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依：“90后”写作如何敞开？
引 言拙作《“90后”的新媒体文学生活》（《山花》2017年第1期）曾指出“90后”的文学生活既是文学体验与认知，又是并不全由文学引发的活动状况，其写作一方面受主流文学期刊关注，另一方面则以声像形式的新媒体和网络等亚文化方式输出，“90后”作家由此延伸了作为文化体验的多维文学生活新状态。事实上，略先于《人民文学》《作品》《青年文学》《西部》《芙蓉》《上海文学》《大家》《天涯》等主流文学期刊以“栏目”“专辑”“论坛”等方式对“90后”作家作品进行持续的大力推介，“90后”作家的自发性写作最初集中于豆瓣、微博、微信公众号、文创类APP等网络新媒体上的发布与圈粉，而随后与文学期刊和图书出版的交互则使其获得了文学新质生长的契机，逐渐成长为日益醒目的文坛新力量。如此背景下，学界对“90后”作家作品的关注，便天然地意欲在发生学和文学史的意义上进行追问。
事实上，这支新晋作家队伍沿袭了此前一代青年作家的后现代主义思潮，写作中不乏奇特的感觉结构和多元的现代性经验，而作品的美学风貌在整体上呈现出社会自现代主义向后现代主义的转型，同时试图以世代的角度勾勒其间的人、生活及之与精神层面的复杂关系。这标志着“90后”作家初登场则以对现代性转变的积极介入而葆有文学的严肃意味，但也昭示了从自我经验（直接经验和间接经验）进行写作的局限——关于自身现代生活焦虑感和深层精神危机等困境的聚焦难免造成“90后”作家群写作趋向上的重复，而基于这种一致性趋向的各类文体创作尽管有意识地通过陌生化、模糊性的个性表达力证审美意涵的独特，但也由此引发一些文体上的焦虑——我们期望看到的是不断生成的文学可能及其自身对此可能性的一再超越，并且在文学史和思想史的双重向度上加以确认。
经验写作：意味与超越
一代写作者的文学共同体，并不能以生物学意义上的“90后”作一刀切，“90后”作家的命名虽为文学界及文学市场提供着切实的便利，还应在文学研究里保持一种名副其实。因此本文指称的“90后”作家，包括出生在1990年1月1日00：00略前、1999年12月31日24：00略后、在写作风貌上与出生在这两个时间点之间的作家趋向一致的“泛90后”作家。
在对“90后”作家的小说创作进行整体性探究时，我们不难从中发现良好的文学自我修养和对个体切身经验与青春成长印记的深度挖掘，以及叩问世界真相的鲜明主旨和文本在叙事上的开放性及不确定性等特质，这些与此前一代作家的最初写作并无二致。只是“90后”一代，个人的具体经验更为异质与区隔，不一而足的文学表达虽还未有撑起宏大叙事的典范，却也因文体、叙事、结构、修辞、输出等方面的不同选择而颇有新意，例如直陈现实、历史并重组经验（庞羽、徐畅、宋阿曼、李君威），复杂意象中隐蔽的意识流（李唐）及其与幻想叙事的融合（索耳），连缀成篇的结构与非虚构质素（周朝军、郑在欢），反讽的腔调和明确的旨趣（大头马），类型化等元素在严肃文学领域的介入（路魆）等等，由经验写作发酵而来的众声喧哗并未将文学指向一种只属于年轻人的窄化，大众反而得以在层出不穷的阅读选择和更为切肤的审美意义上建构起自身对文学的独自理解。
不同于早前一代青年作家小说里对现代性的关注，“90后”作家在对都市景观、大众消费文化、媒体资讯、商品经济等生活区块和价值体系作文学呈现时已不作“是什么”的情境描写，有关城乡关系的表达也已在庞大的文化网络视域中逐渐脱离一种标准化的矛盾呈现。“90后”作家在美学意识、创作技艺、价值判断、理论视野上超越了短暂的现象性察验而更早地关心起一种“退却”与“回归”——经济的、社会的、历史的、人文的、经验的沉积不断向内转，即便有大写意中的失语现象与虚无感，青年一代内在的那个“我”正在实现着自我的发现、觉醒和重塑——通过回答他者的疑问，“90后”作家正直面自己的人生，这不单是文学的主题，也将会是现代人不可回避的人生话题。我们似乎没有必要现在就来探讨由经验产生的叙事性破碎和历史感缺席，这与新一代作家刚刚起步的人生阅历和文学成长密不可分，正如鲁迅先生《狂人日记》里那个具有现代意识的个人，人物的内心生活、幻想和梦呓都是现代意识对历史的重释和自我省悟，而即便熟悉场景里的象征意义尚未完全开掘，某种时代与文学的默契也已在确实地形成并日趋稳固。
