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慈欣科幻小说与当代中国的文化状况
2016年4月8日至9日，“刘慈欣科幻小说与当代中国的文化状况”研讨会在海南大学召开。本次研讨会由北京大学电影与文化研究中心、海南大学人文传播学院、《现代中文学刊》杂志社共同主办。北京大学电影与文化研究中心主任戴锦华教授、海南大学人文传播学院院长刘复生教授、华东师范大学中文系罗岗教授、北京师范大学科幻与创意教育研究中心主任吴岩教授出席研讨会并致辞。来自国内外高校及文化科研机构的数十名学者、科幻小说作家、媒体记者等参加了本次研讨会。现将会议综述如下：1
刘慈欣小说的文化政治
科幻小说作为一个书写未来、想象未来的文类，它对现代文明、现代科技和现代逻辑的想象每时每刻都在变成生活现实。科学真切地成为生活世界变化发展的动力，科幻文学提供了对未来纵深感的想象、勾勒和体验，不仅触及未来学，而且包括社会学、文化学、政治学。
刘慈欣的魅力在于他在某种意义上的原创性写作。尽管刘慈欣阅读过大量科幻作品，但他的作品与他阅读的文本不形成互文关系。北京大学戴锦华教授认为，他的写作是某种“自动写作”——他用近似十九世纪的方式写作，一方面记录自己的想象世界，一方面像上帝一样自觉地创造世界。在创造世界的过程中，他自觉地履行着说书人的责任，使读者产生新奇、刺激和震惊的阅读体验，使他的作品成为第三世界文学——不是詹姆逊意义上与第一世界“生死搏斗”的“第三世界文学”，而是舍伍德·安德森式的写作，充满着潜意识、携带着杂质和缝隙而又自洽和宏大。我们在处理刘慈欣小说及中国科幻小说时必须处理后现代主义语境中日趋消解的一些坚固概念——比如文学、等级、人与人性、救赎与意义等等。这些坚固的概念在当代的烟消云散和20世纪的工业、后工业社会的资本主义以殖民主义终结而全球化的历史密切相关。
考察科幻文学作为意识形态力量介入具体的政治想象的过程，是文学批评乃至文化研究容易忽略的角度。北京大学王洪喆老师提出，我们应从社会史的角度在具体的历史互动中理解文学。在美苏争霸意义上的科幻写作的历史语境中，美国科幻小说、美国政府以及NASA是高度关联的，美国科幻小说成为某种意义上美国政府的应用文类。刘慈欣的《三体》依靠地外生命搜寻、宇宙社会学、角色扮演游戏、未来学、战略科学与跨学科智库搭建起了一部地球的未来史学，1970年代的故事起点设定提示这部未来史学所借用的工具包和社会想象均来自冷战时代独特政治体制和跨领域协作下的发明和实践。这使得《三体》成为20世纪冷战时期政治逻辑在未来舞台的再次展演，体现了刘慈欣小说作为战略文学的特性。
华东师范大学罗岗教授认为，刘慈欣的科幻世界有三重逻辑。第一个逻辑是从常规现实世界跃迁至科幻世界，或说从意识形态跃迁至乌托邦，贯穿刘慈欣小说的常常不是弱肉强食的逻辑而是以弱胜强的逻辑。从小说里的非常规战、非对称战、极限战中可以看到冷战结构对刘慈欣的深刻影响。第二个逻辑是战胜之后要改变游戏规则，这是刘慈欣的理想，也是自章太炎、康有为、毛泽东以来近现代中国人的理想。战胜对手不是目的，还要因中国的加入改变弱肉强食的规则，章太炎所谓“文野之争”的“文”就是重新定义世界的规则。第三个是刘慈欣小说的文化政治。刘慈欣在后冷战时代的科幻书写对应的是“整体性的世界有可能”的信念，这是刘慈欣的中国经验。刘慈欣小说中的人物似乎是看不出“个人的主体性的成长”的“扁平人物”，不符合启蒙主义及西方经典现代性的“文学性”标准。但他的小说新颖之处正在于提出某种跟个人主体相对应的集体性形象，对西方经典现代性“文学性”的标准进行了改写，这个改写回到文化政治的角度，就是第三世界的位置，或者带有中国特色的高度政治化的第三世界的位置，并非仅是区别于西方的“第三世界”。必须把科幻文学放置在当代中国的历史和文化政治中，才能理解刘慈欣科幻小说以及当代中国科幻文学的潜力，科幻文学正是借助对“整体性”的世界的想象与书写达到了其他文学不能达到的力度。
