不再是体力活
据当时一本杂志估算，1905 年清政府从铸币中所得到的利润折合 2000 万两白银，相当于财政收入两成之多。可是，剧烈的通胀坑害了亿兆黎民，破坏了经济秩序，敲响了大清王朝的丧钟。
清朝近三百年历史，剧烈通胀只有 1853 年和 20 世纪初叶这两次。后者范围和危害远超前者，而且恰好发生在蒸汽铸币之后，这很难说是?种巧合。
而 1853 年的通胀反过来验证了盗铸对政府决策的影响。1853 年币制改革后，盗铸者群情汹汹，在街头巷尾公然煽风点火，多到连官兵都不敢抓。因为斗不过盗铸，货币新政只过了一年就草草收场。
▍清代初年，每两白银可抵制钱一千文左右，而咸丰帝登基前银价已经涨到了一两抵二千三百文。同时，为了应对太平天国叛乱，清政府军费激增；而政府以往倚重的滇铜（云南铜料）因道路阻隔而中断，造成铸钱原料不足。为了解决货币不足的问题，清政府决定发行虚值大钱，图为计值较低的咸丰重宝。
浪子回头那么快，是因为咸丰手里没有蒸汽铸币机这样的神器。
钱荒才是古代经济常态
这是一个有趣的悖论：尽管盗铸者在政府滥铸之后加剧了通胀，可他们钳住了专制政权蠢蠢欲动的通胀魔爪。通胀犯反而成了最善于治理通胀的「央行行长」。
而且，就算盗铸者对社会有危害，他们对社会最大的危害，也并非通胀，而是通缩！受盗铸所缚而失去铸币之利的统治者们常常停止铸币，或者铸币不足，使经济遭遇持续的「钱荒」。
明代整整一朝的铸币量，尚不及宋代高峰时期一年的额度。明代百姓只好依赖古钱或者私铸。这严重制约了货币经济的发展。
即使在宋代，政府不操心盗铸，反而头疼私销——因为盗铸的威胁，政府把铜钱的成色维持得太高，金属本身的价值甚至超过了铜钱的面值，以至于百姓融化铜钱制成铜器。
▍宋代铜镜的代表往往是民间私造镜，而非官造镜，图为宋代湖州仪凤桥石家真正一色青铜镜｜来自：中国国家博物馆
政府一铸币就赔钱，正是盗铸把货币成色逼到这个分上。要不是政府收入太依赖于货币经济的活跃，恐怕宋政府也不愿供应那么多足值货币。钱荒才是古代货币经济的常态。
所以，盗铸亦有矫枉过正之害。
但瑕不掩瑜。盗铸是古代社会货币信用的根基。如果没有盗铸，百姓预料到不受制约的统治者会滥铸，就不愿持有政府发行的货币。清代汲取宋、元、明三代的教训，不再发行纸币，就是这个道理：
如果政府维护币值的承诺无法让人民信服，那么无论这种货币多么便利，也无法在经济中立足。盗铸只能约束金属货币的滥铸，却拦不住纸币的滥发。所以，纸币无法取信于民，最终被清政权彻底放弃。
没有互相的贸易交流便不会有文明的积累，没有稳定且被广泛认同的币值，这一切便无从谈起，人类能取得今天的成就，盗铸者功不可没。他们可能是最受冤屈的英雄。（文/吴乐旻 钱盛）
本文来自腾讯新闻客户端自媒体，不代表腾讯网的观点和立场。
页:
[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