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现代小说100年:文学影视 从合流到分流
现代文学的影响，得益于现代的传播手段，工业化的生产方式，使得小说实现了最大化的影响力。而在现代传播方式中，影视是绝不可忽略的一部分。上世纪八九十年代，第五代导演崛起，《红高粱》《一个都不能少》《活着》《霸王别姬》《菊豆》《秋菊打官司》……这些耳熟能详的作品，几乎包揽了绝大部分国际性的电影大奖，同时，它们也都是以小说为蓝本，是小说和电影结合的代表。可以说，在现代性启蒙的历程中，影视和小说都是启蒙的工具，但到如今，两者却渐行渐远。他们是如何合流的，又是如何分道扬镳的？■现象
电影崛起，旧白话的余晖
1905年，京剧电影《定军山》问世，轰动天下，这是第一部由中国人拍摄的电影，也标志着中国电影的诞生。
很短的时间里，中国电影爆发式的发展，它以市民为受众，迅速成为当时最时尚的文化潮流。不过，谁来为电影创作符合市民口味的作品呢？著名学者、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张颐武说，“最初为电影创作提供资源的，是白话小说。不过，不是新白话小说，而是旧白话小说。传统的白话小说历史非常悠久，从宋代话本，到明清小说，再到20世纪初鸳鸯蝴蝶派的小说，一脉相承，旧白话以市井生活为创作资源，吸收本土口语的营养，最符合大众传播的要求。”。
鸳鸯蝴蝶派的作家们，成为最初中国电影最大的创作者，大量旧白话作品，被改编为电影，如《啼笑因缘》《玉梨魂》等，甚至众多鸳鸯蝴蝶派的作家转职为电影编剧，直接创作电影剧本，跳过了小说改编过程。有数据显示，从1921年到1931年，10年间，中国各影片公司制作了65部电影，其中绝大部分是鸳鸯蝴蝶派作家创作。
受众不同，使得电影和现代小说走在两条不同的路上，张颐武说，“现代小说出现以后，主要通过报刊传播，针对的则是受过一定现代教育的新青年群体，但这个群体并不大。而群体更大的市民阶层，更喜欢旧白话作品，也可以说是通俗文学，才子佳人，爱恨情仇，更受他们的青睐。此外就是早期的武侠电影也受欢迎”。
改编潮流，主流作家加入
上世纪30年代，左翼文学运动兴起，电影创作亦受到影响，国产电影从旧市民电影一统天下，变得更加多元化，左翼电影、新市民电影兴起。
左翼作家们发现了电影的力量，开始大量进入电影制作之中，但此时，电影和现代小说，仍旧没有真正产生联系，张颐武说，“左翼作家最初进入电影领域，比如鲁迅，就非常爱看小说，但他不看国产电影。左翼作家的进入，确实把新白话带入了电影创作，但和现代小说关系不大，更多是观念的改变，所谓新白话，是大量吸收西方的语言、词汇、思想而形成的。这一思潮，也影响了电影的创作”。
和鸳鸯蝴蝶派一样，进入电影业的左翼作家，很多直接成为了编剧，为电影创作剧本，如《野玫瑰》《火山情雪》《母性之光》《天明》等，著名的《渔光曲》《春蚕》也是左翼电影的代表作品。
一直到上世纪50年代，现代小说才真正成为电影创作的重要资源，张颐武说，“那时候，一些现代小说开始被改编为电影，如鲁迅的《祝福》、茅盾的《林家铺子》、柔石的《早春二月》、巴金的《家》等”。
借助电影，原本只是小众读物的现代小说，被更多的人所认可，而借助文学，电影有了更多的表现形式，更加深刻的思想内容，张颐武说，“这个时期，可以算是现代小说和电影合流的时代”。
再次启蒙，新文学的助力
改革开放以后，小说改编电影也蔚然成风，《子夜》《伤逝》《阿Q正传》《骆驼祥子》等，大量现代小说被改编为电影，张颐武说，“上世纪八九十年代，电影和小说两者汇流，可以说是蜜月期”。
莫言、余华、苏童、格非、张艺谋、陈凯歌、田壮壮、霍建起……几乎在同一时代，新时期文学作家和第四代、第五代导演开始成长起来，这促成了小说和电影更加密切的合作。张颐武说，“尤其是第五代导演，大量依赖新文学作品，几乎所有有影响力的小说，都被改编成电影了。改编的量之大、之深，前所未有”。
