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侠文化的当代价值
2018年10月30日,金庸先生于香港去世。噩耗传来,坊间一片悲伤,人们纷纷在社交媒体上寄托哀思。金庸笔下的江湖奇景,是几代人的青春记忆,是独特的中国童话。以金庸作品为代表的武侠小说及其改编而成的影视剧,在华语文化圈拥有十分庞大的受众群。上至教授博导,下至贩夫走卒,都对其中经典的武侠人物和故事情节谙熟于心。为何武侠文学具有如此强大的感染力?溯其源头,武侠类叙事自中国古代游侠文化中生发。先秦两汉历史散文多记游侠事,司马迁在《史记》里更是以《刺客列传》《游侠列传》等为题,专章细述此类壮士。他们出身乡野,却具有“士为知己者死”的精神,“其言必信,其行必果,已诺必诚,不爱其躯,赴士之厄困”。
至唐,文言小说发展成熟。唐传奇中多有游侠人物,塑造得鲜活生动。昆仑磨勒携锥杀猛犬,为主救红绡;红线盗节度使之金盒,以示警告;聂隐娘脑骨中藏匕首,可驰骋千里取人首级化水,其与妙手空空儿、精精儿的对战场面更似一场幻术。值得一提的是,侠客们虽身怀绝技,却并无嗜血滥杀的一面,如聂隐娘见罪官小儿可爱,不忍动手,怀有仁心善念。
至后世,侠客形象进一步确立。许多文学作品的情节依托侠士推进:《紫钗记》改自《霍小玉传》,黄衫客慷慨相助,使李益和霍小玉重逢,唐传奇的爱情悲剧至此成为大团圆喜剧。《聊斋志异·聂小倩》中,剑客燕赤霞身怀异术,妖魅不敢近,继而降服作祟之鬼,保住了宁采臣与聂小倩。清代频出侠义小说,如《三侠五义》《小五义》《续小五义》等,皆以侠客、义士故事为题材。
千百年来,这些侠义题材的作品润物无声,逐渐融入民族心理,成为民族文化的一部分。孔子言“勇者不惧”,认为勇而信是君子应当具有的美好品德。孟子提出“虽千万人吾往矣”的道德之勇。古老的侠文化在流变中浸染上儒家特质,“侠”与“士”在某种程度上都体现出对责任与道义的承担。也正因如此,武侠小说中,作者虽对武功描述甚详,但他们所要传递的主要信息是世间的情与义,带着浓厚的人间温度。
武侠小说中的主角并非主流话语中的帝王将相,而是侠客。侠客们的江湖是在雄奇幻想与心理期待中建构的一个平行世界,在这个世界中,侠士任情重义、少有束缚,以武力及法术匡扶正义,救人于危难——这是儒家不平则鸣思想的通俗文学表达,也反映了读者大众对满怀救世热忱的侠客英雄的期待。
当代武侠小说沿袭中国古老的侠义精神,书中侠客也多与“士”相似,具有独立不迁、信义刚直、一诺千金与嫉恶如仇的特点。同时,又将侠的精神升华:古龙笔下的侠客铁中棠,处颓乱江湖却积极进取,连敌人也承认其坚韧侠义,为天地间磊落英雄。金庸的《神雕侠侣》中,郭靖教导杨过“为国为民,侠之大者”,浸染着浓厚的儒家济世情怀。郭靖夫妇为保家卫国而战死襄阳,成为民族不屈脊梁,此为大义,更为大爱。
小说家们精心构建的江湖,成为国人心灵深处的田园牧歌:江南,塞外,沙漠,海岛,高歌纵饮,策马奔腾……虽处江湖之远,而秩序与侠义并存,生动多彩,情意拳拳。
许多人在悼念金庸先生时表示,年少时酷爱金庸小说,从中读出了仁义与忠诚,读出了宽厚与悲悯,并据此建立了自己对人生、对世界的认知。
由此想来,当武侠文化成为中华民族独具特色的一道文化盛景,并逐渐成为民族精神的一种底色时,忠义诚信也传播久远,直至今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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