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日本人说中国话（连载小说之一）
上个世纪八十年代末期，我东渡扶桑，在日本千叶县一所工业大学，有过一年零三个月的留学的经历。 那年，我已经二十四“公岁”，比刘皇叔渡江去东吴招亲，续弦大龄剩女孙尚香，略小两岁；虽然年近半百，但是，我自豪地说，如果不查我的户籍和身份证，谁也不会相信，我有那么大的年龄。我本人也往往忘记自己的真实年龄，经常混迹青年留学生之中，很不自觉地干一些我那个年龄的人，本该回避的事情，比如，夜登富士山，冬渡东京湾。 我留学那个城市叫船桥，人口只有三十万，里东京约五十华里，是个风景优美、环境清新的滨海小城，曾是东京都达官贵人们消暑度假的夏宫。 据说，当年郭沫若先生曾在这里邂逅一个卖香烟的姑娘，那个漂亮的小女孩儿，立即吸引住风流倜傥的郭先生，使他经常光顾烟摊，以致使她成为郭先生混血儿子的亲妈。 我在日留学期间，住在日本友好人士赤松先生提供的集体宿舍。那是坐落在台地上的白色四层小楼，那个台地叫下见台，那个集体宿舍也因而得名，叫做下见“寮”。在日语中，“寮”就是集体宿舍的意思。 寮里住着四十多名中国留学生，一律男性，不收女眷，不仅不许女性入住，就是女客来访，也严加看管，只许女客进入门口传达室对面会客厅。 传达室窗口端坐着一位身材高大、白发苍苍的老女人，是个既和蔼可亲、又庄重严厉的老太太。她对留学生一向严加管教，决不允许他们放浪形骸走下道，留学生对她既崇敬又惧怕，暗地里称她“我们的可怕老妈”。 一旦有女客来访，这位可怕的老妈就如临大敌，端坐在收发室窗口，目不转睛地注视对面客厅，透过客厅的透明度极好的大扇玻璃窗，监视主宾的一举一动。 客厅里放一张长条桌，桌两侧各放一个座椅，这座椅排放的位置，以及主宾的席位，也是别费心机的。主人背对着收发室，坐在临窗的席位；而客人则在面对收发室的席位，虽然与主人对坐，却不是直线相对，而是错开一段距离，以免访主人的背影，挡住来自收发室窗口的视线，影响可怕老妈重点观察来访女客的面部表情。一旦发现对面主人谈话嬉笑，客人表情淫邪，或者，交谈时间过长，便立即叫停。 寮里最高长官是寮长，这是留学生民主推举产生的。当选的条件是，在日留学时间长，日语说得溜，交接圈子广，人脉关系好，此外，一般是有一定阅历的年长者。 那年，当任的寮长是董春，吉林大学物理系老五届毕业生，是我的校友。我比他年长两岁，加以我又有高级职称，他对我很尊敬，有什么好事都想到我。 所谓“好事”，就是免费的社交活动。那时，每个长期远离故土和亲人的留学生，无论年龄大小和阅历深浅，心情都非常孤寂，为了弱化和消解思亲怀故情绪，都渴望与外界交往。 我去日本留学期间，当任的党中央总书记胡耀邦，曾亲自访问日本，倡导中日青年友好代表团互访，开创了中日关系最好的时期。日本的友好人士和社团，纷纷开展活动，如到小田原乡间旅游，组团攀登富士山，到公民馆参加联谊活动，与朝日文化学院学生座谈，等等。 一天，董春寮长对我说：“老兄，给你个差事儿，去附近公民馆，教一些日本老娘们中文，为期半年！” 我暗自高兴，嘴上却说：“我初来乍到的，你看我行吗？” “行，绝对合适！”他迟疑了一下，说道“说实在的，我确实有点儿担心。那些日本女人，个个眼睛都很毒，中国男人啥样，她们一撘眼就看透。我担心的是，阁下会被日本娘们儿看上了！那可就麻烦啦！” “我说，放心吧，”我突然被自己下面想说的话，激动得呼吸急促、脸色通红，我说：“从大的方面说，咱们是新中国成立以后，第一代留日学者，可以说，咱们是不挂职的外交官，咱们的一言一行、一举一动，都在张扬国家的形象；从小的方面说，我是咱寮里的老大哥，我的一言一行，要给读学位的年轻人，做个榜样啊！” “老兄啊，你越这么说，我就越不放心！”老董莫名其妙的话，很久以后，我才领悟并非莫名其妙。他说：“我说，日本娘们儿眼毒，是说她们很有识人的眼力，像老兄这副斯文的仪表、儒雅的风度，休想逃过她们的法眼！我告诉你一个事儿，你一定感到惊讶，虽然日本女人对日共并没有好感，却很喜欢中共党员！不知她们从哪儿听说的，中共党员个个都是好样的，是中国各行各业中的优秀分子。当然，她们这种好感，并不是出于政治目的，而是基于对人品的判断。你千万可别暴露中共党员的身份！切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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