谢有顺：理解了生活的情理、生命的意义，才能更好理解文学 ...
批评首先是介入文学现场，出示对作家作品的直觉判断，厘清当下的文学面貌。其次是由作品通到历史，通到时代，为当下的文学找寻坐标，同时也确证它在何种历史脉络之中，与时代又是如何同构或错位的。再次是由作品通到人，通及作者，也通及批评家自身，最终使批评不仅阐释别人，也自我阐释，成为个人生命的表达。三者合一，就是批评的使命和价值。——By 谢有顺谢有顺：理解了生活的情理、生命的意义，才能更好理解文学
记者：近年来随着文学创作繁荣，文学批评看上去也势头兴旺，评论家雷达最近一篇文章，则指出关于文学评论的议题，每隔几年就会兜圈似地重新讨论，但多是原地踏步。您对此如何看？为什么造成了这种理论建构上的原地踏步？
谢有顺（中山大学中文系教授）：近年批评界的成果多是作品论，缺乏理论深思与理论概括的能力，即便有关于批评自身伦理与边界的思索，也不过是质询批评是否还有批判的勇气、是否收红包之类，都是浅层次的问题。批评失去了思想的风采，就不会有任何理论建构的可能。批评理应是思想的武器，所以，批评家应该多读哲学、思想著作，通过寻找新的思想资源，来获得理论重建的可能。
谢有顺
记者：除开现有的西方理论体系，我们是否有自己根植于历史中的文艺批评传统？如有的话，您认为其中可取之处与目前未被重视之处在哪？
谢有顺：中国有自身的批评传统，但未受重视，一是知人论世，二是评点式的鉴赏。这都重生命的体悟与投入，是一种有体温的精神对话。没有个体生命的投入，文字就定然不会有体温、有文采，批评作为一种学问，就更谈不上能贯通天地和人心了。钱穆说，凡做学问，当能通到身世，尤贵能再从身世又通到学问。古人谓之“身世”，今人谓之“时代”。凡成一家言者，其学问无不具备时代性，无不能将其身世融入学问中。但今天的批评，越来越成为一种工具；今天的文学，也几已成了“纸上的文学”。身世和时代正在消隐，所剩的，不过是些材料、名词、公共经验，以及下面那颗斤斤计较的心。我一直向往梁漱溟所说的，“学问贵能得要”，“学问家以能得为要，故觉轻松、爽适、简单。”得要就是心得、自得。做研究的最高境界，就是要进得去也出得来，要有心得，要有生命的感悟，要和自己有关，而不仅仅为知识所累。
所谓“学”，本义当为觉悟，而“术”是道路、是方法；学术，其实是一种觉悟的方式，学者则是正在觉悟的人。在学问之中，如果不出示觉悟之道，不呈现一颗自由的心灵，那终归是一种技能、工具，是一种“为人”之学，而少了“为己”之学的自在。
记者：作家应该到生活中去，这句话对评论家而言，是否同样适用？如果适用，在您看来评论家又该如何到生活中去？
谢有顺：所谓到生活中去，我理解，就是批评也是一种写作，一种有个人生命投入的写作。理解了生活的情理、生命的意义，才能更好理解文学，了悟文学的精微之处。
记者：如今在谈文学批评时，许多人发现的情况是作家的自己在写，读者也是自己在读，评论家写的文字，更多是评论界在读，这种现象背后的原因您认为是什么？
谢有顺：这很正常。任何国家，批评都是小众的，读者很少的。在大众层面，批评的功能为报纸的书评所代替，许多书评其实也是一种小型的批评。当然，批评缺乏文采，无法把话说得明白，也难以一针见血地剖析作品，也是失去读者的一个原因。批评展示出思想的风采，重寻一种言之有物、文采沛然的表达，才能重塑批评的尊严。
记者：作为一个文艺门类，文学批评的职责和作用究竟在哪？
谢有顺：批评首先是介入文学现场，出示对作家作品的直觉判断，厘清当下的文学面貌。其次是由作品通到历史，通到时代，为当下的文学找寻坐标，同时也确证它在何种历史脉络之中，与时代又是如何同构或错位的。再次是由作品通到人，通及作者，也通及批评家自身，最终使批评不仅阐释别人，也自我阐释，成为个人生命的表达。三者合一，就是批评的使命和价值。
采访者：文学报 张滢莹
谢有顺
中山大学中文系教授、博导
教育部青年“长江学者” {:4_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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