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悦然：青年与文学永远在奖之前
经历了漫长的蛰伏与跋涉，年少成名的张悦然终于从“新概念”、“青春文学”、“80后”、“美女作家”的标签中突围，作为“张悦然”被重新指认。相比于二十来岁时“一年出版四部作品”的高产，她如今的书写可谓“缓慢”，十年不过一部《茧》、一册《我循着火光而来》。但与这种“缓慢”相对的，是思考的迅疾，“有时甚至来不及写完一个短篇小说”。
无论是最初对孤独和爱情的描摹，还是后来对历史与父辈的抚触、对阶级与社会的刻画，她真正关心的，始终是“受困的人心”。所以她永远站在自己的主人公一边，在对他们倾注爱和同情的同时，也折磨他们、和他们一起承受痛苦，做一个“感同身受的见证者”。
就像玩俄罗斯方块时，屏幕总有被砖块填满的一刻，但终归还有墙壁倏然下落，豁然开朗。在张悦然的笔下，哪怕微茫的希望总免不了被再次褫夺，主人公却依然循着火光，向死而生。“我相信一切都还不晚，所以我应该也是一个乐观主义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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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对事物的看法不断改变，有时迅疾得甚至来不及写完一个短篇”
文学奖：《我循着火光而来》的时间跨度有十年，可以视作你在这段时间创作实践的样本。这期间发生了很多变化，作为写作者，会不会突然发现迎来了新的命题，之前的一些思考已失效？这种变化之下，你对文学的理解有什么改变，又是如何反映在创作里的？
张悦然：这十年对我来说，是漫长的跋涉，也是静谧的蛰伏。随着在北京安顿下来，生活渐渐有了固定的形状，最初的那个写作时期也结束了。我对曾经感兴趣的事物厌倦，对从前隔绝在外面的世界产生了兴趣。我写得很慢，却想得很多，对事物的看法不断在改变，有时迅疾得甚至来不及写完一个短篇小说。
写于2010年的《家》和写于2017年的《天鹅旅馆》，都是关于保姆的故事，后者是前者的延伸，主人公从被启蒙到承担起责任。从另一个方面来说，《家》的背景是汶川地震，作为当时的一名志愿者，我从离开汶川的那天就开始思考，志愿者因为精神空虚，试图在重大灾难中完成自救的问题。
那次经历对我来说，是一个转折点，我看到的人，不再是那么孤立和隔绝的。到了《天鹅旅馆》，涉及到的社会问题有所变化，比如阶层差异的固化、贪腐官员的落马，但是我真正关心的事物没有改变，那就是受困的人心。
文学奖：《火光》这本集子，游移于富人迷宫般的别墅和画家透风的工作室之间，温柔的忍辱负重者和决绝的个人奋斗者之间，场景转换是很明显的，那写作者本身是站在什么位置来书写的呢？她是有立场的吗？
张悦然：我永远站在我的主人公一边，不管他们多么可恶，多么懦弱，我都会对他们倾注爱和同情。我折磨他们，我也在和他们一起承受痛苦。但是就像我们在现实生活中，会听到不同的声音，遭遇价值观的冲突，这会带给我们省察和思考。
所以在小说里，我也不会关闭这些声音，而是把它们放进来，让它们去撞击主人公的内心。在《茧》里，我写了一个人物叫唐晖，在他离开女主人公的时候，对她有一番颇为有力的诘难，指责她钻进父辈的历史里其实是对现实的无力和逃避。这段话出现在很多评论文章里，因为这个人物所站的地方，正是那些清醒、理智的读者所站的地方。
他们在忍耐了几百页主人公的分裂和扭曲之后，终于来到了这么一小块正常的甲板上。那个正确的声音，在整部小说里显得振聋发聩，会赢得很多支持者，但是我依然站在错误的主人公一边。小说不为那些正确的人而做，它本身就是关于罪和错的。
文学奖：很多篇目都故意做了一些“给人希望又毁灭”的事。为什么会做这样的设置？您是一个悲观主义者吗？
张悦然：在现实生活中，我倾向于把期望降到最低，因为期望越大，失望越大。我不太允许自己陷入那种巨大的失望，因为那会让我怀疑自己对事物的判断，进而否定整个自己。
