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多：推理小说也可以有文学性
优秀的推理小说设计诡计，顶级的推理小说研究人性。时隔六年，作家那多的新小说《十九年间谋杀小叙》推出，可以说为国产推理悬疑小说开拓了新的境地：它不光给出了一个谜面和一个谜底，还展示出一种凭借智识无法逾越的生存困境，以及为了挣脱困境，人性要为此付出多大的代价。那多是中国第一代推理小说作家。他当过公务员，做过记者。2001年起，他开始全职创作，先后出版“三国事件簿”“那多灵异手记”系列等3 0余部小说。2013年，那多因丧父之痛搁笔，在上海开了第一家网红餐厅“赵小姐不等位”。正当餐饮业风生水起时，他又激流勇退，重回寂静的书桌，《十九年间谋杀小叙》是经历过人生跌宕后回归的第一部力作。
相对于“诡计”———这个推理小说的要素而言，那多更关注故事以及故事的实践和推动者———人。他告诉南都记者：“在通俗小说里，要把故事说好，需要在更 深 的 层 次 建 立 人物。”在《十九年间谋杀小叙》里，让人掩卷叹息、难以释怀的，的确是那一个个个性鲜明的角色。尤其是主人公文秀娟，其心机、冷酷，对应于她的机智、坚持，发散出诡异复杂的个性光环。
据悉，这部小说在《收获》刊发之后，已被影视公司购买了影视改编权。那多的朋友、《心理罪》导演五百表示：“这无疑是我看过那多最好的作品。或者就是在泥潭里，每个人物都在其中苦苦挣扎着，明明是为了接近极致光明的部分，最终却被黑暗完全吞噬，这其中的理由甚至说不上是‘恶意’。”
访谈
南都：《十九年间谋杀小叙》首先在《收获》刊载。《收获》是很少刊登类型小说的，当时编辑对这部作品怎么评价？
那多：我写现实题材罪案小说的第一部《百年诅咒》也是发在《收获》上的。《收获》的编辑觉得《十九年间谋杀小叙》是比较少的能够达到《收获》标准的悬疑小说。因为《收获》对于文字、特别对于其中的人物和反映的主题会有标准。并不仅仅是好看就够的，要有支撑起小说精彩和好看的内核。
南都：据说这本小说构思了六年，为什么时间这么长？
那多：提笔落第一个字开始写到成书大概是五六年时间。但你要去追溯这本小说的灵感和构思，时间就更长了。
我过了30岁之后，愈来愈关注现实里的案件。在和公安干警聊天的时候，会聊到一些案子的细节。有一段时间，青少年的犯罪、校园的犯罪特别厉害，包括上海也有几宗校园的案子。这个年龄段的人的爱和恨，通常发端于在大多数成年人看来非常小的事情或情绪，但他们看起来却像天一样大。当时最早的念头是想写这样一个案子。但是因为灵感会转化，最终成书的时候，校园里这段情节变成了一个引子，它向前延伸到主人公很小的时候，向后又延伸到30多岁的时候，有很长的时间跨段。
当我慢慢地把小说的故事脉络理清楚，要开始写的时候，面对的不仅仅是一个推理或悬疑小说的节奏、故事，而是直接面对做出那些事情的人了。说实话，那时候我觉得很难。
我在2000年以前做过3年公务员，2000年到2004年在做记者。后来我变成了一个全职的写作者，在家里宅了很多年。我在写原来那些幻想小说的时候，不太能够感受得到与社会的隔阂。但当我要去写《十九年》里的人物的时候，有来自这种长期与社会疏离的难度。
恰好在那几年我碰到了很多人生当中非常重大的事情。我在构思这个小说，开始写梗概的时候，我父亲还没去世呢。在他重病期间，我陪他散步还会跟他聊这个小说的人物和故事。接下来的四五年时间里，有那么多的非常重大的、坎坷的事情发生了。包括我自己也是在这四五年时间里，从三十四五岁跨入了四十岁，正式进入了中年的时段。所有这些叠加在一起。等到我2016年把餐厅全部结束，重新投入小说创作，再去继续的时候，我突然发现，这些人物对我来说不难了。我可以更明白这些人在想什么，更明白他们为什么要做这些事情，做的时候在想什么。等于是这些年的人生的起伏，生和死的经历，让我更看清楚自己，也能够更看清楚别人。
南都：小说的主人公文秀娟是一个很聪明、很上进的优等生，同时她又能做出非常残忍冷酷的事。这样的人物心理，你是怎么去体会的？这个角色跟你的人生经历有重叠吗？
