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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获》采访倪匡谈逝去的“帮主” 金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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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1-27 10: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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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获》采访倪匡谈逝去的“帮主” 金庸
2018年10月30日,金庸在香港逝世,享年94岁。10月31日下午,我打通倪匡在香港居所的电话,铃响数声,便有一把热情的男声接听。
“我是倪匡。”——声音一点儿也不像83岁的人。
“我是上海《收获》杂志社……”
话音未断,便听到那边高高兴兴地念叨开来:“《收获》呀!你们怎么可以订到?我去美国之前一直订了好多年,回香港后找不到办法了。”
没想到,最初与倪匡的对话,竟是这样开始。我连连保证,将会把今年杂志全部打包寄给他,才暂时结束这个话题。得知我们约稿的希求,倪匡沉吟道:这些年身体不太好,已经不怎么提笔为文。见他为难,我提议改为电话访谈,他欣然应允,约在第二天下午3点。末了,倪匡话锋忽地转回去,笑问道:“你说给我寄杂志,覅是寻吾开心?”
挂了电话,他那一口古早而略带狡黠的上海话,依然在我耳边跳跃。隔着一根电话线的香港“卫斯理”,说起话来,和弄堂口摇扇乘凉的上海“爷叔”是一个频道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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倪匡蔡澜送金庸最后一程
第二天,我们准时开始了访问。倪匡很健谈,思维敏捷,态度直率,我们的对话如同打乒乓球快发快回。一个多小时的通话中,每忆及往昔趣事,便听到倪匡于朗朗笑声中夹杂着他那些标志性的论断——“好玩到极点!”“好玩得不得了!”他真是一个以好玩为生活第一哲学的人。嗣后当我回听采访录音,惟有在他谈到“三个大头的朋友”尽去、“一张照片上五个人只剩我一个”时,声音静了一静,接下去便听到他低声说“很寂寞了”,但复又振作起来,绝不渲染悲伤。而他谈到金庸与他共读而同好的小说时,很自然地用了一个词——“最近”。
我注意到,自金庸先生去世以来,有许多媒体采访倪匡,希望得到一些情绪化色彩浓厚的回复,但自始至终他都表现得十分克制,不惜被人指责为“冷漠”“不近人情”。结束这次采访后不久,便是金庸先生出殡之日,倪匡对外表示自己不一定会去。
据传媒报道,11月12日下午,倪匡现身香港殡仪馆致祭金庸。本篇访谈发表之时,是2019年一月了。也许,通过本刊的这篇访问,我们能更真实地看到倪匡对金庸、对武侠小说、对一个香港才子时代的回望与情感。
1
特约记者:这几天,金庸先生去世后,很多传媒都是来采访您的。
倪匡:是啊,这几天电话费都用完了(笑)。
特约记者:您曾经在《武侠小说大宗师》里写,您有三个大头的朋友,金庸、张彻、古龙。您写道——“这三个大头朋友,头都大得异乎常人,事业上也各有成就,和这三个大头朋友在一起,常有一种极度安全感!就算天塌下来,也有他们顶着!”现在这三位朋友尽已去世了。
倪匡:今天还在网络上看到一张照片:金庸、黄霑、张彻、林燕妮、我。五个人,四个人去世了。只剩我一个了。很寂寞的,真的。我身体差到极点,百病丛生,举步维艰。但身体不好我也乐天。
特约记者:照片拍出来红光满面。
倪匡:那是血压高。我每天要吃五种降血压的药。我喝酒的配额都用完了,酒都不喜欢喝了。
特约记者:刚才提到的所有人,金庸、古龙、张彻、你、黄霑、林燕妮……在我们的记忆与印象中,你们都是叱咤风云、纵横香江的人物。
倪匡:我们都是普通老百姓。除了金庸之外,没有人可以用得上“叱咤风云”这四个字。
特约记者:这可能是我们对作家的想象,感觉你们把香港的一片文化天空撑起来了。
倪匡:消受不起。我们是对读者有一点影响而已。
特约记者:在你们这一代的文人中间,有没有某种精神是值得被记录的?