改革开放后的中国，经历着巨大的思想解放和变迁，文学与影视，同时成为新的启蒙思潮的传播者，张颐武说，“这个时代，影视和启蒙、思想解放是联系在一起的。人们的眼光更长远、观念更开放，像《寒夜》这样比较偏的作品也被改编，还有沈从文作品，此前不太可能被改编，也成了电影创作的资源”。
那个时期，第五代导演几乎包揽了所有国际性的电影大奖，更有意思的是，几乎所有获奖的作品，都是小说改编的，张颐武说，“从上世纪50年代开始，文学支配、主导着电影生产，读者群和观众群重合了，这是很难复制的奇迹”。
现代小说给了电影更广阔的视域，更深刻的内涵，有人说后来的电影再也没有了当初的风光，市场越来越大，但获奖却越来越少了，对此，张颐武觉得，“这也是一对矛盾，那时候中国电影获奖多，但市场小，现在获奖少，但市场巨大，并不是文学不再支持电影，而是电影和文学最终走上了两条不同的路”。
■分析
文学分化，文学抗拒改编
上世纪八九十年代的新时期文学，既是文学影响力最大化的时代，也是文学自身开始分化的时代。张颐武说，“从上世纪50年代到80年代，不分纯文学通俗文学，但到了上世纪80年代以后，文学开始细分，纯文学的圈子在缩小”。
现代派、现代主义的引进，改变了小说创作的形态，张颐武说，“纯文学的技巧越来越复杂，对故事的重视则越来越少。现代主义所重视的象征性、对人的心理变化的表现，其实是不适合改编成影视作品的。除了个别作家，如严歌苓这样有通俗文学特征、且自身也是编剧的作家作品外，后来的纯文学作家，如余则成，鲜有改编成影视作品的，甚至上一代的作家，也出现了同样的现象，如莫言，早期的作品，改编的多，但后期的很少改编，余华、贾平凹他们，也都如此”。
纯文学和影视渐行渐远，但通俗文学却仍旧保持着和影视的亲密关系，张颐武说，“这一时期，还有一个重要的现象，就是电视的普及。电视剧开始大规模被生产出来。电视的普及对大众文化产生了巨大的改变，观众群终于大于读者群了。其实，电视剧的生产和电影生产有类似的经历，不过更快更短而已。起初，电视剧改编的对象也是现代小说，如《四世同堂》《骆驼祥子》等，都改编了，但很快，电视剧生产显示出它和通俗文学的亲密，海岩、王朔等众多通俗文学大家，迅速成为电视剧内容的提供者”。
如果说还有特例，可以跨越纯文学、电影、电视的作品，无疑要算《白鹿原》，张颐武说，“《白鹿原》不断地被改编，话剧、电影、电视剧等，这是非常难得的，几乎也难以复制”。
网络时代，新的内容来源
“文学死了，诗歌死了，小说死了”。21世纪，互联网改变了世界，也改变了文学和小说的生态。张颐武说，“其实不是文学死了，而是文学的分化进一步加剧，纯文学小说变得更加小众，进入更加专业化的创作模式，再也难以支撑工业化的影视生产。相对的，通俗小说和影视的联系反而更紧密了”
网络小说的兴起，加速了类型小说的成熟，历史、青春、情感、穿越、玄幻……小说的分类越来越细，数量越来越多，并在极短的时间内，适应不同的传播模式，和影视联姻，甚至催生IP经济。
“影视的生产是一个工业机制，需要大量的文本支持，同时又依赖观众的认可，它和通俗小说的关系更加紧密，是可以理解的。今天的影视作品，其创作资源主要来自两方面，一个是自制文本，由专业的编剧完成创作，另外一个则是向流行的通俗文学取材，改编成影视作品。今天的改编亦如是，大量从网络小说中汲取资源，吸收IP，不仅传统的影视生产如是，新兴的网络电影、网剧也同样如此。”
从最初和鸳鸯蝴蝶派的合作，到如今从网络小说取材，影视生产和小说的分分合合，恰好经历了一个轮回，张颐武说，“如今，纯文学越来越专业化，影视生产越来越工业化，如上世纪50年代到八九十年代那种纯文学和影视结合的情景，可能再也不会出现了”。北京晨报记者 周怀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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