“90后”作家在小说的世情画卷里已形成层次丰富的写作新质，虚构与想象、叙事装置与情节仪式、空间理论与时空体、身份认同与情感焦虑，以及部分作品致敬历史并从文献资料考镜源流等等，青年一代以普遍灵动的语言能力结构出作品内部精神的宏阔和作家情感表达的细微。具体到更易捕捉的空间体验和由此延伸出的经验与想象，其书写既是个人地理的文学投射，又可通过幻想叙事架构作者明确的主张，王占黑的上海弄堂和街区游走，大头马的文学竞赛试验场，李唐既现实主义又先锋情结的“巴别塔”和“天鹅绒小镇”，王苏辛、郑在欢既隐又显的驻马店，班宇的沈阳铁西区，甄明哲的京城内外，马晓康的墨尔本，宋阿曼故事场景里的密闭性，徐衎叙事和结构上的虚实转换，等等，与作家经验浑然一体的叙事及意义空间，尽善尽美地实现着作家独特的世代经验和美学主张，他们从宏大的题材回归个体的、微小的生活体验和成长经验，并擅长以成长和现代化之碰撞来叙述他们各自的后现代思考与经验。
这当然也引发有待进一步超越的文学命题：虽然“90后”作家的写作各不相同，在代际内部具有相当的异质性和风格化，但我们在集中读某一位作家的作品（尤其是中短篇小说集）时，难免会发现这一作家的作品存在着外向于读者的巨大重复性，这种重复性既是经验上的也是叙述上的，文学的原创性与丰富性被逐一遮蔽。文学虽是个人化的，但倘若作品仅停留于悱恻的情绪、趣味以及事无巨细层面上的灵活，更高远、辽阔的眼界和心胸以及这背后所隐藏的一代作家的文学观与思想性便不能实现真正意义上的新生。
重建传统：诗心与尊严
如果说“90后”作家的小说在以结构为代表的诸多文本层面对时间和历史尚且缺乏有效的介入，个人与国家、欲望与社会、情与思、善与恶的历史观尚未获得新的重建，那么与之有关的重要方面——文化经验里的后现代属性及其生活情态在整体上的片段化、日常化和物质化，以及伴随传统和现代、个人和集体、本土和外乡分裂而来的主体的中心性，则在诗歌文体中率先找寻到一种特殊性与普遍性的统一。例如，陈翔、黄建东、丁鹏、白天伟、陈景涛、楚茗、姜巫、金小杰、李田田、午言、杨泽西、张晚禾、丁薇、宫池、康承佳、康苏埃拉、蓝格子、康宇辰、如妍、若颜、玉珍等“90后”诗人，各自以语言、结构、知识性、眼界、精神向度等方面的尝试展现了诗心与诗歌的新风貌。
在代承文学尊严的问题上，我们总是愿意提及诗歌，文学与时代的紧密性正体现在文学总是自觉地对时代给出的问题作恰如其分的回应，而外部的浓烈也总会成就内心与诗意的柔顺。捍卫诗歌传统的意义已经超越文体本身，诗及诗意作为一代写作者的整体精神氛围，其内质的新、词与物关系的重构、想象方式与修辞经验等文本质素的超越性，关涉人与世界的复杂对话与隐秘亲缘。“90后”诗人的创作中已有丰富的知识储备、阅读经验、修辞方法、语言技术，在创作上同样专注于自我经验，强烈的自我诉求成为一种蔚然成风的诗歌新景观。与同代人的小说创作类似，“90后”诗人的诗歌里尚未有代表性的大诗、史诗、抒情诗、叙事诗等出现，其创作却因诗歌文体自身的特点走向了与小说相反的接受效果，个性化、风格化、多元化的诗歌风貌，以及相当一部分作品里的虚无化倾向和不及物式的修辞表达，凭借言不尽意、羚羊挂角的诗意整体性显示出作者文本驾驭能力的成熟。我们不难从“90后”诗人的创作中觉察物质生活和精神情感上的纷繁，直接透明的反应关系和缠绕隐秘的关联间，抽象的抒情和崇高的诗意正寻求由经验与超验、智性与直觉、抒情与叙事延伸出的综合性表达。
尽管个体写作资源在今天具有空前的异质性与复杂性，各不相同又相互交叠的生活镜像、生命体验、情感伦理与诗学观念在创作实践中生成不同诗人的不同表达，其创作才华不容小觑。但值得强调的是，这些表达仍属于诗歌内部，诗歌表达无论以多么新的方式（文本形态、语言、意象、风格、立意等）结构，脱离好诗的标准去说好，脱离诗歌的文体传统去认可，几乎是不可能的事。此外，诗歌尤其不能回避诗人的存在，这种存在感不仅意味着人是存在者，更意味着人这种存在者对“存在”本身的珍重、思考和追问。看不到个体生命状态的诗缺乏气息，对诗歌气息的要求蕴含人的生命意识与感知力，此即人之为人的尊严所在，更是建立诗性精神和思想深度的必须。
当下，一些青年诗人放弃了诗歌的文体尊严及其文体精神的完成性，不去写有难度的具有生命状态的诗，转而去写一种虽以零星诗意立意却在实践上得来容易的截句，或者以一种日常之诗滥用抒情传统，看似突显的词源力量和词物历史关系实际直戳作者个性和自我的庸常，这些分行文字里个体生命和精神力量的缺席，表明当下诗学建构尚未健全，也不禁让人警惕一种正悄然生成的不纯粹。孔子说“始可与言诗已矣，告诸往而知来者”，言诗的敬畏之心、素朴之心和肃穆庄重感，在当下有待凝望和辨别。