在我看来，无论因为什么而感到失望，都不应当迁怒于他人，因为那是自己一个人的事。是自己预支了希望和憧憬所带来的喜悦，有点像使用信用卡挥霍一番，就得承担还账时的痛苦。
但是生活是无常的，谁也不能避免失望的存在。而我们得承认，“失望”是一位很好的老师。它让我们看清世界和周围的人，也让我们看清自己。在那些小说里，“失望”正是扮演着这样的角色，主人公置身于困境之中，重新打量世界，获得了全新的认识。毕竟，一切都还不晚。嗯，我相信一切都还不晚，所以我应该也是一个乐观主义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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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没有一种生活是百分之百‘真实’的，就算有，也一定比‘虚假’更恐怖”
文学奖：“吹吹尺八，学学茶道，看看书和展览，你以为这就是生活了吗？你根本不知道外面是什么样。” （《我循着火光而来》）一个高校里的写作者，也往往被人认为是象牙塔里的人。您是从哪里获取的对别人的“生活”、对“外面是什么样”的了解的？
张悦然：作家无论身处什么位置，他直接了解的都只可能是一小部分人的生活。独特的一手经验可以造就出色的作品，比如格林厄姆•格林和勒卡雷早年的间谍生活。但是对更多的作家来说，写作不可能只来源于一手经验。
了解“别人的生活”所凭靠的是作家的理解力和感知力，同时还需要一定的个人生活经验。从早年小说到《我循着火光而来》，可以感觉到现实的质感在变得更强，我想这主要仰赖时间。时间是作家的朋友。
文学奖：《大乔小乔》里的阶级隔离、生育、婚姻等问题，现在看来可能比当年都更有现实意义。你会怎么理解这种“现实意义”？对于一个作家来说，作品与社会痛点的紧密结合，是文学的成就还是挫败？怎么把握“现实主义”与“现实”之间的度？
张悦然：小说涉及到社会问题，是很自然的事，但并非必须，它既不是成就也不是挫败。所有题材的问题，都并不决定文学品质的高下。现实如何进入小说，是审美的问题，也是看待事物角度的问题，说到底还是作家理解世界的方式所决定的。对我个人来说，我必须在现实里找到情感的支点，才能获得阐释它的权利。作家不是新闻观察员，也不是法官，他只是一个感同身受的见证者。
文学奖：《火光》中反复提到“虚假”：“世界本来就是虚假的”；“对现在所身处的虚假生活供认不讳”；“做爱也没什么意思，做来做去，的确多数都是虚假的”……描摹出了一种自我和生活之间的隔阂状态，似乎人物普遍丧失了感知真实的能力。怎么理解这种“虚假”？我们应该追求的是怎样的“真实”？
张悦然：生活中总有一些虚假的东西。虚假的表达，虚假的举动，它们有可能是社会得以运行的润滑剂。在那些小说里，那些失去感知真实能力的人物突然从“虚假”中惊醒了，决意追求一份“真实”，但这份“真实”是否是他们能够承担的重量呢，它有可能是毁灭性的。
没有一种生活是百分之百真实的，就算有，它也一定比“虚假”更恐怖。如果说对“虚假”的接纳是一种社会性的产物，那么对“真实”的追求就是一种未泯的天性。二者的角力和搏斗，是那些小说人物所承受的痛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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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前的小说里，人物是封闭的器皿；现在，那些人物是广口瓶”
文学奖：您之前说自己的文学标准是由私人的阅读史构建的，可不可以展开聊一下，究竟是哪些作家形塑了您对文学的审美和判断？
张悦然：我有一个很长而且总会有出入的阅读清单，可能包括伍尔夫、纳博科夫、尤瑟纳尔、托尼•莫里森、安吉拉•卡特、塞林格、奥康纳、理查德•耶茨、弗兰岑、珍妮弗•伊根、波拉尼奥等。我曾经或正在为他们着迷，他们影响着我的审美，改变着我对文学的理解。
