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地外文明接触的尝试，串起了从古代通灵术到现代射电天文学的隐秘联系。在十九世纪末，叶芝所在的秘密会社“黄金黎明隐修会”（Hermetic Order of the Golden Dawn），已有借助“以太”和塔罗仪式进行太阳系通信和旅行的活动，而剑桥大学卡文迪什实验室（Cavendish Laboratory）在当时已经聚集了一批研究以太和灵媒的物理学家，在“二战”后成为射电天文学的重镇。可见在利用无线装置从噪声中搜寻交流的可能性这一点上，维多利亚时代的灵媒学与二十世纪的地外智能搜寻具有亲缘性。二者都希望和他者的接触是可能的，两种研究的对象都是人最痛切的关怀：哀悼、孤独、与死者和远方的接触。
“红岸”与“新边疆”同源的证据，来自冷战时期阵营另一侧的苏联。在二十世纪六十年代的苏联学界，宇宙社会学的最早建构，是多个有社会科学取向的地外文明研究方向的统称，比如地外文明的形成条件与可能形态、与其接触的预期情景及后果、未来太空殖民中人类如何与地外文明共存，以及星际旅行和空间研究对人类社会自身的影响。苏联天体物理学家卡普兰（Samuil Aronovich Kaplan）于一九六九年编写了这一领域的首部文集——《外星文明：星际交流问题》，后由专门为美国翻译苏联科技情报的“以色列科学翻译计划”（Israel Program for Scientific Translations）在NASA内部出版。卡普兰在开篇的导论中将宇宙社会学与宇宙生物学进行了对照性定义：如果宇宙生物学研究生命在地外环境下的起源和进化，则宇宙社会学要研究智能文明在此条件下的起源和发展，这一方面要借助对地球文明起源和成长的认识，另一方面要借助地外文明搜寻所可能获得的数据。
在七十年代，美国人类学会牵头召开了多次以“地球以外的文化”（Culture Beyond the Earth）为主题的会议来讨论地外生命搜寻的文化效果，卡尔萨根和阿西莫夫等科幻作家和他们的作品深度卷入了这些讨论。这些跨学科对话重点研讨与不同地外文化间的接触对于人类社会的可能影响，以及对“费米悖论”的各种解释路径。面对浩瀚星空中的“电磁静默”，学者们需要对“智能生命为何不与地球联系”给出合理推论。其中“动物园假说”认为地外文明已经在使用微型探测器观察地球，就像在观赏和研究动物园里的动物，这一情景从阿瑟·克拉克的小说《童年的终结》中获得启发，在这部一九五一年的作品的开头，外星文明对人类进行了持续数千年的观察，在人类即将飞向太空时降临地球，终结了意识形态对峙、军备竞赛和冷战。而另一种“死亡探测假说”则认为，具有猜疑和惧外特征的文明为了创造生存空间，可能一直在使用星际级武器系统性地消灭宇宙中的其他高等文明。这几乎是萨博哈根在六十年代《狂战士》系列故事的升级版，小说创造了一种可以自我迭代的人工智能，在宇宙中巡航猎杀智能文明，而飞出地球的人类后裔“太阳系人”成为宇宙中唯一具有情感、终结狂战士的正义种族。