重庆大学李广益副教授认为，《三体》不仅是存在主义寓言，更是隐含着刘慈欣生命体验和人格理想的文化文本。《三体》中的罗辑富于存在主义色彩的成长过程指向人性的复杂与沉重。罗辑的困境以及克服，对应着当代中国的文化症候。罗辑始则彷徨，终于决断，将生命倾注于全人类的担当。北京大学罗雅琳认为，《三体》系列的吸引力源自对于宇宙永恒冲突状况的描绘。刘慈欣作品的启示是不要寄希望于强力，而要从第三世界反抗殖民的历史中找到解决混乱的药方——第三世界知识人在反抗殖民、守护乡土中彰显的“游击队员”品性，以及中国在第三世界独立运动中保持先锋队位置。从第三世界的经验中为人类文明寻找道路是资本主义之外另一种普遍性的表达。这里的“第三世界”是一个建构性的概念，而不是一个自然的地理概念或者一个资本主义排序中的低端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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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幻小说的20世纪传统
北京师范大学吴岩教授的主题发言以“《三体》的十年”为切入点，对近年来科幻创作和科幻研究的实际经验进行理论总结。他总结了《三体》、读者与作者的关系，《三体》、社会与科幻界的关系，《三体》、主流文学界与科幻文学界的关系；分析了《三体》的接受现状以及科幻文学与主流文学、流行文学、科普文学、儿童文学等文学类型的关系。吴岩教授认为，以刘慈欣作品为代表的优秀科幻文本具有自我成长的能力，不仅能改变文类生存状态，而且能挑战社会、改变生态。但与此同时，被作家释放的文本可能会制约作家的生存。科幻文学是一种不能普世化的独特文类，具有独特亚文化的科幻文学群体可能最终既不能被社会普遍接受，也不能被文学界普遍接受。科幻的独特性可能一方面使它受到宠爱，一方面又容易成为众矢之的。海南大学刘复生教授认为，自获雨果奖成为公众关注的事件之后，《三体》进入了一个意义不断增值的空间和过程，《三体》的意义生产进入到博弈的状态。以刘慈欣为代表的当代科幻文学现在看来是革命性、解放性的力量，但是科幻文学一旦体制化会有其自身的问题，科幻被官方、民间充分关注可能存在潜在的风险。
北京师范大学贾立元博士对鲁迅与晚清科幻小说的关系进行了细致的梳理，剖析了以科幻小说译者身份登上文坛的鲁迅最终放弃科技救国的政治化理念、致力于建设唤醒现代人 “内曜”的“现代文学”的原因。对比20世纪早期科幻与当代科幻，他认为五四时期对“写实”的提倡表明了对社会生活表象下隐含“铁律”的信心——作为整体的、唯物的人类历史，朝着合目的的未来做自我展开。而在当代中国这种想象失去了光环——如果没有“整体性”和“铁律”，当代科幻难以勾勒未来。北京大学吴宝林以刘慈欣的小说《诗云》为切入点，摒弃“技术与艺术对抗”的实体化解读，把《诗云》看作是文学寓言。“诗云”穷尽了诗的可能性和生活的可能性，成了必然性和形式的牢笼，排斥了连上帝也无法预测的偶然性，因此也就没了历史，所以“诗云”大团圆的童话式结尾是一种悲观的“终结”。文学的终结象征着我们的生活想象力的终结和生活本身可能性的终结。
海南大学李音副教授认为，卢卡奇所谓的“历史小说”和罗兰·巴特所谓的“现实主义小说”作为西方经典意义上的现代小说是资产阶级文化革命的一部分，重建了一整套资产阶级文明的主体价值、生活节奏、文化习惯和现实意义，许诺了历史、进化论以及现代主体的叙述框架。19世纪下半叶，当西方经典现代小说、追求形式感的先锋小说和后现代小说无法为人类文明及资本主义生活想象提供历史动力时，科幻小说就兴起并繁荣了。中国晚清的科技救国理念是作为维新运动中的物质革命和技术革命的一环出现的，包裹政治外衣的晚清科幻小说主要是普及科技知识，很少进行未来想象。在鲁迅等晚清思想家看来，这其实不是现代文学。现代文学首在“立人”，把人对未来、对未知事物的想象力、人的兴趣、人的精神的无限放大作为主要命题。只有人的求知欲、人对宇宙、人生以及现实政治的无穷想象力建立起来，一整套以现代主体为中心的科技、政治想象才能因之建立。