倪匡:我觉得是有精神的。我们这一代在香港摇笔杆的,都是非常率直而自主的,照自己的意志写。这是写作人最重要的一点。
特约记者:也非常勤奋,抓住一切发表的机会。
倪匡:香港社会容许这个环境嘛,编辑提意见你可以不听,你不听他可以不用,他不用你可以到别处发表。可以发表的地方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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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四大才子,左起:倪匡,金庸,黄霑,蔡澜
特约记者:在读者心目中,您的名字和金庸的名字一起出现在大众面前其实蛮久了。我们说到金庸可能就会想到倪匡,我们在列举香港的文学、文化、才子的时候都会提到你们。我看到您在微博上和网友说,不知道“香江四大才子”(金庸、倪匡、黄霑、蔡澜)这个称号是怎么来的。
倪匡:(笑)莫名其妙,不知道哪里钻出来的。我对外界讲的一切,完全都是不理会的。人家讲是人家的事,我是我。所以我看现在讲“网络欺凌”,我想这是不存在的嘛,你不去看,不去理会,它怎么欺凌得到你。网上骂我赞我的都有,我完全不理,管它的嘛。
特约记者:那您认不认可“四大才子”这个说法?
倪匡:金庸那么光彩,那么出色,我的名字和他的名字放在一起,不知道有多高兴。
特约记者:您认识金庸是在1961年,您到香港的第四个年头(《明报》创刊于1959年)?
倪匡:是在《明报》两周年时的一个场合,有人介绍我和金庸见面,就这样认识了。时间过去快六十年,我记得很确切。我那时还不是《明报》的专栏作者,在一家很小的报馆副刊上面写小说写杂文。一批从上海来到香港的文人经常聚会,我那时小伙子嘛,也经常挤在里面,上海人讲的“轧闹猛”。有几次金庸也在里面,我也在人群中见过他。那时他已经很出名,小说写到《神雕侠侣》了。那是一本非常好的武侠小说,我非常喜欢读。
特约记者:根据公开的资料,金庸先生比您年长十一岁,按中国生肖来说大了近一轮,长一辈。你们之间从最初认识到而后逐渐熟识、友谊加深,相互之间称谓有没有变化?
倪匡:我就叫他金庸,良镛。叫金庸的时候多些,叫良镛的时候少些。他就叫我倪匡。名字是用来给人叫的嘛,不重要。不过有时候开玩笑会叫他“查老细”,“老细”是广东话里“老板”的意思。哦,还有一个上海籍的朋友叫他“帮主”——江浙帮的帮主。(大笑起来)开玩笑的,没有这个帮。我们一些朋友在一起开玩笑的时候多哎,正经的时候很少。
特约记者:你们交谈用普通话还是广东话?
倪匡:用上海话。我是宁波人,上海人一大部分是宁波籍嘛,我讲的普通话完全是上海口音。我们两个的广东话都不灵光,但是当上海话不能表达的时候,就用广东话替代。广东话比上海话丰富。
特约记者:金庸先生在公众面前说话是慢慢的,您说话语速很快,你们后来熟悉了之后怎么聊天?
倪匡:我讲话语速是快到极点,想都不想的,要是叫我慢下来我会口吃,就讲不来了。我跟他性子是完全不同的。不过,他跟我讲话时,我倒不觉得他慢我快。他的慢是在有些场合,讲之前要想一想,他跟我讲话没有顾忌,不用思虑,自然就快了。
特约记者:他确实做过一段时间您的“老细”,从1962年您开始在《明报》副刊连载小说算起。可以这样讲吗?
倪匡:我觉得报馆老板跟副刊的编辑之间好像相互不发生作用。我可以不听他的话,他也可以不听我的话。但他说得有道理的地方我会听,当我在《明报》已经写了两篇武侠小说,金庸说让我再写一篇,我正考虑是不是再写一篇武侠小说,他提醒我可以写时代背景是当代的时装武侠小说,主角会武功,性格特别一点。于是我开始写时装武侠小说,写到第三篇时,我说:加一点幻想好不好?他说好!于是我在第三篇才开始写成“卫斯理”系列科幻色彩的小说,一写就是几十年。
特约记者:当时香港的文学环境怎么样?
