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人为什么容易相轻？法国文豪之间的互相嫌弃
为什么要写作家的恩怨？因为他们比别人更懂得仇恨。雨果说过：“文学仇恨是最真切的仇恨。政治仇恨简直不值一提。”作家拥有滔滔的文笔，更善于用尖酸刻薄的语言表达各种想法。十九世纪的法国文坛有许多大作家，写出《巴黎圣母院》的维克多·雨果（1802-1885），命名法国文学最高奖“龚古尔文学奖”的龚古尔兄弟（1822-1896、1830-1870），法国现代小说之父巴尔扎克（1799－1850），《包法利夫人》的作者福楼拜（1821-1880），世界三大短篇小说巨匠之一的莫泊桑（1850-1893），法国最知名的女作家乔治·桑（1804-1876），《基督山伯爵》的作者大仲马（1802-1870），自然主义文学创始人左拉（1840-1902）……群星闪耀，经典云集。
九月由北京长江新世纪出版的《法国文人相轻史》是一部讲述法国文人之间错综复杂关系的传记，揭秘了19世纪法国文坛鼎盛时期文人与大作背后的故事。作者遍览并大量征引了法国作家的著作、回忆录、书信、日记等史料，梳理了19世纪法国文人趣史，很多璀璨的世界名著竟是相轻的遗产。这是一本收集十九世纪文豪们互相嫌弃的故事，当花边八卦看也行，当另类文学史看也可，从文豪间的爱恨情仇看上流社会的闹剧。
《法国文人相轻史》原著副书名为“从夏多布里昂到普鲁斯特”，以貌似八卦、实则严肃的态度梳理了法国文人在情场、友谊、流派观点、利益冲突、政治立场等方面的逸闻——梅里美爱上了司汤达的情人“蓝夫人”，龚古尔与左拉因妒生恨，巴尔扎克由于对圣勃夫《情欲》的仇恨写出了《幽谷百合》，左拉写信公开抨击雨果的浪漫主义，龚古尔兄弟公开嘲讽福楼拜，雨果、大仲马、维尼三大浪漫主义剧作家在巴黎戏剧界掀起了一场大对决，夏多布里昂、缪塞无情地阻挠年轻作家的成长，巴尔扎克容忍不了欧仁·苏的小说比自己的畅销，都德安排莫泊桑的戏剧演出结果搞砸了，梅里美与雨果因不同的政治主张展开了激烈探讨……安娜·博凯尔、艾蒂安·克恩是两位法国高等师院文学系高才生，都在大学任教。有滋有味地把我们带到荣耀和尊严的幕后，揭开文人相轻的丑闻。
同一个时期内诞生这么多伟大的作家虽然是件了不起的事情，但相处起来可就没有那么太平了。他们彼此之间不但认识，还有一箩筐的恩怨情仇。“这一点非常要命，因为当时文学圈里的文人们难免抬头不见低头见，想躲都躲不开。大多数作家跟人们想象的不一样，他们不会深居简出，不会蜷缩在象牙塔里著书立说，然后高傲地把作品公之于众。作家首先是社会人。”除少数几个作家，如儒勒·凡尔纳居住在外省，司汤达和后来的兰波隐居于深山幽谷之外，绝大部分作家都生活在巴黎，彼此几乎都有往来。19世纪初期，他们经常出没于固定的几个沙龙。
是人就会有恩怨，这本没什么，但他们是作家呀，作家难免恃才傲物，个性十足。加上这些妙笔生花的大文豪总爱把自己的怨念诉诸笔端，写在日记里、小说里、杂文里甚至报纸上，于是全世界人民都知道了。书中作者忍不住调侃：“面对如此恶毒的攻击，我们不禁会问，为什么会有这么多仇恨？因为仇恨是文人生命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这些作家们参加同一类派对，出席同一个贵族的酒会，在同一个单位工作（不少文豪都是法兰西文学院的院士），在同一家出版社出书，在同一家报纸写专栏，为同一个剧场写剧本，他们之中有些还是天天见面的邻居，不巧还总是会爱上同一个风韵的贵妇或是美貌的话剧演员，不时因浓烈的爱情和占有欲相约决斗。
作家获得的荣誉和他的敌人数量成正比。“我很荣幸成为一个被人嫉恨的人。”年老的雨果在1866年这样写道。文人相轻大半来自嫉妒。原本或许没那么嫉妒，毕竟这些作家写得完全不是一种风格，也没什么竞争关系，嫉妒什么呢？我猜不少是因为周围人有意无意的挑拨。同为圈中人，当另一位作家出了新作受到评论界热评，而你还在瓶颈期苦苦思索却写不出满意的东西，共同的朋友都转身去称赞这位作家了，你的心里又是什么滋味呢？暗自发誓写出更好的文字以“夺回”关注之外，肯定还要酸不溜丢说一句：我看他写得也不怎么样！