当代文学生产体制的变化意味着讨论文学不能止步于文本，更要关注文学的生产方式。1990年代以后，当代文学格局面临着“纯文学”与“小时代文学”的对立，刘慈欣的出现对“纯文学”主导的当代文学格局形成挑战。罗岗教授认为，刘慈欣小说站在类型文学的主导地位上，占据了类似“小时代文学”的位置，有大量的粉丝、爱好者、阅读者以及包括评奖在内的一整套科幻文学生产体制。另一方面，刘慈欣小说对当代中国想象的论述、对当代中国与人类文明关系的论述，超越了当代文学的思考强度，改写了当代文学版图，在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角度上有标志性的意义。刘慈欣提出的问题、思考的深度回应了以“纯文学”为主体的当代文学本身思想的匮乏。
北京大学戴锦华教授认为，科幻文学作为一个文化工业制造的文类，覆盖着从通俗写作到单纯文化消费品到后现代哲学的一个极广泛的贯通，从政治意识形态色彩强烈的“应用文类”到具有诸多暧昧不明的“文学性”的文学巨制。刘慈欣作品的革命性，不仅是对文学生产的体制、当代中国独特的评价体制的挑战，也是对市场、资本以及一种新的文化消费形态的挑战，是对作家们携带的历史记忆文化遗产的挑战。太空歌剧和赛博朋克是科幻的两种基本取向和类型，前者是向外的宇宙征服，后者是向内的全球漫游。太空歌剧是现代主义逻辑的最大化，是一个征服开发的过程，是一个人类基因播散的过程。而赛博朋克是反现代、反科学、反省现代文明的一种表述。这两种逻辑构成了科幻文类自身的张力。这两种类型指向冷战时代美苏竞争中的两个主要的先进领域——一个是外太空的开发，一个是潜意识的占有。某种意义上说，刘慈欣的成功在于他的滞后，因为当科幻小说具有海伯利安式的元写作的可能性的时候，刘慈欣仍然能够用克拉拉、阿西莫夫的方式去写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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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幻小说的“文学”可能
北京大学杨宸受西方马克思主义詹姆逊、卢卡奇等人提出的“总体性”概念启发，用修正后的“整体性”概念表述刘慈欣小说中的道德问题、生存问题以及人性道德、生存功利与具体历史情境之间的互动关系。他认为，在“缺乏思想”的当代中国文学场域中，在零散化、碎片化的社会语境中，《三体》既没有躲进程心的“小宇宙”，书写个人的“小叙事”，也没有在大宇宙里依循着黑暗森林法则随波逐流，而是通过构筑起一个“不可能”的想象世界，并以潜藏于其中的整体性意识趋向，为中国当代文学和当代社会提供“史诗性的宏大叙事”，重新召唤并确认了体验时间、反思价值的终极可能，从而以强烈介入现实的思想性，发出“整体性”的呼唤。
刘复生教授进而指出，用“整体性”表述“总体性”想表达的部分含义，关键在于如何富于形式感地讲述现实。在技术上怎样实现“总体性”，“总体性”怎样与文本化结合，讲述现实的方法怎样生成艺术性，这一系列问题比较复杂，需要深入讨论。1980年代以来这个问题一直受很多关于文学的“内”与“外”的想象的制约。传统马克思主义认为思想内容和艺术是可以二分的，“新批评”则认为“内”比“外”更重要，“外”不是文学的主要方面。实质上文学讲述的内容可能恰恰是文学形式感的一部分，两者无法分开。如何理清内容与形式的辩证关系，是当前文学批评的难题。