倪匡:很繁荣的。报纸很多,大大小小有几十家,每家报纸上都有副刊,副刊上都需要小说。我不知道读者的阅读程度如何,至少都认得字,可以看得懂情节。我自己写作,同时也是读者。
特约记者:您当时写作的志向是什么?
倪匡:很简单,没有变过,就是靠写作拿稿费。我初到香港没多久,无以为生。什么活都干不了,去染厂做杂工,收入低得不得了。我去投稿,稿费数字让我很满意,我就想这一行干得过,我就可以去写小说了。我也不敢说自己写小说胜出很多人,只是我除了写作之外没有第二种谋生的本领嘛。
特约记者:后来,您和金庸都成为几十年屹立不倒的流行文化偶像。
倪匡:那绝对不好这样说,我和金庸不能比的,不能相提并论的。我写小说也很好看,我如果写得不好看,不可能写几十年写几百本,我也不敢妄自菲薄。区别只是好看程度和他的比差很远(笑)。他小说写得那么好,包罗万象,他是真正的大师。大仲马小仲马莎士比亚怎么比得上他?差太远了。
特约记者:这话是开玩笑,还是您经过比较得出的结论?
倪匡:当然是认真的。我从小喜欢读书,从五六岁看几百字的小说到现在七十多岁,没看过比他的小说更好看的小说。而且写作只是他的成就之一,他除了写作之外,其他的本事也大得不得了,他什么都会做,报馆都会开。你就算给我一笔本钱我也办不了这个报纸。我早几十年就说过,“中国上下几千年,唯一能够发家致富的文人就是金庸”,就他一个,想不到还有别的什么人。孔子有个学生叫子贡,也许很有钱,但他是另外做生意的么,不是靠文字。中国历史上、恐怕世界历史上靠文字致富的只有他一个。
特约记者:金庸对您也有很高的评价,1983年,金庸先生写过这样一段话来形容您——“无穷的宇宙,无尽的时空,无限的可能,与无常的人生之间的永恒矛盾,从这颗脑袋中编织出来。”
倪匡:哦,他是朋友捧场。他的副刊版面那么紧张,却能够让我长期写那么多的东西,当然他也是觉得我的东西过得去。
2
特约记者:你们交往多年,可曾有过分歧?
倪匡:我们都是很诚实的人,不过即使年轻时候也不像现在的年轻人这样意气,我们不喜欢争论,你保持你的见解,我保持我的见解,他写的社论里的观点,我在文章里表示反对,他也笑笑,我也笑笑。当然我们当面谈话很少涉及这些,都是在各自的文字里表达。曾经一位政治人物去世了,他在社论里写了他不少好话,我写文章表示不同意。他任由我发表,也并不删改。
特约记者:你们很像武林中的人物,只是比划两下,并不“过招”。
倪匡:也没有比划了,就是你打你的“降龙十八掌”,我打我的“梅花拳”。
特约记者:你们在一起比较多聊什么?
