诺贝尔文学奖后，我们出了多少鲍勃·迪伦的书？
因为MeToo运动，今年的诺贝尔文学奖停颁了，文学界、出版界因此少了一个年度话题。不然，每年诺奖得主的作品，总能引发一阵出版热，比如前两年的得主鲍勃·迪伦。不经意间，鲍勃·迪伦获得诺贝尔文学奖已两年。彼时，这位名满世界的民谣艺术家获得文学界殊荣，引发不少网友热议。诺贝尔文学奖带来的社会热度，加之中国歌迷的迪伦情结，一时间，关于鲍勃·迪伦的作品纷纷问世。近两年来，关于鲍勃·迪伦的多本传记、回忆录被引进、再版，迪伦的传奇生涯又一次次地受到文字的回望。今天，我们一起看看出版社为迪伦出了哪些书？这些纷繁作品中，又有什么特点？
【美】鲍勃·迪伦/著 徐振锋、吴宏凯/译，河南大学出版社 2017年2月
迪伦眼中的迪伦：《编年史》
要想了解鲍勃·迪伦数十年来的心迹，不可避免要读《编年史》。这是他生平迄今唯一一本自传，向世人讲述他所经历的种种决定性时刻，以及在民谣路上遇见的前辈和同道如何影响他的创作理念。
与其说是“编年史”，不妨看作“地区史”，一系列地名标记着迪伦人生重大时刻。他在明尼苏达州德卢斯出生，此地临着苏必利尔湖，地势倾斜，暴风雨到来时，“狂风在无情地咆哮，掀起十英尺高的骇人巨浪”。他在“高雅的、老式的”新奥尔良录制多张唱片，这里随处可见墓地和宗教仪式，在迪伦看来，“这个城市就是一首长诗……慢性的精神忧郁症到处弥漫”。当然，还有拥有“Café Wha?”酒吧、“煤气灯”咖啡馆和种种反文化元素的、杂乱的纽约……
迪伦对修饰语、形容词的绝佳掌控在《编年史》中展露无遗，这从他对每个人物精准的描述就可以看出。初见民歌手麦克·西格，迪伦说：“他像是个公爵，一个游侠骑士……他能在德拉库拉的黑色心脏上插上木桩。”与U2乐队的波诺共进晚餐，迪伦形容：“他就像老电影中的那些男人，比如一个赤手空拳揍一只老鼠，然后强迫它忏悔的人。”而他认为好友约翰尼·卡什“像一个住在洞穴里的人。他听上去仿佛在大火的边缘，或者是陷在大雪里，要不就是在鬼魅的森林中，有着意识清醒、显而易见的冷静力量，全速前进，充满威胁”。
【美】苏西·罗托洛/著 陈震/译，光明日报出版社 2017年11月
女友眼中的迪伦：《放任自流的时光》
《放任自流的时光》是苏茜·罗托洛的回忆录。热爱诗歌、绘画、戏剧的苏茜感受力敏锐细腻，在各类关于迪伦的书籍中，她清一色地被称作“鲍勃·迪伦的缪斯”。她出身工人家庭、曾经投身民权运动，她的经历也影响了迪伦的政治理念。然而，苏茜想摆脱这些附加的虚名，整本回忆录正致力于此，回归个人生命，拒绝仅以“鲍勃·迪伦的女友”这一身份出现在世人面前。
在苏茜的描述中，鲍勃·迪伦的第二张专辑《放任自流的鲍勃·迪伦》唱出一代青年的反叛语言：“它为底层人民发声，吼出了时代的愤怒，有着强烈的批评精神。它的音乐表达形式是民谣，但它绝对摇滚。”时值1960年代，冷战、核危机、民权运动、反越战，外部的冲突也在涤荡美国青年的思想。青年人为自己的信仰而活，于是，苏茜写下：“我们真的相信自己可以改变世界，并且我们真的做到了。”
值得一提的是，苏茜语言平实，不是那种留心于修辞的写作者，但某些语句却异常冷峻有力，比如：“在我孤寂的内心深处，有一种东西与我遥遥呼应。最终，时代的车轮碾过，载着它们来到了我的身边。”作为工人阶级子女，她也讽刺部分左翼青年的伪善，认为他们来自中产家庭，精通商业逻辑，却自诩“无产者”，假装理解底层的心声。去除矫饰，追求真实，忠于自我，这是苏茜的人生信条，而迪伦在他的生涯中也是这么实践的。