经典文学构成的文学史在维护自身领导权时会收编类型文学，因而包括科幻文学在内的类型文学常有很强烈的文学史焦虑。华东师范大学王峰教授对此提出质疑，他引用了乔纳森·卡勒“文学性像杂草”的比喻，说明“文学性”是一个历时性生产的过程，并没有一成不变的“文学性”。科幻文学的激进性在于它对经典文学所定义的“文学性”提出挑战，它不是从人物、故事、情节、语言等经典文学的“文学性”标准进行判断，而是定义科幻文学自身的“文学性”。
与从传统意义上研究小说的美学风格或诗学特征相区别，西安交通大学王瑶老师以“惊奇感美学”的概念来定义刘慈欣科幻小说的文学性。刘慈欣“惊奇感美学”得以产生的原点是刘慈欣小说中的两个世界——现实世界与科幻世界，两个世界的“视差”之见构成“惊奇感美学”。传统意义上的文学写作对象是现实世界——一个“常理”的、被现实深深束缚的、人试图摆脱的“铁笼”世界，而科幻世界是一个整体性的世界，不再是主观的、个体的、碎片化的世界。罗岗教授进一步指出，传统文学中对现实世界的逃离常借助于浪漫主义或现代主义，从个人的主观性出发抓住生活中的某些片段以对抗对常态生活的厌倦，并赋予其某种审美性的超越意义。自从19世纪现实主义衰落之后，浪漫主义、现代主义以及后现代主义拥抱的都是与个人主体相关的“碎片”的世界，科幻文学使“整体性世界”成为可能。
海南大学章颜老师对刘慈欣小说进行了阐释学意义的解读，认为刘慈欣小说中的“惊奇感”源自“宏大叙事”和“宏细节”的创作技巧，刘慈欣的科幻创作在思维方式上可分为展现科学之美的纯科幻阶段、重估人与自然关系的阶段和描写极端环境下人类行为和社会形态的社会实践阶段。写真正的科学、用现实手法描写超现实的题材，用过去式描写将来的事物、对科技和进步保持乐观的态度，是刘慈欣科幻文学创作的指导思想。
立足于刘慈欣文本世界内部讨论叙事元素，日本东京都立大学上原香老师分析了刘慈欣小说《超新星纪元》、《三体》等小说中美女和美少女形象的塑造并考察其意义，从类型文学和日本新小说的视角分析刘慈欣小说的角色小说化。她建立了一个三足鼎立式的科幻、中国现代小说和角色小说之间的三角框架，试图勾勒出刘慈欣在其间移动的轨迹。
北京大学罗雅琳提出，刘慈欣科幻小说的独特性在于一方面对“纯文学”的“人物、情节、环境”三要素提出挑战，另一方面具有“新古典主义”科幻对科学技术的乐观肯定态度和英雄主义情怀。刘慈欣科幻小说“以整个种族形象取代个人形象”，“一个环境或一个世界作为一个文学形象出现”的特点挣脱了“个人和社会的对立”、“个体就是整体”、“”限定在“人生观或美的意识”等单一维度上的现代性霸权。
华东师范大学魏泉副教授从人性的维度解读刘慈欣小说，认为其在对宇宙的神秘想象和对人性的反省认知两方面有深刻启示。在刘慈欣的整体构想中，爱是人类文明存在的理由，但面对来自太空的威胁感性之爱远远不够，重要的是依靠理性找到正确方法，这依赖于人类科学发展和技术进步。人类文明的生存与发展，需以星舰文明的方式将地球文明播散太空，重建全新的宇宙观和价值观。而在对人类面临的太空生存威胁的想象中，刘慈欣以弱肉强食的“黑暗森林”揣度宇宙生存法则，以斗争哲学为底色的宇宙观或多或少在潜意识层面折射出“文革”背景下的时代烙印，“宇宙社会学”能否在社会学意义上得到认可亦尚需论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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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幻文学的政治哲学
