她的写作秘诀，够普通人实践一辈子的

根据刘庆邦《王安忆的写作秘诀》整理简化。

至少在两个笔记本的第一页，我都工工整整抄下了王安忆的同一段话，作为对自己写作生活的鞭策和激励。

如果一个作家的写作真有什么秘诀的话，我愿把这段话视为王安忆写作的秘诀。

王安忆是这么说的：“写小说就是这样，一桩东西存在不存在，似乎就取决于是不是能够坐下来，拿起笔，在空白的笔记本上写下一行一行字，然后第二天，第三天，再接着上一日所写的，继续一行一行写下去，日以继日。要是有一点动摇和犹疑，一切将不复存在。现在，我终于坚持到底，使它从悬虚中显现，肯定，它存在了。”

王安忆说：“我写作的秘诀只有一个，就是勤奋的劳动。”

她所说的秘诀并不是我所抄录的一段话，但我固执地认为它们的意思是一样的，不过前者是详细版，后者是简化版而已。

很多作家否认自己有什么写作的秘诀，好像一提秘诀就有些可笑似的。王安忆不但承认自己有写作的秘诀，还把秘诀公开说了出来。

在她看来，这没什么好保密的，谁愿意要，只管拿去就是了。

的确，这样的秘诀够人实践一辈子的。

2006年底，中国作家协会召开第七次作代会期间，我和王安忆住在同一个饭店，她住楼下，我住楼上。

我到她住的房间找她说话，告辞时，她问我晚上回家不回，要是回家的话，给她捎点稿纸来。她说现在很多人都不用手写东西了，找点稿纸挺难的。

我说会上人来人往的这么乱，你难道还要写东西吗？她说给报纸写一点短稿。又说晚上没什么事，电视又没什么可看的，不写点东西干什么呢！

我说正好我带来的有稿纸。我当即跑到楼上，把一本稿纸拿下来，分给她一多半。一本稿纸是一百页，一页有三百个方格，我分给她六七十页，足够她在会议期间写东西了。

有人说写作所需要的条件最简单，有笔有纸就行了。

笔和纸当然需要，但一个最重要的条件往往被人们忽略了，这个条件就是时间。据说任何商品的价值都是时间的价值，价值量的大小取决于生产这一商品所需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的多少。

时间是写作生活的最大依赖，写作的过程就是时间不断积累的过程，时间的成本是每一个写作者不得不投入的最昂贵的成本。

王安忆认为写作是诉诸内心的，她不喜欢和人打交道，她看待内心的生活胜于外部的生活。王安忆几乎每天都在写作，一天都不停止。

她写了长的写短的，写了小说写散文、杂文随笔。

她不让自己的手空下来，把每天写东西当成一种训练，不写，她会觉得手硬。

她在家里写，在会议期间写，更让我感到惊奇的是，她说她在乘坐飞机时照样写东西。对一般旅客来说，在飞机上那么一个悬空的地方，那么一个狭小的空间，能看看报看看书就算不错了，可王安忆在天上飞时竟然也能写东西，足见她对时间的缰绳抓得有多么紧，足见她对写作有多么的痴迷。

但有些事情我不能明白，安忆她凭什么那么能吃苦？

如果说我能吃点苦，这比较容易理解。我生在贫苦家庭，从小缺吃少穿，三年困难时期饿成了大头细脖子。

长大成人后又种过地，打过石头，挖过煤，经历了很多艰难困苦。我打下了受苦的底子，写作之苦对我来说不算什么苦。

如果我为写作的事叫苦，知道我底细的人一定会骂我烧包。

而安忆生在城市，长在城市，父母都是国家干部，家里连保姆都有。应该说安忆从小的生活是优裕的，她至少不愁吃，不愁穿，还有书看。就算她到安徽农村插过一段时间队，她母亲给她带的还有钱，那也算不上吃苦吧。

可安忆后来表现出来的吃苦精神不能不让我佩服。

1993年春天，她要到北京写作，让我帮她租一间房子。

那房子不算旧，居住所需的东西却缺东少西。

没有椅子，我从我的办公室给她搬去一把椅子。窗子上没有窗帘，我把办公室的窗帘取下来，给她的窗子挂上。房间里有一只暖瓶，却没有瓶塞。

我和她去商店问了好几个营业员，都没有买到瓶塞。她只好另买了一只暖瓶。

我和妻子给她送去了锅碗瓢盆勺，还有大米和香油，她自己买了一些方便面，她的写作生活就开始了。

屋里没有电视机，写作之余，她只能看看书，或到街上买一张隔天的《新民晚报》看看。

屋里没有电话，那时移动电话尚未普及，她几乎中断了与外界的联系。

安忆在北京有不少作家朋友，为了减少聚会，专心写作，她没有主动和朋友联系。

她像是在“自讨苦吃”，或者说有意考验一下自己吃苦的能力。

她说她就是想尝试一下独处的写作方式，看看这种写作方式的效果如何。

她写啊写啊，有时连饭都忘了吃。

中午，我偶尔给她送去一盒盒饭，她很快就把饭吃完了，吃完饭再接着写。她过的是饥一顿饱一顿的日子，我觉得她有些对不住自己。

就这样，从四月中旬到六月初，在不到两个月的时间里，她写完了两部中篇小说。

她之所以如此能吃苦，我还是从她的文章里找到了答案。

安忆对自己的评价是一个喜欢写作的人。

有评论家把她与别的作家比，她说她没有什么，她就是比别人对写作更喜欢一些。有人不是真正喜欢，也有人一开始喜欢，后来不喜欢了，而她，始终如一地喜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