2011年，苏茜在曼哈顿家中因病逝世，四十余年来拒绝一切采访，终成《放任自流的时光》，她旁观了迪伦最重要的生命片段，但不是迪伦吉他上的一根琴弦。她只是她自己。
【美】格雷尔·马库斯/著 董楠/译，上海译文出版社 2018年8月
乐评人眼中的迪伦：《地下鲍勃·迪伦与老美国》
（民谣复兴运动）对整个民谣文化提出了罗曼蒂克的要求——它要求民谣文化诉诸口述，由即时性、尊重传统、使用地道的语言、有公共性，是一种有个性的文化，反映权利与义务，乃至信仰，它反对中间派、专家、没有人情味，它反对技术官僚文化，也就是那种关于类型、功能、工作与目标的文化。
著名乐评人格雷尔·马库斯如此描绘迪伦所处的时代，即“民谣复兴运动”。书中，马库斯除却对谱曲、作词等创作细节的描述外，还关注迪伦艺术理念的流变，包括他一直以来对自身“标签”的轻视与反抗。“迪伦放弃了将生活等同于艺术的观念，只是服从内心音乐的指引，这时他所放弃的不仅仅是一个哲学命题，也等于是放弃了一整套信仰与公理的体系与情结，而很多人正是依赖这套体系判断是非好坏。”他对迪伦的艺术家身份判断十分精到：“作为艺术家，他风趣、粗暴、带有预言色彩、充满攻击性、可怕、难以捉摸；而深入这些特质，你可以听到谨慎、狡猾、沉思，以及保持领先一步，保持控制的欲望。”
马库斯的乐评文字想象力充沛，偏个人阐发，有时略显散漫而无边际，有牵强附会之嫌，常常提一些“民谣如何反映美国从何处来、将往何处去”一类的大问题。或许因为这片土地的种种机理太过复杂，民谣又寻求着将它们全部吟唱出来的野心，落笔时难免有力不从心处。
【美】肖恩·威伦茨/著 刘怀昭/译，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 2018年6月
教授眼中的迪伦：《鲍勃·迪伦与美国时代》
肖恩·威伦茨是普林斯顿大学美国史教授，因而这本《鲍勃·迪伦与美国时代》在追溯迪伦的每张专辑、每场演唱会时，多了几分学术分析的色彩。
迪伦的词作离不开工人阶级左翼思潮，肖恩·威伦茨将目光投诸工会组织“人民阵线”和活跃于二十世纪三四十年代的叛逆歌手阿隆·卡普兰。卡普兰的一系列歌曲，如《普通人的号角》（Fanfare of the Common Man）、《阿巴拉契亚之春》（Appalachian Spring），关注乡野间的普通人和最质朴的原乡。但是，当他与激进共产主义组织深入接触联系后，一些理念冲突也不可避免地产生，这致使他中年时与亲共左翼决裂。
在肖恩·威伦茨看来，卡普兰和迪伦之间：
尽管他们之间年龄相差40岁，但卡普兰和迪伦都是立陶宛犹太移民的后代。两人都着迷于‘比利小子’这样的底层人物和不法分子的传奇故事，以及他们各自时代的纽约音乐版图上那些年轻的左翼音乐圈。二人都深深地吸收了美国过往的流行音乐（尤其是对西南部的民谣及神话特别感兴趣），并将其转化为他们的艺术……他的管弦乐作品与迪伦的歌曲都提出了有关音乐与政治、简单与困难、妥协与天才、爱与偷窃等同样的谜题。
在威伦茨的介绍中，迪伦深受“垮掉派”影响，此派蔑视传统，放荡不羁，追求纯粹的身心自由，他们的生活正如迪伦歌中所唱，“当你一无所有，便不再担心失去。”迪伦的创作反过来也影响着“垮掉派”，有人回忆首次听到《暴雨将至》时的反应：“当时他的泪水涌了上来，心中满是光明的快乐，感觉到波西米亚传统正传递给年轻的一代。”