刘慈欣小说中常用的手法是设置极端情境和例外状态，在处理紧急状态中突出主权的合法性。中国社会科学院刘大先副研究员认为，刘慈欣小说在结合卢卡奇的“总体性”和布莱希特的形式变革的同时，灌注了科学技术的幻想试验，在类型文学中发展出一套冷峻、平面化、非人道主义的科幻现实感，体现了当代现实主义文学的发展。在思想观念上，刘慈欣倾向于通俗文学的保守，在政治哲学上演绎了霍布斯式的自然状态和契约关系，最后似乎又回到永恒回归式的救赎之中。刘慈欣的广受欢迎某种意义上暗合了大国崛起的意识形态和民族主义情绪。
从乔治·巴塔耶“耗费”思想（非生产性消费）和鲍德里亚的“象征死亡”等理论资源出发，北京大学王昕讨论了刘慈欣作品叙事中的“不等价交换”。在《微观尽头》、《宇宙坍缩》等小说中，刘慈欣对空间和时间进行总体性翻转。在《朝闻道》等小说中，一种抉择性另类价值的在场让读者得以超越构筑在等价交换原则之上的当代资本主义视域。《中国太阳》等小说的叙事破坏了只讲求投入产出、经济效益至上的日常性世界，叙事中的不等价交换在等价交换的世界中召唤一种殊异政治经济结构的莅临。
科幻的政治哲学批评的任务在于对未来生活方式的不断思索。中国人民大学冯庆认为，无论是追求史诗性叙事的《三体》，还是有“现代寓言”意味的短篇小说，刘慈欣作品都带有浓厚的中国现当代政治历史的痕迹。当我们跳出当代文学批评的框架，在思想史的视野中考察科幻写作，可以发现科幻文学写作与启蒙的文明史和政治史相伴随。海洋文明的文明史观崇尚哲学文明和技术进步，共同体、传统信仰与探索之间存在张力，以扩张来创造新的政治关系。大陆文明的文明史观则崇尚礼乐文明与师道尊严，是个体与整体和谐相处的文明史，追求与自然保持和谐。而现代中国正是工商业技术启蒙与农业礼乐启蒙的重合。《乡村教师》、《欢乐颂》等小说都呈现出把分散的个体重新变成一个政治共同体的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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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幻”题材与当下中国的文化状况
刘慈欣科幻小说在主题意义上介入了当代文化状况。罗岗教授认为，《三体》第一卷从文革讲起，但刘慈欣的文革书写与“伤痕文学”不同之处在于对“红岸基地”的描写。刘慈欣在《三体》英文版序《东方红与煤油灯》中将人造卫星、饥饿、群星、煤油灯、银河、文革武斗、光年、洪灾等相距甚远的东西的混杂缠绕，其实是对当代中国状况的把握。一方面是极度的现代，甚至到了后现代之后。另一方面，是很多同时存在的前现代的贫困、落后甚至丑恶现象。两方面并置，有利于我们理解当代中国尤其在新媒体发达之后经常出现的两种看似悖论的信息：唱红中国的信息拼命讲好处，唱衰中国的信息拼命讲坏处。刘慈欣并非要有意阐述这种状况，但至少他找到一种方式试图在小说中把握这种状况，以形式化的方式即文学的方式把握这个时代中并置的两种截然相对的东西。
中国科幻电影应致力于表达现代中国的经验和情感，为当下中国错综复杂的集体无意识赋形，在当代世界电影的发展和当代中国文化结构中把握中国科幻电影的走向。中国艺术研究院孙佳山老师认为，在《未来水世界》、《后天》、《2012》、《阿凡达》、《云图》、《星际穿越》等科幻题材影片中，由生态话语驱动的自然、宇宙和人类社会、人类活动二元对立式的二分法，体现了全球新自由主义话语的一体两面：在经济上，市场和自然、宇宙一样，都是均衡有序的、和谐稳定的有机体系，具有完善的、自律的自我调节机制；在政治上，国家只能做好“守夜人”的角色，丝毫不能干涉市场的环境和秩序，就像人类应该遵守自然和宇宙的规律和法则一样。不仅如此，新自由主义还以生态话语为节点，充分消化了在启蒙时代蕴藏的反现代的审美现代性因素——即与科幻题材差不多同时诞生的、对自然的崇尚和对人类社会的工业化进程相抵制的浪漫主义文艺思潮。海南大学朱杰副教授认为，刘慈欣科幻小说的独特性在于将对未来的想象和对当下尖锐社会问题的密切关注结合，进入科幻文学“介入”现实的写作自觉。《三体》等小说从宇宙的尺度思考人类命运时依然不忘在不同场合引入对基层民族命运的思考。而《三体》的电影改编是否还能保有这种独特性令人深思。中国科幻电影应立足于“科幻”与“中国”，警惕被以“游戏”、“炫技”为目的的“3D奇观电影”和以“盈利”为目的的好莱坞“产业化”“大片”模式所掏空。