倪匡:聊武侠小说。他是一个包罗万象、深邃得不得了的一个人,他喜欢的东西之多,想研究想了解的东西之多……我只不过是他关于武侠小说的朋友当中的一个,他跟我大多数时间都是在讨论武侠小说,因为我从小就看,也很懂得武侠小说,一到香港一下子看到金庸的武侠小说,惊为天人。他更懂武侠小说,所以我们有聊不完的题材。每次见面和他讨论他的小说,分析情节等等,总是津津有味的。他的伴是很多的,有切磋围棋的朋友,有研究文学的朋友,还有研究历史的朋友,方方面面的博士朋友,教授朋友。我和他是在一个很小的点上交集。
特约记者:您给自己的定位是,和金庸进行武侠文学研究和探讨的朋友……
倪匡:没有那么伟大,不属于文学研究的范畴,也没有探讨那么紧张,就是聊天。聊天的朋友。
特约记者:上海交通大学有一位江晓原教授,他谈到您是这样说的,“倪匡是早期‘金学’的重要人物。一方面因为自己也曾写过武侠小说,另一方面因为他与金庸颇有交谊”。(《金庸、倪匡与戈革——再谈〈挑灯看剑话金庸〉》,江晓原)
倪匡:我是“金学”的开创者,不是“重要人物”。没有我就没有“金学”了(笑)。我自创一联曰“屡为张彻编剧本,曾代金庸写小说”,哈哈哈哈哈,真开心。
特约记者:我看了您1980年写的十册《我看金庸小说》。感觉您品评人物的标准是“真”。
倪匡:对!这是第一条。
特约记者:您也按古典方式分了上上品、上中品、中中品等……
倪匡:我也不知道我学了什么人,或许是学金圣叹。
特约记者:您本身就是纯粹的“金迷”,小说人物都在你脑中,信手拈来,十分自然,但又似乎经过了十分纯熟的思考与比较。
倪匡:我不是天才,没受过很高的教育,认识的汉字不超过三千个。而且我有学习障碍的,今天学的东西,明天就完全忘记,没有持久的记忆。我只有很小时候学的诗还能背出来。我之前住在美国时,没事情做就背李商隐的诗,每天背一首,我想总有一天能背完的。哪想到今天背得烂熟的,明天就忘记。但我因为对金庸的小说太熟了,完全没有参考原书,那套书八万字,两个下午就写出来了。不管写得好还是坏吧,总算是开创性的一本。
特约记者:要不是这本书,也许金庸武侠小说仍然停留在消遣娱乐类。
倪匡:那我想不会。就算我不注意到,也迟早会有人注意到它们的好处。我最烦看到学者分析这个“不可能”、那个“不可能”,这是完全不懂武侠小说;武侠小说就是写“不可能”的事情,按常理发展的事情怎么会交给武侠小说来写呢?!我只能哈哈一笑了。
特约记者:您给金庸小说排了个座次,依次是,《鹿鼎记》《天龙八部》《笑傲江湖》《神雕侠侣》《雪山飞狐》《倚天屠龙记》《射雕英雄传》《书剑恩仇录》《连城诀》《侠客行》《飞狐外传》《碧血剑》《鸳鸯刀》《白马啸西风》。您所开创的对金庸小说文学深度的观察,到了上世纪九十年代以后,似乎被大陆一些高等院校的学者接续过去了,形成了大陆这边的“金学”热、武侠学术热。这里面有没有您觉得还不错的?
倪匡:有有有,有很好的,有非常好的。陈墨先生的大量关于金庸小说的文章写得好极了,叹为观止,要比我那些文章的角度好得多了。
3
特约记者:那么现在就要说到“曾代金庸写小说”、您给《天龙八部》代笔捉刀这段著名的轶事了。
倪匡:对对对对,真开心啊。讲到现在几十年了,还有人在讲。
特约记者:金庸在新版《天龙八部》后记中有言,“《天龙八部》于一九六三年开始在《明报》及新加坡《南洋商报》同时连载,前后写了四年,中间在离港外游期间,曾请倪匡兄代写了四万多字。倪匡兄代写那一段是一个独立的故事,和全书并无必要联系,这次改写修正,征得倪匡兄的同意而删去了。所以要请他代写,是为了报上连载不便长期断稿”。你把阿紫写失明了,据说让金庸很生气?
倪匡:没有没有,他就笑了笑,就去清理这件事了。而且我跟他说这个道理,按照我的推测,阿紫的眼睛是一定要瞎的,我只是提前一点而已。因为她不瞎眼睛,她没法子跟游坦之谈恋爱的。游坦之戴上面具是一个怪人,摘掉面具是一个极丑陋之人,他们怎么谈恋爱?一定是阿紫眼睛瞎了,看不见游坦之面貌了,才会和他在一起。金庸把阿紫和游坦之安排在一起,上面的情节已经铺垫了很多,就是准备到后来阿紫眼睛瞎掉之后再发展下去。结果他接过我续写的部分,没有让阿紫眼睛立刻复原,就一直沿着这个发展下去,跟我的预料一样。
特约记者:当时港台的武侠小说家之间互相捉刀代笔,这种现象普遍吗?