【美】罗伯特·谢尔顿/著 滕继萌/译，重庆大学出版社 2017年2月
记者眼中的迪伦：《迷途家园：鲍勃·迪伦的音乐与生活》
“迷途家园”取自鲍勃·迪伦名作《像一块滚石》中的一句歌词，“No Direction Home”。作者罗伯特·谢尔顿与迪伦颇有渊源，1961年，谢尔顿在《纽约时报》上发表了一篇乐评《民谣乐坛上的一张新面孔》，预见这位“天赋过人、才华横溢”的20岁年轻人，他的未来将比他的过去更加辉煌。正是这篇乐评，开启了迪伦的声名。
谢尔顿与迪伦关系非同一般，很多生活细节迪伦都不会向他隐瞒，这让谢尔顿可以独家采访到迪伦身边很多亲密人士。长期近距离观察迪伦的同时，工作于《纽约时报》的谢尔顿也没有忘记新闻的“客观性”要求，1970年代后，他移居欧洲写作便因于此，试图远离他书中主要涉及的人物。
《迷途家园》中，谢尔顿认为迪伦佩戴的面具无数，人格四分五裂。他是一个操控语言的天才，“使用的节奏、抑扬顿挫与意象早已进入我们的日常用语，并使这些表现方式更为高雅”。他是上下求索的朝圣者，“一个人沿着没有穷尽的精神大路逃遁……而这条大路荆棘丛生”。他还是神秘莫测的高人，“同时向陌生人敞开自己的经历、思想与情感……但是却又似无形的幽灵，深藏不露”。
谢尔顿用笔大开大合，塑造了迪伦，也分解了迪伦。
【英】伊恩·贝尔/著 修佳明、吴少骊/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有限公司 2017年3月
粉丝眼中的迪伦：《曾几何时》
他既是道德艺术家，也是流氓艺术家；既是精神作家，也是感官作家；是与政治无关的政治动物；是虔诚的怀疑论者和抱持怀疑的信徒；既是即兴创作者，也是能工巧匠。他开过许多场演唱会，取悦过许多人。迪伦是一个保持自我的公共艺术家，社会、美国和世界都把假想的现实投射到他身上。然后他唱歌，忽略这一切。
出生于爱丁堡的作者伊恩·贝尔曾获乔治·奥威尔政治新闻奖，英式教育的严肃与政治记者的理想、炽情，在他的文字中都有体现。
贝尔尤其关注1966年迪伦英国之行时遭遇歌迷质疑这一文化事件。彼时，迪伦在曼切斯特选择“插电”，引发纯粹民谣信仰者们的强烈不满，“犹大”、“叛徒”的骂声响彻音乐厅，在他们看来，“实心的乐器、插头和效果器是唯利是图、空洞无物的象征，只能代表金钱和廉价而俗丽的惊悚”。而歌曲中游离的意象、黑暗的预兆，虽充满迷幻，却是“青少年为赋新词的无病呻吟”，丧失民谣的“意义”。
贝尔在书中为迪伦辩护，称迪伦要创作的是一种“从未被定义过的音乐”，至于“意义”不过是艺术自以为是的假设。当然，一路嘘声的英国之行也塑造了迪伦的生涯。贝尔点明，从那时起，迪伦的“一言一行都被放在聚光灯下……随口说出的话被当成宣言；糟糕的表演与精彩的表演受到同样的重视；关于他的出生、童年和青少年时期，他的学业、习惯、爱情和信仰的一切都被连篇累牍地描写”。或许这也是我们今天能看到这么多关于迪伦传记的根本原因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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