刘慈欣在国际科幻权威奖项中获奖，是我们所面临的当下中国、世界的文化处境的一个例证。中国科幻进入国际视野与中国在世界的可见性直接相关。戴锦华教授认为，讨论刘慈欣的意义在于他以某种方式刚好代表我们所处的文化环境。刘慈欣的写作丰沛地携带当代中国社会的文化症候。刘慈欣的精彩想象诸如“黑暗森林”的逻辑和“文明降维”逻辑下文明与文明之间的关联，贯穿着强大的发展主义的信念。《乡村教师》中教育与启蒙的信仰，《流浪地球》中在太阳熄灭时驾驶地球逃离太阳系的豪情，这样的发展主义信念传达出当下中国的精神状态和社会生态信息。中国人文学界应该严肃地通过阅读科幻文学——一个世界范围之内的通俗文类，以另外一个方式切入和体认正在形成和变化中的文化生产。数码转型与生物学革命标志着现代文明的巨大突破，但生态和环境危机又限定了文明的上升空间，这种情势势必造成“大时代”，而非把我们引向文化的黑暗森林的“小时代”。“大时代”中的“中国崛起”把中国推进到现代文明的领先地位，必须为现代文明提供解决方案，当代中国人借助科幻讨论这个议题非常恰切。在世界范围内，文化工业在通过抹除历史纵深埋葬文明史中20世纪这个“极端的年代”、“例外的年代”，通过压缩历史、人为地制造坍缩、人为地否认历史使20世纪不在场，使变革、创造的可能性消失。这导致我们无法体认时间的过程，我们把亲历的甚至塑形我们的历史当做了异质性的历史。1950-1970年代社会主义中国的历史成为整个中国文化叙述当中的褶皱，成为一个幽灵性的存在，每一次幽灵返归时，我们觉得他危险，感到恐惧与威胁。在一个多重历史性到来的时刻，作为当代中国人应在反省批判资本主义的同时反省和批判现代主义。这不是传统意义上社会主义、资本主义或者马克思主义批判作为资本主义的解决方案所能解决的问题，因为马克思主义本身也在现代主义范畴之内。联系中国崛起的事实，中国文化、中国主体、中国价值如果能够成为中国的现实出路和人类的未来选择，它势必包含古老中华文明中携带的巨大资源和智慧，而不再是现代主义逻辑的自身完满和自我表述。在世界范围内表达的东方文明和东方智慧，面对被西方中心知识命名的“神秘主义”，在中国文化和资源中寻找对应物作为现代主义的的批判思想来源，才是今天真切的文化命题。
科幻文学对现实与未来的想象力，对历史社会的赋形和叙事能力，以及由此而表现出来的整体的“文学性”，必将对当代文学创作格局产生冲击。以刘慈欣为代表的当下中国“科幻文学”创作，既可以促使我们在全新语境下重新思考“纯文学”的现状，又可以促使我们从“科幻文学”对“未来”的想象中反思我们对于历史和当下的理解；它既与今日“科幻”题材电视、电影的风行有相当的关联，又与所谓“技术文化”、“赛博格”、“后人类”等一系列重大命题密不可分；它固然是晚期资本主义文化“后现代转向”的标本，但显然又是独具特色的当代中国文化状况的体现。在这个政治、经济、历史和文化的“聚合点”上，刘慈欣创作的“文化”意义，也就格外值得深究。
本文收录于《刘慈欣科幻小说与当代中国的文化状况》。 来源；《文艺批评》 | 石晓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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