那多：某种程度上有重叠。我在这个小说里写了很多很坚持的人。我自己就是一个很坚持的人。如果我认定一个事情，我会非常坚定地去做。这个小说里，文秀娟是有她的坚持的，文秀娟的父亲也是有他的坚持的，郭慨、柳絮也是有他们的坚持的。越是给读者留下深刻印象的人，个人的坚持是越强烈的。所以在有些角色上，我把自己对一件事情的坚持有意地放大了。
南都：小说的叙事结构非常有趣，第一卷和第三卷以旁观者柳絮的视角，第二卷是受害者文秀娟的视角。你是怎么构思这种结构的？
那多：最初我曾经想过用一个统一的视角，因为这是通俗小说惯用的。通俗小说如果频繁地换视角非常危险，当读者把专注和情感倾注在一个角色身上之后，突然主角换了一个，这是非常挑战读者的。
但是文秀娟这个人物太重要了，我必须把她的前史全部想清楚才能够下笔。而当我把这个人物完全建立起来的时候，我发现我无法用另外一个人物的视角去叙述。
我在构思的时候，是对文秀娟越来越有感情，也很想去直接写她。因为我写一个场景，必须是自己先看到才能写的。包括文秀娟在第二卷刚出场的时候，在那个闷热的夏天，收音机里飘出音乐，她站在那儿等姐姐，看着插着鼻饲管的妈妈……所有这一切都必须先出现在我眼前。因此，我写的时候也非常想直接看到她所做的那些事情在当时是什么样子。于是我在第二卷直接写文秀娟，而且我在第一卷里比较注意，把这个人的黑暗面藏得很好。当你读第二卷的时候，会有一个巨大的反差。这个反差很吸引读者。
南都：我觉得这是高度文学化的写法，而不是一般通俗小说的写法。
那多：我一直觉得，所谓通俗文学和纯文学的最大区别在于故事。对于通俗小说来讲，故事永远是第一位的。但对于纯文学小说来讲，故事永远不是第一位的。这是造成大众和小众、纯文学和通俗的最大区别。
但在区别当中有一个桥梁，就是人物。在通俗小说里，要把故事说好，需要在更深的层次建立人物。否则大家会忘掉这个故事，或者觉得故事不可信。在纯文学里人物也是非常重要的元素。在《十九年间谋杀小叙》里，其实我是在人物上下了非常大的功夫。所以你在读的时候，会觉得它有文学性。
南都：国内目前的推理小说，相对于欧美和日本，发展到了什么样的程度？
那多：因为有断代，国内的推理小说起步晚。1949年以前有很多推理小说，包括程小青，翻译完了福尔摩斯他自己也写。1949年以后只有很少的反特小说，因为量很少，无法形成传承。既没有作家之间的传承，也没有读者之间的传承。某种程度上，读者之间的传承是更重要的。
我是2002、2003年开始写悬疑的。蔡骏和我是差不多时候。比我们更早就没有了。作家群的出现算到现在不满20年。读者也是这样子的。但是你去看日本和欧美，他们的推理小说都有两个世纪到一个世纪的传承，没有断过。读者看得多了，推高出版社出书的标准，反过来推动作家有大量的优秀的奖项，整个环境都是不一样的。包括日本和欧美因为各自的国情和社会因素，他们发展出推理小说各自不同的路线。我们假以时日，大概也能形成自己的悬疑风格和流派。
南都：从个人来说，你的写作跟你阅读的哪些作家或流派比较有承继关系？
那多：我个人读的第一部小说是《笑傲江湖》，这决定了我整个的阅读趣味。刚开始我写了一些和倪匡很像的东西，他对我是有很大影响的。进入悬疑推理的十几年以来，也会有所变化。这种变化是我越来越对现实犯罪感兴趣。在这里边，欧美的现代悬疑小说家和东野圭吾分别给了我不同的东西。比方说丹·布朗、哈兰·科本、杰弗里·迪福，他们给我最重要的东西是节奏感。至于东野圭吾，我最喜欢的是他的《白夜行》和《幻夜》。首先我喜欢这两本也是因为这是他的小说里的动态小说。比如《白夜行》里人物不断在成长，事件也在进展。同时，东野圭吾的人物刻画比欧美的小说要深刻得多。看完一个小说，你印象最深的不是当中的某个场面，也不是那种笼统的所谓酣畅淋漓的感受，而是会记得其中的一两个人物，你会因为他觉得心“堵”，证明这个人物本身很有力量。
因此，到了我的小说里面，一方面我会尽量把我小说的节奏加快，事情一定是动态的，一定是在不断发展的，另外我也希望写出能够让人记住的人物。来源：南方都市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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