倪匡:至少我本人给所有的名家都捉过刀的,哈哈哈哈。我给古龙、卧龙生、诸葛青云、司马翎,都代笔过的,好玩死了。这有什么不可以,写武侠小说本来就是游戏行为嘛。我捉古龙的刀,根本没有人能看得出来。我写了很多很多。古龙在报纸上连载《绝代双骄》,半年多没有给报馆来稿,我只好一直续下去了,写了差不多四五十万字。他稿费我照寄给他,无所谓的。等他重新出现,我已经把他笔下人都写得死光了,小鱼儿都受重伤了,怎么收场?他一来就得去收场。
特约记者:除了您之外,金庸还请别人代写过吗?
倪匡:我想除了我之外,他心目当中没有第二人可以碰他的小说了(大笑)。是否现在社会观念有了变化,大家觉得捉刀代笔很严重?我们那时候一点没觉得有什么。只要作者和代作者双方同意就完全没问题。有些出版商找古龙写稿,要求很好笑,说你一旦断稿,一定要和倪匡讲好,他肯续才行。然后出版商又倒过来通知我,说现在古龙答应给我们写稿了,万一断稿,你肯不肯续?你肯我们就签约。我当然答应了,我不能坏人家买卖。只有一次我是拒绝了,是因为报馆老板讲话不好听,他说你续稿,我出的稿费与古龙一样,我骂道你知道什么,我的稿费一直比古龙的高。那时候我喝酒喝很多,脾气很坏,一言不合就要闹崩。
特约记者:您的稿费一直比古龙的要高么?
倪匡:到后来,他的比我高一些。
特约记者:有人帮您代笔过吗?
倪匡:从来没有。我写稿很快的,一个小时可以写四五千字。
特约记者:金庸去世后,还有一位青年学子说,趁现在来得及,应有人给金庸作品作一详细的索隐考证,这个人选最合适是倪匡。对这个说法,您有何评论?
倪匡:我想这位先生大概不写小说。小说是虚构的,除非摆明是隐射小说,否则小说人物与现实人物结合是很难的事情。很早就有人说我像金庸小说里的“老顽童”周伯通,可是金庸写“老顽童”的时候我还没有来香港,这是不可能的。而且我虽然不怎么守规矩,很顽皮,可是我和“老顽童”不像的啊,“老顽童”做事没有原则,我是有原则的。
特约记者:索隐论很流行。坊间流传《倚天屠龙记》里的六大门派围攻光明顶是影射当年《明报》与《大公报》的一场论战。很多人对小说感兴趣,忍不住要和现实联系起来。
倪匡:什么?我觉得不可能吧,这样联想,想象力很丰富了。还是保留看小说的乐趣吧。
4
特约记者:您跟金庸先生一起出去旅行过?
倪匡:旅行过很多次。我本身非常讨厌旅行,每次他叫我,我都是“不得已而从之”。他说去哪里就去哪里。他叫什么人就什么人。我跟他相交五六十年,我主动打电话给他不超过五次。都是他找我。他请我吃过无数次饭,我请他吃饭大概也不超过五次。
特约记者:您为什么事情打电话或请他吃饭?
倪匡:有一次,我最记得,花了些时间考虑要不要给他打电话,结果还是没有打。那是因为我发现他写的小说里有错漏,我想,啊呀,应该告诉他。后来又想,报纸已经登出来了,错了也没法子当时改正了。他是个很严肃很认真的人,知道自己这个错处会很痛苦,我何必增加他痛苦,等到见面时再告诉他好了。反正读者看得出来的也不多。
特约记者:是一个什么错?