文学奖：之前有评论家谈《茧》的时候说，“一个人其实是带着他的过往到世界上来的，有一段历史是没有办法绕过的”。从更广义的写作看，这个“过往”对你来说是什么呢？可能不只是历史、父辈或者个人经验，似乎有一种更广阔的东西，不断地成为你写作的质料。
张悦然：在《茧》里面，两个主人公大雪夜交谈了一个夜晚，他们不仅是他们自己，还是那些塑造、影响他们的历史，追溯到1990年代、1980年代、1960年代，甚至1930年代，但那些历史是落在个人肩上的尘埃，是打在个人脸上的一道光。
在从前的小说里，人物是封闭的器皿，一切化学反应仰赖他内部的空气，但是现在，那些人物是广口瓶，他们和历史，和更广阔的空气发生着化学反应。
文学奖：你似乎对两个女性之间的关系尤其着迷，近年来，这种关系也越发为人所关注，国内有《七月与安生》的热播，《大乔小乔》电影版也正在制作，还有那不勒斯四部曲在全球的风靡。您觉得这种关注从何而来？
张悦然：在最近的一次采访中，采访者提到，《樱桃之远》中两个紧密相连的女孩和《大乔小乔》里的姐妹构成一种呼应，也是一种延续。《樱桃之远》是我的第一部长篇小说，现在已经想不起当时为什么会选择这个主题，但是作家最初的小说里，一定包含着他人生中最重要的秘密。
“双生”的主题背后，可能隐藏着我渴望寻求依靠的天性，因此期盼能有一种更深、更确凿的生命连接，也包含着我对自己的不满，我希望我成为“另一个我”，或者说希望有“另一个我”来添补我的残缺。
文学奖：王德威老师这两年出版了一本《华夷风》，提出了“华语语系文学”的概念。你有在新加坡的求学经验，《誓鸟》的背景也是在南洋，是不是早在十几年前，就对海外华语文学有了自觉的关注？你是如何看待和理解这种离散的华语的？
张悦然：在新加坡读书那几年，“华”比“中国”使用得更多，新加坡的中国留学生有一个网站，生活指南、学习交友、租房找工作，一切问题都能在那个网站上解决。那个网站叫“华新网”。
我也是“华新网”的一员，也是海外华人的一员。因为切身的处境和当时的立足点，在那个时期，我对新加坡和马来西亚的文学，也包括更大范围的海外华语文学有了一些了解。
我觉得“华语语系文学”的提法很有必要，因为仅就新加坡而言，就有很多华文创作者，他们缺乏更广泛的读者和认同。但是我也必须承认，他们所使用的汉语，所秉持的小说理念，所书写的主题，都和大陆作家有很大的区别。所有使用大陆作家的评价体系来谈论他们的作品，是不合适的。应该建立一个更宽广的评价体系，才能将他们的声音纳入其中。
文学奖：《鲤》已经做了十年了。现在又在肉眼可见地做一些创新，比如今年进行的“匿名作家计划”的文学竞赛。回头看来，这十年里有什么是一以贯之的？想挖掘和鼓励是是什么样的作者？作为杂志的主编，你觉得这些年来文学的生态发生了怎样的变化？
张悦然：《鲤》一直致力于寻找和支持给文学注入新鲜活力的年轻作者。十年之中，很多独立的文学刊物纷纷停刊，留给这类文学杂志的生存空间变得越来越小，留给文学的领地也在不断缩小。
在这样的潮流下，《鲤》可以说是逆势而为，顽强坚持。也许这种坚持不过是徒劳，就像俄罗斯方块的游戏，最后终会结束于砖块填满屏幕。但是，当砖块被放在恰当的位置，垒高的墙壁倏然落下去，面前豁然开朗的感觉真的很棒。那就是一次短暂的新生。我们都很享受这种成就感，会竭尽所能让这本杂志坚守领地并焕发新生。
入围决选名单的五位青年小说家：双雪涛、王占黑、阿乙、张悦然、沈大成，乃是五位风格迥异的写作者，在某种程度上，也是我们时代青年小说家的代表。因此，文学奖委员会近期组织了对五位青年作家的访谈，希望能在短名单的群像之余，呈现这些优秀的青年小说家各自的面貌。
正如宝珀•理想国青年文学奖所揭示的那样：“青年”与“文学”，永远在“奖”之前。来源：理想国imaginis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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