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文学与当代中国：新世纪缺代表性作家，20世纪并未远去
今年是2018年，算起来，进入21世纪已经18年之久。然而，从文学的维度来看，20世纪的影响却依然巨大。今年是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100周年，同时也是鲁迅《狂人日记》发表100周年，明年则是新文化运动100周年以及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周年。“当我们反反复复纪念这些重要的日子的时候，实际上在告诉我们20世纪并没有离我们远去。”华东师范大学中文系教授罗岗表示。
罗岗、王安忆、洪子诚、李陀、陈思和、蔡翔在现场对谈
10月16日，“与20世纪同行：现代文学与当代中国”学术研讨会在上海师范大学召开。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洪子诚，香港学者李欧梵，作家、文艺批评家李陀，复旦大学教授陈思和，作家王安忆等来自海内外的著名学者、作家、文艺批评家等现当代文学的亲历者、见证者、观察者齐聚一堂，共同探讨20世纪的文学、思想，以及20世纪文学与今天的关系。
20世纪并未远去
对于中国和中国文学来说，20世纪是一个充满激荡和变革的年代，从五四运动到晚清覆亡、民国成立，再到新中国成立、改革开放，100年中，中国经历了几次巨大转折，也为文学提供了取之不尽的素材。
“1918年鲁迅《狂人日记》打响第一枪，1921年郁达夫发表《沉沦》，后有茅盾《蚀》三部曲、丁玲《莎菲女士的日记》等，1930年代巴金完成《激流三部曲》，1940年代钱钟书《围城》出版，1950年代有杨沫的《青春之歌》，1960年代是话剧《年轻的一代》，1970年代徐迟《哥德巴赫猜想》值得关注，后有王小波《黄金时代》、贾平凹《废都》、李洱《花腔》，史铁生《我的丁一之旅》等等。” 同济大学人文学院教授王鸿生梳理出了一份20世纪的“书单”，从中可以看到百年之间，中国文学叙述的丰富性。其中叙事视野既包括启蒙、革命、改造，知识分子的改造、成长，也有后来的反思革命、人心表现、文化思考……用王鸿生的话来说，是一部“百年知识分子的书写史”，而且是处在“中西古今的大背景笼罩之下”。
在充满紧张、分裂的20世纪里，文学艺术是抗争也是安慰，是挣脱压迫和异化的途径，是种精神冒险记录，也是想象新的生存实践的开始。王鸿生认为，那20世纪文学知识分子的写作，为的是去叙述和保卫生存的意义。
站在新世纪回望20世纪文学，李陀认为，20世纪中国文学中，最符合“百花齐放”的时代，是1980年代。
研讨会现场
时间的沉淀之后，这一点愈发明显，“隔了这么多年回头看，1980年代比我当时所推崇所热爱的要丰富许多。”李陀回忆，当时先锋文学是主流，但如今看来，除了先锋文学还有许多探索值得重视：当时陕西作家的作品都是十分重要的，路遥的影响现在也很大。
当时文学和思想运动依旧结合紧密，李陀回忆，当时自上而下的思想解放运动和自下而上的新启蒙运动并举，解释了1980年代的诸多政治文化现象，作家自觉或不自觉地与这两个运动相关，伤痕文学基本是思想解放运动的一个组成部分，本身也是思想解放运动的核心。而朦胧诗写作和新启蒙运动更为密切。
“1980年代是一个摸索的时代，充满徘徊犹豫和追求，每一种摸索都在探讨什么是我们这个时代最需要的文学？”
“20世纪不中不西，不古不今，非常奇怪又隐含巨大的创造性。” 对现在的中国来说，20世纪可以说是“童年时期”，“20世纪的特质是‘天真’，这个将来很难了。”上海大学文学院教授蔡翔认为，20世纪是一座巨大的富矿，是讲述20世纪，将是几代作家和学人的使命，从这个意义上说，20世纪从未远去，但关键是，“不管你用什么样的方式回到20世纪，最后要看能不能开出一条新路。”
新的文学范式尚未形成
进入21世纪已经有18年，“新世纪文学”虽有名头却缺代表作家，“王安忆还是王安忆，莫言还是莫言”，陈思和认为新世纪始终构不成新的作家、新的反省，很重要的一个原因，是因为新世纪以来，始终构不成一个范式、新的运动。
回顾20世纪，陈思和觉得中国文学20世纪一直是“靠运动”的，不管是文学运动还是政治运动，一定是超越时代、超越很多人审美观念的，“这样有超越性的运动，创造出来的文学，是崭新的。”
新中国建国初期到“文革”前的17年文学时期，是以政治文学为导向的一个时期。陈思和认为，虽然对这个时期评价不一，但有一点是确定的，它是“创造力新的范式”，“文学突然进入了新的时代，出现了一套新的话语，引进了一个新的概念，于是就一批新作家出来了。这些作家和老一辈作家巴金等等都不一样，未必这批作家就比以前好，但是人们的关注率就到这些身上来了。”
但陈思和同样提到，先锋的东西推动，可以短时期出现一批作家。但真正的大家，是经过积累，“历史落在那个点上，比如曹雪芹写《红楼梦》。” 他期待在平静的常态当中，慢慢积累之中，中国能出现真正的大作家。
王安忆认为，文学的黄金时代已经结束，“可能因为小说进入了学府，知识分子介入小说，使小说不那么好看了，好看的小说只有去类型文学或社科类文章中找。”但与此同时，电影艺术、音乐艺术却呈现出向上的生命力，“贾樟柯的电影、流行音乐都慢慢起来了，我觉得是新气象。而小说的发展也是有周期的，它的周期走完了，要在别的地方重新开始。”
李陀则认为，世纪之交本身就是大变革的时代，应该期待新世纪文学发生变化。19世纪到20世纪之交，早在1870年代文学上的变革就开始酝酿，从普鲁斯特到乔伊斯再到卡夫卡，文学上变革自然就发生了。
“20世纪到21世纪的转变，革命性、突然性、变异的规模和范围，远远超过19世纪到20世纪，没有道理文学不发生变化。”李陀表示，文化的变化充满偶然性，“我们这么多年有些迷信历史的必然性，我在年轻人之中看到了很多变化，这些变化之中，其实酝酿着很大的偶然性，我们的文学也会在这种偶然性之中发生变化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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