倪匡:是《倚天屠龙记》里金毛狮王谢逊与仇人成昆决战时,掉在地洞里打,打着打着忽然之间发生日食,天黑了。金毛狮王眼睛本来就瞎,他于是占便宜了。金庸写到,这一天是端午节,端午节“屠狮大会”嘛——你觉出问题来了没有?
特约记者:端午节……不会日食吗?
倪匡:嘿嘿嘿嘿嘿,你倒是很灵光,一下子看出问题在哪里。所有日食都是在这个月的农历初一。这是天体运行的规律。
特约记者:要让金毛狮王占便宜,就必须天黑,如果必须要发生日食,这个屠狮大会的日子就不能放在端午了吧?
倪匡:后来出书时还是放在端午,但另外想了个办法让天黑了下来。当天我若是打电话给他,他没办法改的。
特约记者:金庸先生懂那么多学问,倒是疏忽了这点天文知识。
倪匡:写小说都是急就章,哪里想得了那么多。我还写到过南极有白熊呢,卫斯理在南极杀掉一头白熊……咳!(笑)报纸连载小说,这种漏洞很多。后来出书都要改过来的。
特约记者:金庸武侠小说从五十年代到七八十年代已经在港台炙热,改革开放后又席卷到大陆,持续到今天,已经半个多世纪了。
倪匡:还会继续延续下去。他的小说真正是古今中外老少咸宜,一定会有人看下去,除非你不喜欢看小说。
特约记者:金庸先生去世后,很多人开始引用据说是他讲过的一句话——人生就该大闹一场,悄然离去。您怎么理解这句话?
倪匡:他也没有大闹嘛。我跟古龙稍微有点小闹,他根本没有闹过,他总是很严肃很认真,对于任何事情都是如此。他买个跑车,都开得那么慢,只超电车,哈哈哈哈哈。
特约记者:这一段我看到您在《倪匡论金庸》中详细写过,“金庸十分喜欢驾车,更喜欢驾跑车。最早,用过凯旋牌小跑车,后来,改驾积架E型。他驾积架E型之际,经常的速度是二十六哩。后来,又换了保时捷。保时捷跑车性能之佳,世界知名,到了金庸手中,平均驾驶时速,略为提高,大约是三十哩。曾有人问金庸‘你驾跑车超不超车’,金庸答‘当然超车,逢电车,必超车’。其性格中的‘稳’字,由此可见”。
倪匡:是是是,他很喜欢跑车,跑车很难驾驶,他还专程去学了高级驾驶,才能把这车开得很好。但学出来怎么样?还是开得那么慢。当然,你在香港也没法子开快车,那么小的地方,没一块马路是空的,但是三十哩也太慢了点。他不着急,安之若素。
特约记者:我看您很留意现在的文学作品,也读很多大陆的小说。据您看,未来的流行文化可能会是什么类型或什么主题?
倪匡:我只知道什么是好看小说。小说只分两种,一种好看,一种不好看。好看的永远会流行,不好看的就是我捧捧你,你捧捧我。小说不好看怎么能叫小说呢?就像不好笑怎么叫相声呢?这是我从大陆相声节目里看来的,郭德纲说的。我告诉你,金庸很喜欢看小说,我看到好看的推荐给他看,他看到好看的也告诉给我。我最近推荐给他的几部小说,他都很喜欢。最近一部他说好看的战争小说,作者名字叫都梁,小说名字叫《亮剑》,写得好极了。还有科幻小说家钱莉芳的《天意》《天命》,还有盛颜的武侠小说《三京画本》,那是金庸之后最好的武侠小说了。还有一本很古怪的书,叫《弄堂》,讲弄堂里各种各样小故事,非常有生活,好玩极了,看得他哈哈大笑。这本小说全部用上海话写的,像我这样的老上海,也只能看懂八成,还有两成要猜的喔。
特约记者:和您聊天,一直在笑。有没有我未曾问到的问题?
倪匡:我起初唯恐你找错了人,因为如果要问很高深的问题,我不是最佳人选,我是很随便很马虎的一个人,没那么严肃。但你刚才不像在访问,像是闲谈,这是最好的事情。
(本文刊于《收获》杂志2019年第一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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