我们也期待从青年一代诗歌创作的生命力、阐释力和持续性中看到一种古典文体传统的转换性出场：尽管中国文学的诸多传统经历了无数变异，其作为一种精神结构的方法在中国整体的文学连续性上仍是一种不言自明的存在，回到自身的文化传统寻求主体性表述，将其涵义不断扩大，进行更开放的整理并因之构建观照世界的基本方式，也是一种尝试构建独特主体性内涵的诗歌实践。
文体界限：成长与自觉
“90后”作家群里既写小说又写诗歌者不在少数，我们从小说的叙事腔调中感受到诗意的贯彻，又在诗歌分行里领悟一种观照性的主张。这种文体之间的可通约性在其散文创作里更为清晰，随之而来的是文体界限的进一步模糊。“90后”作家已初具成为作家的思维能力和敏锐度，他们有人对某种形散神不散式的生活抱以生命写作的赤诚，直陈要打破小说和散文文体界限的野心，这不仅指写作方法上的相互渗透和经验上的共享。尽管他们有时候也失之精准、通畅，但已通过丰富的创作实践标识他们认同的散文魅力：以对世情风景的描摹把握时间流转与空间位移之下的细微与宏大，由对一事一物的态度看法渗透理解世界的深层方式，在现实来源的根基里拓展书写与想象的空间，把自身成长经验重构为地理学和精神学的意义符号——精神的探索、心灵的跋涉、情感文化与身份认同——所思所想已指向散文创作的重要关节。
真实而自然地呈现——已有不少“90后”作家的小说被归入“非虚构”和“纪实散文”类，散文随笔却又被视作由某种叙事的虚构主导而来的创作。这当然有好的一面，自由的甚至是超文本的语言，在文本形态、情感精神、思维理性等层面昭示了汉语言的可能性。与诗歌一致，中国散文史上颇具影响力的“史传”文脉及“诗性”抒情偏好同样使意象和场景在散文创作中具有重要意义。“90后”散文家以意象的隐喻、象征作用铺设层次丰富的场景，文本感觉式的审美意境看似欠缺结构和章法，却以贯通的情绪延展出言说方式在整体上的统一，由此传达出个人的独到眼光和心语，独立的生命和意志以及物物、物我之间的互动与对话，无不在现象学式的书写和审视中回归朴素的哲思凝构。
好作品层出不穷，“好”对应一种敞开性，这既是精神内涵的开放性，也是汉语言的积淀与潜能。于是焦虑随之而来，情感、立场、方法一旦被捕捉归纳，便会逐步放大成一种规律性的笼罩，否定它新生的力量。“90后”作家的散文话语试图拒斥大众性并力求个性色彩的显现，有突破语言常态并竭力呈现朦胧下的浑然者，从而明确语言修辞对于散文活力的偏重；有全力打造意象的丰富、立体和奇异者，对表意空间的阻断构成片断化、碎片式的抒情与私语；有提供多维重叠的场景体验者，年轻人的生活经验融会个性化的思维模式，题材、视野、情感表达等都呈现出新的风貌。而悖谬正在于，这些评价也适用于同代作者的诗歌和小说创作，多少道出文体界限上的模糊。当然，这也可能是一次更新，尽管伴随着不同程度的焦虑。
这种焦虑甚至也与中学语文教育相关。事实上，高中语文教材的主导文体是散文，其中中国现当代散文占大多数篇目，而在语文教育的阅读鉴赏实践中，诗歌、散文、小说等文学体裁的基本特征及其主要表现手法尚不透彻。而没有明确的文体意识和文体自觉的创作，自然会在文体界限上产生徘徊。
再有，“90后”作家创作勤奋，笔下的感觉纷至沓来，也会暴露一些综合修养上的不足。以散文中的人物书写为例，不少作家并未将其与小说中的人物塑造区别开，经由自我记忆发散开来的想象、再发现和再认识，并不完全等同于虚构下的重述。这当然与“90后”作家的写作刚刚发生且他们依然处于青春与成长的关键期有关，散文创作更需要作家拥有成熟的心智和完备的理性，并由此抵达通达的克制和视角的开阔，同时以此观照语言的飞升与细节的轻灵。
“90后”作家敢于说“不”，而当“不”被充分表达和瞩目，便应在成长中沉下心来，迎接并确立对“是”的一面的自觉。正如不知晓天道物性就写不好“人”，缺乏对文学、文体理性的自觉，谦卑、包容、悲悯、旷达的作家胸怀便无处安放。唐宋以降，散文的文体界限虽不固定，在创作中有了一定的弹性限度，但其对思想性、叙事性、审美性的文学要求和相对稳定的文体规范是确实存在的，文体的形式底线再敞开，也不是无限的泛化。散文如此，诗歌、小说以及其他的文学体裁创作，亦是如此。 来源：《青年作家》 | 赵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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