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嘉宁：什么是强大的虚构能力
10月26-27日，上海—南京双城文学工作坊第二期以“被观看和展示的城市”为题在南京举行。首日，作家周嘉宁以“虚构世界的旅人”为题作了主题演讲。周嘉宁一直是个安静甚至有些羞涩的写作者，但可能正是这种安静，使得她有了持续写作并且不断深入的能力。而且，在羞涩的背后，往往流露出她对文字的坚定和执拗。
“本来我想聊一聊作为一位写作者，我在虚构世界里所看到的风景，但是首先我不确定，这个世界是否可被语言清晰描述；其次我不确定当我把这个世界用语言固定下来的时候会不会形成某种偏见或误解。”所以，她有些“任性”地把主题抛开，希望顺着思路自由蔓延出去。
周嘉宁的写作与自身的青春记忆密不可分。上个世纪末到20世纪的前十年，构成了“80后”周嘉宁的“青春半径”，与她的青春相交织的，她说，首先是伴随着世纪末而来临的躁动。
“那时我们心中充满希望，充满对新世纪到来的具体想象。我记得1999年春天，歌手朴树发行了他的第二张专辑《我去2000年》，里面有一首《new boy》成为我17岁的人生主旋律：这儿有一只未来牌香烟/你不想尝尝吗……轻松一下WINDOWS9/以后的路不再会有痛苦/我们的未来该有多酷……这就是上世纪末的城市青年对于新世纪的想象。”
“我的很多同龄人恐怕都已经忘记了我们一起经历过世纪之交的那一天，可能也忘记了这一天到来之前我们曾经对未来抱持着多么热切的期望，以及伴随热切期望而产生的强烈不安感。”
这种青春视角完全与当时不同于中年写作。尽管共同经历了90年代，但周嘉宁觉得自己似乎和金宇澄处于平行世界。金宇澄对90年代的描述让周嘉宁觉得非常动人，充满了饭局、奇奇怪怪的人和故事。“很喜欢听他讲这些，因为我能够想象每一个当事人的那种喜气洋洋，以及喜气洋洋消逝后留下的伤感印记。”在周嘉宁看来，金宇澄在他的虚构世界里维护了90年代的温柔，但她看到的却是截然不同的世界。
“我的青年时代不知不觉参与了整个上海的城市化进程。我16岁之前住过的所有房子都被拆除了。从90年代末到20世纪初，‘拆迁’是所有上海市民生活中一个重要且司空见惯的词语。大家都在讨论拆迁。大人们对拆迁抱着一种在情感和经济之间的复杂情绪，而孩子们则显得普遍乐观。新建的小区，光秃秃的绿化带，但每个人都很高兴，把这一切顺理成章地接受了下来。在我们眼中，这里就是新世界开始的地方。”
拆迁过程结束之后紧随而来的是漫长的建造过程。2002年，周嘉宁考入复旦大学。到复旦第一天，她去洗澡，就看到了墙上写着大大的英文：THE FUTURE IS NOT SET（未来是不确定的）。尽管后来这行字被涂掉了，但依然还有印记，印证了周嘉宁的大学时光。
“我对整个大学的记忆就是里里外外，从学校到家都在建造，全部都是工地。”这段时期周嘉宁感到迷惘和烦躁，但同时又精力充沛、青春无敌。“整个世界以非常完整和强烈的形态扑面而来，让你不由自主地想要去探索，想要去占领。”她那时常常骑着自行车一直骑到黄浦江的入海口，而为了努力地接近这个城市，她还重复地做着着一件看起来很傻的事情：在浦东骑车到轮渡码头，然后坐船过黄浦江再骑到复旦上课。
“但这个过程很愉快，因为可以在城市的荒凉中偶尔看到一些奇异之处：建了一半的大型雕塑，像外星人的遗迹一样。因为资金中断建了一半的楼房，又像是巨大的伤口。”到了夜晚，周嘉宁又看到探照灯照在工地上的搅拌机、打桩机，看不到人，四处传来的巨大响声，望着那些空洞，她产生了类似幻觉的体验：这个世界会通向哪里？被填补之后会变成怎样？未来的我是否会永远记住这一刻？
加速推进的城市化进程，是周嘉宁最深刻的青春记忆，这也成为她创作的重要题，2002年她发表的第一部长篇小说中，上海化身为虚构的“桃城”。这个城市充满了因为建设而出现的巨大空洞。“桃城四季如冬天，到处是废轮船、工厂，空气中飘散着铁锈味。”周嘉宁说。理论上来说，桃城可以成为周嘉宁虚构世界的起点，但因为这是个封闭的世界，没有办法溢出和生发，最终就只能成为她虚构版图中废墟般的存在。
后来，顺着菲茨杰拉德的《夜色温柔》，周嘉宁开始关注欧洲的疗养院，其中最使她着迷的是苏联时期的疗养院。
“那些疗养院通常是在山上或者与世隔绝的地方，里面的时间像太空舱一样是被封闭的。” 这些奇妙的充满想象力的建筑带给当时人们一种美好的乌托邦式的愿景，模糊了虚构和现实、物质和精神的边界。但是到了一个时间，里面的人又必须要离开这种精神的避难所。
在完成《桃城》后的十几年里，周嘉宁始终在迷途中前进，她给她的主人公和自己搭建了一个又一个小小的避难所，就像苏联时期的疗养院一样。至到她写完《密林中》，觉得自己走进了自己的比喻里面。她很迷惘，开始质疑自己作为一个创作者的能力，也会反复思考到底虚构世界、所谓的虚构能力是什么，它们又是怎么作用于个体身上的。
在美国科幻作家菲利普迪克的小说《流吧，我的眼泪》中，周嘉宁感受到，“强大的虚构能力，具有一种相似的能力，可以为虚构世界打开通道，在现实和虚构之间建立连接，连接过去和未来。它会发出一种强烈的信号，召唤他人的进入，将创造者的感受卷入其中。但在接纳他人的同时，也会给他人离开的途径。”
在批评家张定浩看来，这种思考使得周嘉宁小说具有了奇妙的时空感。
“周嘉宁的小说人物在年轻时，总是天真地以为一切东西都会在未来被得到，但随着长大，天真受挫，他们渐渐发现，自己其实是不断地失去一切。在表达这一点时，周嘉宁的书写常出现‘自我的分裂’，既写年轻的‘我’对未来的想象，也写现在的作为小说家的‘我’对过去的审视。所以，虽然写的是‘我’，但这个‘我’已经和文学作品中常常出现的那些自恋的‘我’大不相同——这个‘我’有了普遍性，某种意义上是每一个‘我’，是他人。可见她的创作比较好地处理了我和他人、和世界的关系。”张定浩评价道。来源：澎湃新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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