正如作者所说，文人之间有一种相互依存的关系，这是亘古不变的铁律。荷马写出《奥德赛》，就是为了超越《伊里亚特》。所谓的好胜心也好，嫉妒心也罢，甚至还有仇恨，无论什么形式，这些都是文学创作的源泉。左拉曾说：“如果说我今天有所成就的话，那是因为我桀骜不驯，胸中有恨。”正是仇恨激励着作家不断追求更高的文学成就，直至成为浩瀚文学天空中璀璨的明星。
作者举了几个小例子：多尔维利是否喜欢雨果略显啰唆的《沉思集》呢？绝不可能。“它简直冗长不堪！”他对左拉的评价又如何呢？“左拉就是大便一样的米开朗琪罗。”如果作家不攻击对手的作品，就会拿对手身上的小缺点取乐。据说梅里美被评价为长着一个张扬的鼻子，“活像狄德罗的首饰”。朱尔·勒纳尔把乔治·桑比喻成“文学界的布列塔尼母牛”。他们就在这样的环境中建立起联系，学会相互记恨，形成不同派别，还装模作样地彼此交换作品。“我们把作品寄给自己鄙视的人。”雷米·德·古尔蒙这样说道。简而言之，他们相互窥伺，彼此嫉妒。
不和的另一个重要原因当然就是爱情了。爱情是在文人之间引起无休无止的怨恨的源泉之一。在19世纪，作家们的爱情（当然也包括作家和妻子之间的感情）并非个人私事。作家之间彼此熟知，在他们的小圈子里，没有什么事能长期保密。作者讲了法国浪漫主义诗人维尼、知名女演员多瓦尔、大仲马、乔治·桑、现实主义作家梅里美等之间的多角恋，其故事精彩程度，放在今天能拍一部一百多集的八点档言情剧。那些在文坛上被奉为圣人的作家们因为追女人和抢女人闹得不可开交：维尼和大仲马都爱上多瓦尔，排练时，维尼经常满怀狐疑地出现在现场，他要监视多瓦尔，也要监视大仲马，大仲马还虚情假意地请维尼吃饭。而乔治·桑和多瓦尔又有着说不清道不明的关系，而且乔治·桑在多瓦尔面前说话总是毫无遮掩，所以直白地告诉她：“我昨天和梅里美共度了一夜”，尽管多瓦尔保证不会说出去，但还是没能管住自己的嘴，然后很自然地，大仲马也知道了这件事，而他也不是个守口如瓶的人，很快作家圈子就都知道这件事了。难怪当多瓦尔在雨果的《玛丽昂·德·洛尔姆》剧中高喊“你的爱让我守身如玉”时，剧场里笑声一片……
作家们不和的原因还有很多，比如老一辈作家很难容忍比自己年轻的作家，新一代作家对老一代不屑一顾，他们互相攻击对方是“老狮子”和“狼崽子”。1879年4月，雨果在《晓月报》上看到一幅有趣的漫画：左拉正使劲想把雨果的塑像从底座上移开，但怎么也移不动。漫画的标题叫“左拉先生正在徒劳地干什么”，想必此时年迈的雨果心情一定很复杂。
挣钱多少也能成为产生嫌隙的理由。福楼拜虽在前半生过着悠闲的生活，却信誓旦旦地告诉柯莱自己手头没什么钱。但其他作家们看来，福楼拜声称自己不太在乎是否成功，肯定是因为本身已经很富有。1857年《包法利夫人》事件掀起不小的波澜，无形中给福楼拜提升了不少名气。他对外放风说出版商给他3万法郎。实际上他只得到1万法郎。没过多久，他的谎言被圈子里的人揭穿，龚古尔兄弟就公开对此进行了嘲讽。
除了当面讽刺、背地里说坏话、在小说里把自己生活中遇见的另一位作家“编排”进去，还怕读者看不出这“夹杂着一丝虚伪的、含沙射影式的语言攻击”，作家们更喜欢借助公共媒体展开论战，丝毫不怕将矛盾公开化。作者分析，这可能是由于发表论战文章不仅花费精力少，而且还能带来经济收入，报纸杂志就成为作家们进行较量的首选舞台。作者不禁感叹：是啊，连面都不用见，攻击起来还会有什么顾忌呢？
文人相轻，文人相虐 。 都是一帮充满幻想，却难以满意的抱怨分子。 他们只剩下语言，可以供他们驱使。 当然会充分运用。尖酸刻薄，挖苦讽刺，穷极想象地编排别人。 好像天底下，只有自己才是最棒的。
犹如一个将军，可以驱使万千文字精灵，听我指挥，为我所用。
页:
[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